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海外30余位著名学者和大陆百余位中国文论研究名家济济一堂，探索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20余篇，探讨中国文论的古今通变、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评点与选本，以及中国文论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性，深度广度均有突破，反映了海内外研究中国文论的新格局、新水平。复旦大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镇，先后于2000、2005年召开过两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海内外学者交流和对话建立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西方文论的借鉴与本土化
阿伯拉姆斯（Abrams）在《镜与灯》里提出作品、作者、宇宙和读者的艺术四维坐标，在英美学术界引起轰动。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英美汉学界引用或参考这种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最著名的是刘若愚先生197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有多种汉译本。近年来，随着对“以西释中”模式的警觉和反思，学界对刘若愚的这种学术方式提出了批评。会上，王靖宇先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指出，在比较不同文学时，比如考虑到彼此所具有的不同文化背景，文学因时地和文化背景而异，但也有其所以为文学的共同（通）性。适用于分析西方文学的方法，并非绝对不能用在中国文学的分析上。
王润华先生（台湾元智大学）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位被遗忘的芝加哥学派批评家卢飞白。这位批评家之所以被重新提起，因为他曾试图以精湛、丰富的西方文论学养，及诗人敏锐的文学感受力来展开中西文论的对话，这一点，从他发表的论著里可以看到，在其研究计划里亦可见出。但，他的早逝使之中止。我们后辈学者应该继续这一方向。
李春青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学阐释学之间所存在的相通性，强调这种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借鉴意义。其借鉴的重要前提是需要经过“本土化”之过程，也就是将文化诗学与中国固有文论方法与路向结合起来，以适用中国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起中国的文化诗学。
徐志啸先生（复旦大学）主要考察了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寻求中西文学汇通的相关论述，分析了他对中国诗学和中西文学比较独到的研究路径。叶维廉认为中西方文学中存在共同的“模子”，这种“模子”是文学结构行为的一种力量，通过它可以找到人类共同的文学规律。
这方面的文章虽并不多，但发表者均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其启示意义是重大的。正如评议人王先霈先生（华中师范大学）所说，中西文学有其共通的一面，文学思想可以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其发展却必然要在交流、碰撞中实现。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恰当分析运用西方文艺理论，也当向世界介绍我们自己的文论，使西方学界从我们的理论中吸取可借鉴的东西。
评点汇辑之文论价值
评点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自南宋吕祖谦开始，各体评点渐渐蔚为大观，且出现了清代金圣叹这样的大评点家，出现了将各种评点汇集一起的汇评。这些评点、汇评的文论价值如何呢？这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又一热点。
黄霖先生（复旦大学）以大量难得的文学批评史料为基础，充分论证了文学名著汇评本的文论价值。他认为汇评的优势之一是能汇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充分显示百家争鸣的特点。如，将同一篇作品截然相反或尽人一致的评价汇集一处就形成这种特色。其价值还表现为在理论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内涵。他以我国古代叙事理论中的“文法论”为例进行了说明，并特别拈出了古代文论中的“态”、“恰”等范畴加以实证。
王基伦先生（台湾师范大学）切入评点学的角度是其中的“笔法”。他详细探讨了南宋至清初古文评点与小说评点较适合讲求“笔法”的原因，借此阐明各种“笔法”被提出来的重要性。期盼经由宏观的视野进入微观的细读文本的批评与讨论，以使评点学之“笔法”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马卫中先生（苏州大学）则对清人辑选清诗总集评点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论。他认为总集不仅是作品的总汇，还具有文学批评功能。他从圈点批注、诗话以及宛如读者沙龙的诸多读者汇评等方面分析了清诗总集评点的不同形式，论述了它们对于研究清代诗学的文献价值。
这一类的文章还有杨绪容先生（上海大学）的《朱石津校订<西厢记>：又一个“前元旧本”的批点本》，罗剑波先生（复旦大学）的《陈深与<楚辞>评点》、杨秀礼先生（上海大学）的《刘辰翁<道德经>评点研究》，杨?[先生的《言为心声？言违心声？——以王文治批点本<灵岩山人诗集>为例》，房瑞丽先生（浙江大学）的《明代<韩诗外传>评点论略》，李卫军先生（商丘师范学院）的《浅谈<左传>评点的文章学价值》，等等。这些论文对重新认识评点、汇评的文本性质，发掘其中的文论价值很有意义。诚如评议人张高评先生（台湾成功大学）所说，评点本、汇评本的确给读者提供了方便，增强了阅读兴趣，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文论经典再解读
文论经典像其他学科的经典著述一样始终是中国文论研究的中心文本。无论是《文心雕龙》、《诗品》、《文选》，还是《沧浪诗话》、《艺概》等均是如此。这次会议上，它们再次成为一些学者的关注焦点，涌现出不少富有启示的新识见。
王先霈先生（华中师范大学）针对《文心雕龙•史传》篇关于“传体”的论述，指出了“史传”的“传体”并非“经传”的“传体”，明确了“传体”的书写原则。随后，重点剖析了“传体”的重要特征是“原始要终”，并指出其所包含的叙事学思想。在现代叙事学的观照下，指出《史传》篇乃是从理论上总结古代历史叙事的经验，它对于后世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董乃斌先生（上海大学）则另辟蹊径，探讨学界较少关注的刘熙载《艺概•诗概》中的诗歌叙事观。他认为中国诗歌有两大传统，除了被广泛强调的抒情传统之外，还有一个叙事的传统，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一传统的研究。他从《诗概》中将叙事、抒情对举的概念确认、对咏史诗叙事成分的辨析及杜甫、白居易诗歌叙事性的讨论三个方面揭示了刘熙载诗歌叙事观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重大意义。
甲斐胜二先生（日本福冈大学）以孔颖达的“诗人”观为中心考察了《毛诗正义》对中国文论的贡献。他认为《毛诗正义》在文论方面最大的贡献是详细说明了“诗经诗文”的发生和其“诗经诗文”的效果，给当时士人阶级提供了“诗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在经学理论上确立了当时“作诗人”在社会思想上的地位。
刘卫林先生（香港城市大学）对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的妙悟说进行了新的解读。他从阐述严羽妙悟说的诗禅观念入手，追溯佛学上妙悟观念的具体含义，由此说明严羽妙悟说理论架构的建立，及这套诗禅学说与宗杲禅学妙悟观念之所以相异的具体成因，亦由此阐明严羽的妙悟说与皎然的取境说在诗禅观念上彼此契合的所在。
卢盛江先生（南开大学）结合对诗学史押韵形式发展过程的具体考察，探讨了《文镜秘府论》天卷中《八种韵》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八种韵》是盛中唐之际诗学的重要文献。我们既需要从诗学史来认识八种韵，又可以从八种韵来认识诗学史。
葛云波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细读《文选序》入手，结合萧统思想的考察，以及诸多史料语例的分析，对“事出”二句的意义作了新的诠释，指出其祖述儒家五经的特征，以及“事出”四句与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的关联，并指出“事出”二句是《文选》大部分文章选录的标准。
这类文章还有戴景贤先生（台湾中山大学）的《论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学本质论及其玄学基础》、力之先生（广西师范大学）的《据于儒经与面对文学——论<文心雕龙>“剖情析采”与其“文之枢纽”的价值取向之差异问题》、欧阳艳华先生（澳门大学）的《神理与物色：<文心雕龙>体道思想渊源》、归青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文心雕龙•征圣>“正言”解》、胡耀震先生（江西师范大学）《刘勰论陶渊明和<文心雕龙•隐秀>补文真伪新证》、梁临川先生（上海大学）《<诗品>原貌再考》、汪习波先生（复旦大学）《<典论•论文>“齐气”新诠》、雷恩海先生（兰州大学）《<唐诗鼓吹>的批评标准》，等等。这些文章或从文献考证入手，或就哲思背景溯源，或对某些经典论述进行再探讨，内容非常丰富，提出了不少新见，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古代文论范畴、命题、审美关系、艺术思维新探讨
中国文论中的范畴、命题最能体现华夏民族的审美特点，它们植根于中国古人特有的艺术思维方式。这次会议有关这一方面的发言多富有创见，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的确能引人远思。
陈伯海先生（上海社科院）为了给古典诗学中“意象”这一概念正名，首先梳理了“意象”概念的源流变迁，认为“意象”即“表意之象”，但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因为构建“意象”的不仅是“物象”，还有“事象”、“情象”与“理象”。“意象”是艺术家的诗性生命体验的对象化显现，“意境”则超越了“象”的层面，它由“象”所生发和建构。
兴膳宏先生（日本京都大学）通过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诗品》等文献中“清”字用例的考察，梳理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在人物和文学评论中诸多概念的发展变化。
詹杭伦先生（香港大学）选取“文如其人”、“文无常体”、“文章本色”和“文章之妙”等四个文章理论命题展开讨论。他认为对“文如其人”的考察可以启人思考“文不如其人”的现象；“文无常体”，但以有体为常，必须辩证地看待文体通变的趋势；“文章本色”含义甚广，需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文章之妙”是对文章创作与欣赏中虚实关系的把握。
张晶先生（中国传媒大学）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在论述审美关系方面的独特性最能体现中西方美学的不同形态特征。体现为：一、“感兴”是对审美主客体关系最为独特的理论范畴；二、“意象”是对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之结果的独特理论范畴；三、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独特品格皆有深刻揭示。
蔡宗齐先生（美国伊利诺大学）采用所谓概念导向的源头研究方式，通过梳理早期哲学文本中诸如“意”、“象”、“言”及其相关术语所表达的多重概念，来判别陆机、刘勰使用这些术语的概念导向，以此探讨他们文学创作论的哲学思想基础。
张毅先生（南开大学）认为以“神韵”说著称于世的王士祯以神韵论诗多为即兴的片段表述，混合着对唐诗兴象、禅悟、文人画和言外之旨的审美体验。将“神韵”理论化的是其再传门人翁方纲，他不仅有专门的《神韵论》，还有与之相关的《格调论》和《师法论》。翁氏论诗的主旨是“求‘神韵’以‘肌理’”，这就使原本宗唐的主张演变为替宋诗张目的说辞。
袁济喜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则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即从风俗批评到审美批评。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既沉潜在精英文化之中，又浸润于社会风俗之中。他以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为解读文本，具体说明了这一全新角度的实践路径。
许建平先生（上海交通大学）从汉字的特点切入，考察汉语言的独特性及其所表现出的中原民族象会与意会的意象思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汉民族意象叙事所具有的体验性、模糊与空灵性、场景化与抒情性、独立性与跳跃性和对称循环性的民族叙事风格。
另外，吴建民先生（徐州师范大学）提出了“命题”与古代文论之建构的问题，强调重视“命题”研究；陈允锋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对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风骨观进行了述论；刘培先生（山东大学）探析了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徐艳先生（复旦大学）对司空图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李翰先生（上海大学）对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进行了评估；邓新华先生（三峡大学）对“妙悟”与“活参”进行了探讨；黄鸣先生（中央民族大学）讨论了《周易》易象对《礼记•乐记》乐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