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符号美学专题
彭佳
在生态批评和艺术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当代艺术的焦点正在从人类中心的景观制造，逐步转向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环境。这不仅指向创作场域的迁移，本质上更是艺术符号活动在“物性-符号性-艺术性”三联滑动之下的美学后果。因此在生态环境视阈下，不同于传统的对立立场，自然与艺术的已然演变成为了一个连续体。而在此种视角下，不论是自然的艺术化呈现还是艺术的自然化重构，其中作为美学对象的自然文本亟需以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视角介入加以阐释。从宏观的自然环境到微观的生态艺术，自然在人类符号活动介入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写、再造与激活，而生态符号美学则是试图系统地构建能够统摄多元生态环境艺术的整合性理论框架，以回应形式主旨各异的自然-艺术连续体。
实际上，过去西方艺术与美学观念长期将自然视作艺术的类比物，卡里科特 （J. Baird Callicott） 批评其以艺术鉴赏模式为核心而非自然本身存在之道的审美观，阿诺德·伯林特 （Arnold Berleant） 则进一步指出了传统自然美学对异质对象的审美排斥。然而，在“人类世”的时代语境下，自然已不再是纯粹的自在之物，传统的美感经验也难以为继。要理解复杂世界的生态美学脉络，必须突破这种审美桎梏，将之理解为一种符号适配（Semiotic Fitting）的动态过程，即美意味着生物体与“周围世界”（Umwelt）之间达成的意义契合与生存协调。生态符号美学的核心在于承认不同生命主体拥有各异的符号解码方式，重点关注生命体主体感知、经验以及自身意义世界构建的动态历程。而“周围世界”一方面在横向上融合了生态环境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在纵向上瓦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特权地位，将审美还原为生命网络中平权的感知节点。正是在这种生命体意义世界的感性生成与彼此形塑中，最终延展处由生命美向艺术美过渡的连续光谱。
与西方传统艺术观念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美学认为美感并非源自于对自然形态的外部类比，而是来自于心物共振的感应过程，身体则作为居间物成为审美经验的存有确证与联通心物的媒介基础。这种感应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共感”（Common Sense），它构成了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表征着审美主体与生态万物之间达成的一种整合性的情感共振。随着媒介语境的演进，这种符号化的调节作用已不再是局限于语言媒介中介于文化-自然之间的物类同感，更是在当代技术发展中进一步延伸至身体与他媒相融合所生成的联觉通感。正如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所指出的，技术“永远都会参与决定以何种方式呈现给世界和彼此”，它不仅重塑了生态环境的呈现方式，更在技术与具身的交织中实现了当代共感美学的重构，构建出一种全新的、跨物种的生态符号景观。
生态符号美学并非单一的、静观的外部关照，而是多重媒介叠加、去中心化的动态意义生成。长远来看，未来的美学观念需要在汲取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同时，整合自然生态、语言范式以及科技建构，在人类、自然与机器的联结共生中确立一种多元共生、跨物种共感的生态美学新范式。
在本专题所列的14篇代表性文献中，学者们的讨论涵盖了生态符号学基础理论、中西方生态美学思想、媒介与艺术实践、跨学科延伸等关键维度。其中，彭佳的4篇文献覆盖了生态符号美学的各个关照面，文献1聚焦自然象征的美学传统生成，呼应前文“自然的艺术化呈现”与“心物共振”的审美传统；文献2从符号学视角解析生物科技艺术的意义生产，契合“技术重构共感美学”“跨物种生态符号景观”的论述；文献3深入阐释“周围世界”的美学内涵，直接支撑生态符号美学中“符号适配”“生命主体意义世界构建”的核心观点；文献4以媒介为向度建构共感美学，完善了前文关于技术媒介对心物共感、联觉通感延伸的论述，构成了当代生态符号美学研究的核心脉络。萧振邦的《大地美学》一文聚焦大地生态的美学议题，补充了前文“自然-艺术连续体”中宏观自然环境的美学维度，丰富了生态美学的研究视域。曾繁仁的两篇文献，前者挖掘中国“生生”美学的跨文化价值，呼应前文中国传统美学“心物共振”的核心主张，后者系统研究生态美学基本问题，为前文突破传统审美桎梏、构建生态美学新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程相占的《生态美学引论》则进一步夯实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与曾繁仁的研究形成互补，完善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赵毅衡关于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研究，为前文“艺术符号活动在‘物性-符号性-艺术性’三联滑动”“自然文本的符号学阐释”提供了符号学理论根基，搭建起生态符号美学的理论框架。西方学者的相关文献则为我们打开了宽阔的国际研究视野，其中西比奥克（Sebeok, T. A.）关于前艺术的研究，呼应艺术与自然的符号关联；库尔（Kull, Kalevi）系统阐释生态符号学的核心内涵、研究方法及“自然文本”概念，直接支撑前文“生态符号学视角介入自然文本阐释”“构建整合性理论框架”的核心诉求；米哈依·洛特曼（Mihail Lotman）对“周围世界”与符号圈的研究，完善了生态符号美学中“周围世界”的理论阐释，与前文“符号适配”“生命网络平权感知”的观点形成呼应；而在最后一篇文献中，他梳理了生物符号学的发展脉络，为生态符号美学的跨学科延伸提供了理论参考。综上，这些文献既涵盖生态符号学、生态美学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又兼顾中西方研究视野，构成了生态符号美学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体系。
参考文献：
1.彭佳，《苔藓作为象征：一个美学传统的生成》，载《中外文论》2018年第1期，第5-26页。
2.彭佳，《符号学视域下的生物科技艺术及其意义生产》，载《外国美学》2019年第2期，第163-179页。
3.彭佳,李婷，《“周围世界”概念的美学出场：以生物艺术为研究对象》，载《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第191-206页。
4.彭佳，《共感美学的建构：以媒介为向度》，载《中国比较文学》 2024年第2期，第34-49页。
5.萧振邦，《大地美学：其议题探究与可能开展》，载《鹅湖学志》2000年第25期，第16-46页。
6.曾繁仁，《跨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中国“生生”美学》，载《东岳论丛》2020年第1期，第98-108+191-192页。
7.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第48-55页。
8.赵毅衡，《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载《文艺研究》2015年1期，第18-26页。
9.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20-125页。
10. 赵奎英，《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45-153页。
13.Biosemiotics: Its Roots, Proliferation, and Prospects. Semiotica, No.1/4, 2001, pp.61–78.
14.Mihail Lotman. Umwelt and Semiosphere. Sign Systems Studies, No.1, 2002,pp.3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