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和性”意识中的俄苏符号学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
翻开世界符号学研究的历史地图，在原苏联的版图上，符号学大师云集，硕果累累。米·巴赫金（М.Бахтин）、尤·洛特曼（Ю.Лотман）、鲍·乌斯宾斯基（Б.Успенский）等均是堪称世界级的理论家、思想家，还有毕生致力于符号学研究的一大批理论家，如塔尔图学派的З.Минц,В.Топров, Б.Егоров, И. Чернов，А.Пятигорский,М.Лотман等，莫斯科学派的Вяч.Вс. Иванов, И.Ревзин, Ю.Левин等。也许除了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塔拉斯基领导的赫尔辛基大学设在小镇伊玛特拉的符号学研究基地，很难找到像塔尔图大学那样的专门研究符号学的机构和组织。
其实，某一个学派或区域的研究水平自然不应取决于理论家和研究成果的数量，而应是表现在能够反映研究水平的特色上。然而，俄苏符号学的研究特色则很难归纳和总结，也许“多元”和“对话”就是该学派研究的主要特色。记得2008年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国符号学年会上，一位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学者就直接说道：“符号学研究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多元”。俄苏的符号学家们或许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在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沿着俄苏符号学研究的轨迹，如果从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题为“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学术研讨会算起，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如若从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来看，俄苏符号学发展的历史则更早，甚至可以推进到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前，是俄苏符号学发展的主要时期，几乎所有的俄苏符号学大师也都主要活动在这一时期。巴赫金和洛特曼先后逝世于1975年和1992年，他们均是苏联时期的符号学家。只有出生于1937年的莫斯科大学教授乌斯宾斯基，一直至今还在符号学的领域耕耘着，但是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在苏联时期也已经形成。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苏联时期，能够诞生出以“多元”和“对话”为特征的符号学派呢？ 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虽然为苏联迎来了学术“解冻”的春天，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的继承者们得以用符号学的研究延续该学派的精神，但是俄苏符号学的学术精神却不可能是源于“解冻”，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根源。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是如此，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也是如此。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民族，几乎在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主要领域都渗透着东正教的文化精神，也正是这一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无疑也直接影响了符号学。俄罗斯斯拉夫派领袖阿·斯·霍米雅科夫在概括东正教会的本质时，曾经提出一个神学概念“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以表明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新教会之间的根本不同。该词的词根是“聚会”的意思，“‘聚’是指依靠着信仰为了一个焦点而结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这就是‘聚和性’的含义”。这里一共由两个关键字：“聚”与“和”。“聚”是在统一的信仰下，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众多信徒自觉自愿地走到一起，而这种聚集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这里突出的是东正教会的精神性。“和”就是显示东正教会的有机性，每一个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性，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统一。“聚和性”反映了俄罗斯民族东正教信仰的实质，即由内向外的和谐的精神有机体。因此，在俄苏符号学界，不同的理论家均是一个个思想独立的“和”的个体，保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能够非常自愿地，发自内心地与别的理论家“聚”在一起，和睦相处。他们在同一个 “信仰”，即共同的学术理想和追求下，相互包容、相互对话、相互促进。
东正教“聚和性”的作用并非是把各种人物和观点简单地聚集起来，而是一种“意识”的“聚和”。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谢·尼·特鲁别茨科伊在《论人类意识的本质》中，深入阐释了“聚和性”意识。他认为，“聚和性”意识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个性意识，也不只是集体意识，而是个人意识、集体意识与普遍意识的“三位一体”。在理想的人类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内在地拥有“聚和性”意识，这一意识的主要特征就是爱，爱是连接理想社会个人之间的纽带。在原苏联学术界，这种爱就是对真理的爱，是可以排除外界干扰的学术追求以及对自己国家的爱。
在原苏联的理论家们之间，有的政治观点迥异，但学术观点相近；也有的学术观点不一，却政治立场一致；更有的虽然继承着本学派的学术精神，然而能够对前辈的学术观点持批判态度。不少学者在学术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平时依然是好朋友，和睦相处。巴赫金遗产的继承人巴恰洛夫和科日诺夫，两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政治观点上分歧很大，前者拥护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化，而后者则倾向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俩人有时还在电视上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在研究巴赫金的学术理论和思想上，他们是非常一致的，共同研究和推广巴赫金的学术思想。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领袖尤·洛特曼在学术精神上，继承着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传统，但是他非常尊重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巴赫金，并且积极地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中汲取营养，把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引向深入。莫斯科大学的乌斯宾斯基教授主要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语言小组的轨迹前进的，可是他在洛特曼文艺学研究的影响下，甚至先于洛特曼撰写了专著《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的结构和结构形式类型学》（1970）。后来在相互的积极影响下，两位伟大的学者都走向了文化符号学。
巴赫金虽说在理论上主张“对话”，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学者，很少与同时代学者或他的同事们“对话”。他的特点是擅长与前人的学术思想“对话”，尤其是挑战权威的学术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与他的伙伴们组成的第一个学术团体就是“康德研讨小组”，然而他在20年代写下的《走向行动哲学》一文，以康德作为抨击对象，指出，抽象思辨的“理念主义”致使现代人“行动的贫困化”。1924年，他来到形式主义学者活动的中心——列宁格勒著名的艺术史研究所，他不久却写出了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术专著《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1927）。当文艺学界突显悲剧的意义时，他却张扬喜剧的作用，强调“笑”的功能，通过“狂欢化”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
塔尔图大学的美学家列·纳·斯托罗维奇（Л.Н.Столович）教授，于2005年在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就区分了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研究特征。他明确指出，西方哲学主要探讨的是知识理论、认识论；而俄罗斯哲学则更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审美问题以及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在斯托罗维奇看来，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与文学艺术、宗教活动的美学探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从古罗斯宗教艺术活动的源头追朔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产生，努力揭示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与宗教文化和艺术之间的联系。
回眸20世纪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两端的世纪之交，都是俄罗斯宗教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如果说与19世纪之交，涌现了像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等一大批宗教文化理论家，而与21世纪之交则是宗教文化的回归和复兴。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借用福音书中的话说，一个世纪的终结并非是一个百年的结束和开始，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信念、一种人们交际方法的出现。
显而易见，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兴起或复苏，催生和推动着俄罗斯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俄苏符号学界世界级大师辈出、理论家云集、研究成果丰硕，均是与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与“聚和性”意识联系密切。可以说，“聚和性”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俄苏符号学的研究，俄苏符号学又推进着俄罗斯社会的“多元”和“对话”。
本文则力图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探索他们如何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的不同途径, 共同走向社会文化系统研究; 揭示他们怎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构建多元共生的批评模式, 从而指出他们对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符号域是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是同一个民族文化中各种符号和文本存在与活动的空间。这一范畴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整体观,有助于人们研究文化语言的构成、文化中各个符号系统的运作机制。
洛特曼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把电影文本看作是一个面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统。在洛特曼看来，电影的本质就是讲述故事，即电影具有叙事性，于是电影如何借助符号进行叙事遂成为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立足前科学时代人类业已形成的神话认知模式,把它作为构成文本情节的最原始语言。它完成着对叙事文本的情节建构功能,在它被从循环时间翻译入线性时间后,不断地复杂化,人物在各个空间之间的往返,形成了现代文本中错综复杂的情节,但穿越时空的隧道,这种和神话核心同拓扑的结构依稀可辨。
本文首先运用该理论揭示了转喻产生的机制,认为转喻的使用破坏了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二元对立的平衡性,导致能指和所指的不对称,不对称的结果是产生新意,也就是词义的分化,这就从微观角度印证了洛特曼的文化创新机制观,然后从符号的意指系统、符号的轴列关系和符号的述谓关系出发对转喻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多维度阐释。
塔尔图学派与洛特曼美学思想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借用生物学理论,把艺术当作独立的生命,通过“外文本”和“文化链”的形式,将艺术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而既真正解决了艺术独立问题,又成功填平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间的鸿沟。
本文旨在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的核心概念———文本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客观地阐释洛特曼文本理论的内涵、实质及其发展变化,并试图以此揭示出洛特曼文本理论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小组的重要人物都来自俄国, 他们的思想不可能不对自他们以后俄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但洛特曼反对将形式主义视为其结构主义的重要来源, 更反对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混为一谈。
透过对洛特曼学术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揭示洛特曼融合生物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拓扑学等自然科学方法, 创建从宏观视角把握文化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和比较不同文化的尺度。
通过对莫斯科- 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先驱洛特曼与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巴赫金的对比, 诠释洛特曼和巴赫金在世界观(主要是宗教和哲学思想) 和符号学理论(主要阐述二者符号学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时空”论和“对话”论两个方面) 研究上的差别, 探讨洛特曼符号学派对巴赫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相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