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伊然评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杨伊然 南昌大学2024级 戏剧与影视 硕士研究生
当结构主义的浪潮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席卷人文学术，叙事研究从印象式批评的模糊地带走出，开始寻求一套精确、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热拉尔·热奈特于1972年出版的《叙事话语》，正是这一转向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为分析对象，却并非单纯的作家论，而是一部雄心勃勃的方法论著作——从一部小说的具体机制出发，提炼出可通用于叙事文本的理论框架。十年后，热奈特又撰写《新叙事话语》，回应各国学者的批评与商榷，对原有体系做出修正与推进。1990年，这两部著作合为一册，由王文融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叙述学研究的奠基性文献之一。读这本书，感受到的不只是一套术语体系的严密，更是一位学者在“特殊”中寻找“一般”的理论自觉，以及这种自觉所带来的洞见与局限。
一、从语法范畴出发：时间、语式、语态
热奈特对叙事作品的分析，借用了三个语法范畴作为基本框架：时间、语式、语态。这种借用并非简单的术语移植，而是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分之上——讲故事（故事）、讲述故事的话语（叙事）、产生话语的行为（叙述），三者不可混淆。正是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三个范畴各自找到了确切的位置。
“时间”处理的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故事中的事件可以是多维的、同时发生的，但叙事不得不用线性的语言将它们先后排列出来。这种不对应本身就是叙事艺术的核心资源。热奈特在《追忆》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时间操作：小说以主人公失眠的记忆位置为起点，展开“广阔的往复运动”，叙述顺序的第一个时间远远晚于故事顺序的第一个时间。这符合西方文学“从中间开始”的古老传统，却因普鲁斯特大量运用倒叙、预叙、反复叙事而变得高度复杂。热奈特用“顺序”“时距”“频率”三个子范畴来捕捉这些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频率”的关注：故事中的事件可以发生一次或多次，叙事中的陈述也可以讲述一次或多次，两者的交叉组合构成了四种基本类型。在《追忆》中，反复叙事占据了惊人的比重——普鲁斯特的人物对地点特性敏感，却倾向于将不同时刻“混同”，这种能力正是“不由自主记忆”的经验条件。热奈特由此揭示了一个微妙的点：反复叙事不仅是修辞手法，它与小说最核心的主题机制“记忆”紧密相连。
“语式”涉及的是叙述信息的调节，核心概念是“距离”和“投影”。距离即模仿的程度，柏拉图曾将纯叙事与模仿对立起来，但热奈特指出，《追忆》恰恰打破了这种对立：一方面，它几乎全由信息量最大的场景组成，具有高度的“模仿性”；另一方面，叙述者无时不在作品中出现，充当材料提供者、评论家和隐喻制造者。这就产生了一种悖论性的叙事效果，既贴近人物的感知，又被叙述者的声音所穿透。至于“投影”，即视点的选择问题，热奈特提出了著名的“聚焦”理论，将叙述情境分为无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类。在《追忆》中，总体采用主人公的内聚焦，其他人物因此显得神秘，连描写都始终与主人公的感知活动相连，但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聚焦又与主人公聚焦同时并存。热奈特把这种现象称为“变音”，意指对主导语式规则的暂时违反。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已经暗示了任何分类体系在面对普鲁斯特这样的小说时都会遭遇的弹性限度。
“语态”则指向产生叙事话语的那个主体——叙述行为。热奈特从叙述时间、叙述层次和人称三个方面展开。叙述时间不同于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它指叙述行为发生的时刻；叙述层次涉及的是故事中嵌套故事的元叙事结构；人称问题则直接触及《追忆》最特殊的地方：主人公、叙述者和作者三者集于一身。它既已是第一人称叙述，又往往是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或作者的叙述。热奈特认为，这种结构破坏了小说叙述的惯例，动摇了叙事话语的逻辑。他不是在批评这种破坏，而是在描绘它实际运作的方式，而这恰恰是叙述学不同于传统小说美学的立场所在。
二、方法的自觉与自我修正
《叙事话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自身方法论的自觉。热奈特在绪言中坦言：“我在寻找特殊时找到了一般，在希望拿文学理论为文学批评服务时，却不由自主地拿文学批评为文学理论服务。”这句话道出了这本书的独特气质：它不是先搭好理论框架再去套文本，而是一头扎进《追忆》的具体肌理，让范畴和分析从材料中生成。读他对普鲁斯特叙事节奏的计算会感到一种近乎实证的快感，比如用190页叙述3小时，或用8行概述12年。但热奈特并不停留于此，他始终在做从“特殊”到“一般”的飞跃：这些范畴应该能够适用于其他叙事文本，甚至适用于小说以外的叙事形式。
问题也因此而生。《叙事话语》出版后，范·雷斯、米克·巴尔等学者在各个方向上提出了批评，而《新叙事话语》正是对这些批评的集中回应。热奈特在回答中有时修正，有时坚持，有时把问题推向更深的层次。一个核心的分歧在于：叙述学究竟研究什么？热奈特旗帜鲜明地主张，叙述学的对象是叙事的方式，而非叙事的内容——“叙述体的特殊性存在于它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它的内容里”。而保罗·利科又在《时间与叙事》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叙事应以对象即“事实的安排”来界定。米歇尔·马蒂厄-科拉后来试图调和这两种立场，建议同时承认狭义叙述学（限于话语叙事）和广义叙述学（涵盖戏剧、电影、连环画等一切叙事形式）的存在。这个争论在《叙事话语》中译本出版时还远未终结，而它指向的其实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形式与内容的分割，在叙述学中是否真的可能？热奈特将描写视为叙事的“辅助”，将人物话语归入“语式”范畴来处理——这些选择本身已经暗含了对叙事内容的选择性取舍。方法论的工具箱越是精确，它所排除的东西就越是可被追问。
三、从文本中读出的沉思
王文融在译者前言中，将《叙事话语》置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学术脉络中加以定位。读这篇前言本身就构成了阅读正文的前提背景——它勾勒出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托多罗夫、罗兰·巴尔特等人如何一步步将“文学性”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热奈特继承了这个传统，但他的手感更为细腻：他关心的是叙事文本中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语法选择，比如为什么用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为什么用“他”而不是“我”，以及这些选择背后隐藏的叙事策略。
不过，这种细腻也带来一种隐秘的限制。《叙事话语》把几乎全部注意力投向《追忆》，而《追忆》是一部极端特殊的小说：它长达七卷，以记忆和时间为主题，叙述结构本身就与主题高度缠绕。热奈特从中提炼出的范畴（尤其是关于时间倒错和反复叙事的分析）是否真的如他所愿具有可推广性？对于一部遵循严格线性叙事的现实主义小说，许多概念可能都显得过于繁重。这并不是否定热奈特的工作，而是说，《叙事话语》真正的价值或许不完全在于它所提供的分类体系本身，而在于它展示了如何在微观层面把一个文本读透、读穿。那些关于《追忆》的具体判断远比抽象出来的理论模型更令人难忘，譬如他发现普鲁斯特的描写“始终与主人公的感知活动联系在一起，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洞察只有细致到毫厘的文本分析才能抵达。
四、总结
《叙事话语》出版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结构主义的高峰早已过去，叙述学也不再是显学。但热奈特留下的问题并未过时：我们如何谈论叙事？用什么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分析？《叙事话语》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套工作的方式：拆解叙事时间、跟踪视点转换、辨明叙述层次。这套方式的魅力与局限共同构成了它的价值。读这本书，最好带着一种双重眼光，一边跟着热奈特进入普鲁斯特叙事的精密机制，一边保持对这套机制本身的审视。毕竟，对方法的自觉，正是热奈特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