——评孙五三译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著《传播学简史》
王一霖 四川大学2025级符号学博士
本书经由七个章节对传播学的历史脉络、思想流派、重要人物和关键概念等进行了梳理，为读者展开了一张传播思想地图。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这还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1]2因此，本书并不尝试为读者提供一套固定的、结构化的传播学史认识路径，而是想借此梳理传播思想史的组织脉络，给予读者一套入门传播学的“指南”，期盼读者可以由此出发探索，共同发展传播学和传播思想。
作者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夫妇，为法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本书是许多法国大学传播学专业经典的参考书目之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本书介绍了传播学的主要理论以及学科方法的发展；本书译者孙五三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媒介研究与传播学领域工作。对于传播学研究者而言，本书可谓短小精悍，值得诸位研究者一读再读。
本书评将依照原书的七个部分展开，梳理原书的思路，并尝试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一些学界新的研究方向和观点.
一、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传播
“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1]1最早的传播学概念触发于“社会有机体”的概念。19世纪末是传播学发展的雏形期：其发展的社会背景是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帝国主义随着殖民扩张而兴起，科学技术繁荣发展。工业发展，劳动分工的需求，使得“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法国哲学家圣西门以“生命体”比喻社会，是把组织视为网络的开始。[1]3社会如身体，其中的不同器官需要血液（网）的连接与沟通，社会分工也不断由简入深，传播如神经系统，沟通着有机体中的一个个系统。传播(communication)本意为交通，中文语境中，传播学也曾一度被翻译为“交通学”。传播的概念不局限于新闻信息的传递和发布，而可以追溯到社会系统的沟通发展，人类信息的交往，人与自然乃至非人类的生物世界的往来。
“孔德和斯宾塞都认为，社会是一个按照生物进化法则组织起来的完整的有机体。”[1]5有机体的进化和发展，一度成为人种学家、地理学家笔下的重要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观点曾一度因为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对于‘发展’的理解而复兴。”[1]5战争使得地理空间、地缘博弈等“网络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城市的逐渐扩张，城市“群众”增长成为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为了管理城市人口“必须建立一个系统来实现对司法和人口的统计控制”[1]6群体心理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
二、当传播遇上新大陆
国内教材对传播学史的讲述，往往以施拉姆所概括的“四大奠基人”为中心展开，这种叙述也使传播学常被理解为一门主要在北美语境中成形的社会科学。本书第二章则通过对新大陆传播思想家的重点讨论，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传播学发展脉络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在教材框架之外，看到这一学科更为复杂的历史生成过程。
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关注到了城市：传播与城市息息相关，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帕克关注人类社区，并大量借鉴了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他提出的“人类生态学”和“社会二分法”引发了学界的大量讨论，也伴随着不少争议。
同时，一批民族志学者也积极参与围绕着“城市”“街区”而进行的研究。库利提出“初级群体”这一概念，指的是“私人的面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基础的人类互动。[1]16他的“镜中我”等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库利的人际传播思想是后来米德“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源头。[3]57
谈到互动，战争就是一种互动密度极高的传播形式。阿芒曾在另外一本著作写道：“美国大众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史、战争史，‘四大奠基人’的研究几乎均与战争、社会控制相关，与国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361拉斯韦尔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就是如此，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战争过程中，舆论管控和宣传技巧备受学界关注，传播的功能开始被强调。
拉扎斯菲尔德是一位奥地利移民美国的学者，他的学术背景是心理学，与维也纳学派联系密切。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研究重心是媒介社会学；与芝加哥学派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社会参与传统不同，他“只想为他所谓的中立的媒介管理者提供实用的可操作的评估工具。”[1]24拉扎斯菲尔德所主持的《人民的选择》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剧烈反响，其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直接挑战了拉斯韦尔的机械的无差异的效果理论，有限效果论证明了大众媒体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且有限的。
拉扎斯菲尔德的同乡，卢因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起了一个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研究“群体决策”：他的学术背景是心理学和数学，在研究中融入了大量的数学概念，他提出的“场论”强调需要将个体行为放在环境的动态关系中去考察，提出的“把关人理论”影响了学界对信息传播过程的认识。“通过‘把关人’理论，勒温揭示了个人行为如何影响社会大环境建构（ecological setting）的过程。如果要改变社会结果，就要找到渠道中的把关人，改变他们的想法。”[4]42
四大奠基人的最后一位霍夫兰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研究也与战争密切相关。他关于“劝服”的研究成为学界的重要理论资源。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电影内容对美国士兵的影响，这些电影究竟对军队士气产生了什么影响？让军人产生了什么态度转变？其研究结论为劝服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如何改变个体心理、提供有劝服力的信息，以至于按照劝服者的意愿去行动。
美国和欧洲学界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米尔斯坚定地批评“官僚主义”社会学，以非实证的方式研究美国社会生活，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后世影响颇深，他的研究关注日常生活，反对将休闲和工作分开。同一时代，欧洲大陆的一位法国学者也在反对这种社会异化，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也关注到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当时社会思想造成的影响。
三、从“通信理论”到“信息论”
传播学模式的转型也受到了通信理论数学化的影响。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通信设备的发展；另一方面，信息逐渐在此过程中演变成为了可计算的、可编码的形态。多学科的发展给了研究者新的研究视野，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交融、互相借鉴，是信息论诞生的前提：信息这一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当时的生物研究。
“当香农阐明他的通信数学理论时，生物学领域刚刚开始结构信息和代码表。”[1]36这一观察背后是“无论机、生物体还是社会组织之间的通信，都遵循一个线性模式。”“香农感兴趣的是程序的逻辑。他的理论完全不设计信号的发送。”[1]25而“香农的最终模式提供了一条把技术简化为工具的途径。”[1]36系统理论的引入，有助于解释整体与局部的互动关系，把握传播系统的动态趋势，而非把传播简化为线性过程。
“熵”作为信息系统中的失序指标，同样受到了传播学界的关注。如上文所述，传播学应该注意到系统的复杂性。“我传-你受”线性的传播链条无法解释传播之全局，也就是说，信息不只是“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改变系统状态、帮助系统实现调节。控制论关注到了反馈的重要性，一个系统之所以能够稳定运行，不是因为它完全静止，而是因为它能根据反馈不断修正自己。
如本章最后一段写道，霍尔的跨文化传播巨著《无声的语言》关注到了不同文化中“无声的语言”的存在。非正式语言带来的“文化冲击”而引发的误解现象更进一步说明了传播系统的复杂性。传者和受者，重要性没有先后高低，二者都不是传播链条中可以被忽视的单一环节。传播活动的完成，往往依赖于双方在特定情境中的共同参与、彼此调适与意义协商，是一个在编码、解码、反馈与修正中不断展开的动态过程。
四、文化是工业？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受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开始关注到文化的发展趋势。”[1]44阿多诺既是哲学家，也是音乐学家，他认为“文化恰恰有一种品质，那就是拒斥能够测量它的那种思想。”[1]46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的讨论同样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霍克海默赞同阿多诺的观点，并表示“经验性社会研究把自己限制在绝对确切的数字之中。”[1]46
文化是工业吗？随着20世纪40年代，二战推动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演进，文化产品开始了被工业化生产的趋势。“电影、广播节目和杂志等———都像大规模生产的汽车或都市复兴计划一样，明显带有技术理性和有组织的设计与规划的痕迹。”[1]47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创立的文化工业理论注意到了技术理性导致的社会异化。文化，像被大规模生产的汽车，成为了商品。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的枯竭。
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机械复制导致艺术品的灵韵消失；另一部经典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技术和科学控制的表面的理性，实际上造成了个体被奴役，走向单向度的困局；哈贝马斯则强调重建“公共领域”，他透视了市场化之下的传播“制造舆论”，传播成为了一种商业模式，而舆论的自由讨论逐渐被侵蚀：“科学和技术潜力的完全释放无非是帮助统治和奴役制度的再生产。”[1]51
与此同时，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影响力在欧洲持续发酵。他梦想建立一种“包含所有语言（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和社会符号的科学通论”[1]53而罗兰·巴特则在索绪尔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其《符号学原理》为这样一种构想勾勒出了思想地图和问题指南。巴特的另一部著作《神话学》则着重于“涵指”以及“意识形态”，尝试解释“神话”的运作机制：如何“利用日常语言次级的寄生的价值显得‘自然’且‘自明’。”[1]55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书也影响了法国传播学界，该书在宏观层面讨论国家；福柯则在微观层面关注“制度”和“治理术”，；布尔迪厄则关注“隐形的暴力”和“符号资本”，
英国则是文化研究的重镇，究其原因，作者写道“英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关心不同文化形式的高下。”[1]65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就专注于“文化实践、实践和制度”[1]67伯明翰学派在方法上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又结合了英国民族志传统。意大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伯明翰学派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提出的“霸权”概念让伯明翰学派重新思考市民与国家的关系。
霍尔的《编码，解码》就是该学派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虽以电视传播过程为现实背景，但其理论关怀并不局限于电视媒介本身，而在于揭示大众传播中意义并非由传播者单方面注入、再由受众被动接收的线性过程。相反，媒介文本的生产、流通与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结构制约与意义斗争的过程。在“编码”阶段，媒介生产者会依据一定的制度立场、专业规范与意识形态框架组织信息；但到了“解码”阶段，受众并不会机械复制这一意义，而是会结合自身的社会处境、文化经验与认知结构，对文本作出不同方向的理解。
由此，霍尔实际上突破了传统传播学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的理解方式，转而揭示传播过程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权力关系与意义斗争机制。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出发，可以看到，传播意义并非封闭地固着于文本之中，而是在受众解码过程中被协商和重构。这一思路对于今天强调文化流动、主体互动与差异协商的转文化传播研究，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5]95
五、作为产业的文化
“1975年初，政治经济学派把研究的关注点从‘文化工业’转向‘文化产业’，这是一个重大发展。”[1]73其时代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依附”愈演愈烈，“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开始被讨论：其归纳的是一种世界各种文化产品的不平等交换状态。美国文化开始通过大众媒体入侵欧洲乃至全球市场，“一个社会被带入现代社会系统”。[1]75
在这一语境下，文化不再仅仅被理解为精神生活或审美活动的组成部分，而被纳入资本流通、产业生产与国际交换的体系之中加以考察。文化产品不只是意义的载体，同时也是可以被生产、复制、销售和输出的商品。正因如此，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格外关注文化产品背后的所有权结构、市场垄断机制以及跨国流通路径，试图揭示看似“自由交换”的全球文化市场中所隐含的权力不平等。文化传播问题也不再只是文本内容或受众接受的问题，而逐渐转化为关于生产控制、资源分配与全球秩序建构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了有关“信息和传播世界新秩序问题”的十年讨论。[1]77国际传播的“南北问题”开始被抬上讨论桌，世界的两极化，传播问题的“政治化”开始被重视。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在于，传播不再被视为中性的技术过程，而被明确置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加以审视。
其中所谓“南北问题”，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信息生产能力、媒介资源占有、传播渠道控制和话语表达权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播逐渐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谁能够生产信息、谁能够定义世界、谁又能够通过媒介机制将自身叙事转化为普遍叙事，成为国际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讨论，实际上推动了传播研究从媒介现象分析走向全球权力关系批判。
这一时代，由于电子传播的发展，“全球化”成为了世界传播图景中不可绕过的一个概念。[1]81传播开始不再局限于“媒介”转向“一个包括多种建设‘新社会’的技术的总体性概念”[1]84电子传播技术的扩张，尤其是卫星电视、跨国广播、计算机网络以及后续数字媒介的发展，使传播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边界被不断压缩，世界逐渐被组织为一个彼此联通又高度不平衡的传播网络。在这样的条件下，传播研究的视野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单一媒介形态，而是进一步关注技术系统如何重组社会关系、塑造文化经验并参与新的全球秩序建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研究必须同时面对媒介技术、资本逻辑与文化政治三重维度。作为产业的文化不只是意味着文化进入市场，更意味着传播过程被深度嵌入全球资本流通、技术变迁和国际权力结构之中。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也因此从单一媒介文本扩展为一个涵盖生产、流通、接受与支配关系的总体性过程。
六、回归“常人”网络与全球化
60年代起，微观社会学和结构社会学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后者“把社会置于主体之上，把结构置于时间之上。”[1]85日常生活开始被学界重新重视，人类个体之间的“交往行动”被广泛讨论。有关受众的研究开始受重视，这也激发了使用与满足理论、文化研究以及消费文化的相关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资本、技术、信息与文化产品的跨国流动，使世界被组织进一个彼此联通却高度不均衡的网络结构之中。第七章也提及了网络重新定义传播，也成为了全球基础建设的一部分，许多有关全球化、国际传播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萌芽生长。
在这一背景下，常人方法学率先将理论视野下沉到普通人的日常世界之中。加芬克尔写的《常人方法学研究》引发剧烈反响，“常人方法学研究日常情境中的行动的常识推理。”[1]86他关注的不是宏大结构如何笼罩社会，而是“常人”如何借助背景期待、情境推理和互动规则，使日常生活表现出可理解性与秩序感。换言之，社会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僵硬客体，而是在普通人的具体实践中被不断完成的。常人方法学的意义，正在于它把长期被宏大理论遮蔽的日常行动者重新带回社会研究之中。
传播研究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对“受众”的重新发现。早期效果研究和线性模式虽然并非完全忽视接收者，但常常将其理解为信息传递链条中的末端，或视为效果施加的对象。这一阶段的传播研究则明确进入受众的生活情境，考察其如何在家庭、社区和具体文化环境中理解媒介文本、安排观看活动并赋予传播内容以生活意义。由此，受众不再只是统计意义上的接受单位，而成为具有经验厚度和解释能力的日常主体。卡茨的“使用与满足”关注的是“人们用媒介做什么？”，以此强调“受者行为”。[1]98
而当网络与全球化相互叠合时，“常人”的意义又被进一步放大。全球化并不只是资本、媒介机构和国家力量的跨国流动，也深刻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通过数字平台接触远方文化、参与跨地域交往、形成跨国想象，并在地方经验与全球信息之间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位置。全球化因此不只是宏观体系中的抽象运动，其中也有普通人的媒介实践、消费行为、文化认同与关系连接被具体经验化的现实过程。
全书的最后，谈到了“后现代”：在后现代社会中，宏大叙事瓦解，身份变得流动，意义系统趋于碎片化，媒介、消费与符号环境高度交织。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通人既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也面临更深的符号裹挟与身份不稳定。主体不再是统一、稳固、透明的现代个体，而是在媒介景观、消费文化、网络连接和全球流动中不断被建构、拆解和再拼接的存在。作者也有幽默的乐观主义精神，写道我们在“走向新的知识形态”。[1]113
作者在结论部分呼吁我们思考新时代的传播问题，我们是谁？传播赋予我们什么？信息社会又将带来何种危和机？传播从来都不只是技术更新或媒介更替的问题，而始终是人的问题、关系的问题，也是社会秩序如何被建构的问题。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传播网络中理解自身、理解他人，并在信息流动中确认自己的位置；传播赋予我们的，不仅是连接世界的能力，也包括被塑造、被规训乃至被异化的风险。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既是前所未有的沟通可能、参与机会与文化流动，也是意义碎片化、主体不稳定和权力隐匿化的新危机。正因如此，重新思考传播，归根到底就是重新思考人在新时代中的处境与命运。
参考文献：
[1] [法]阿芒·马特拉, [法]米歇尔·马特拉;孙五三译. 传播学简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 [法]阿芒·马特拉. 传播的世界化[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3] 黄骏.传播是观念的交通:查尔斯·库利被忽视的运输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03):57-74+127.
[4] 胡泳,周凌宇.把关理论与现代社会的重构[J].新闻与写作,2021,(08):41-51.
[5] 马龙,刘露雅.编码与解码：“转文化传播”中的传承与创新[J].传媒,2022,(21):9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