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问题简介
———代主持人的话
赵毅衡
二元对立中，对立的两项总是不对称，这个现象很早就被人注意到。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论卷中有长文，其中引魏源《古微堂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正一副。”钱锺书评论魏源这段话，指出此为“三纲之成见，举例不中，然颇识正反相对者未必势力相等，分‘主’与‘辅’。”他认为魏源发现对立项之间总有不平衡，是很敏感。
用标出性来解释语言学这种二元对立之不平衡，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在给他的朋友雅科布森（Roman Jakobson）的信中提出的。特鲁别茨柯伊是音位学的创始人，而雅科布森是现代符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的讨论受到语言学界高度重视。但至今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局限于语言学界。
标出性这个术语，中国语言学界一直译作“标记性”。“标记”的汉语词意义过于宽泛，容易出现误解误用（例如：风格标记，文体标记，标记性建筑等）。西语中也有这问题，marking/marked，都是常用词，容易误会，因此乔姆斯基建议一个特殊术语 markedness。此术语应当译为“被标记性”，译词过于累赘。因此我建议：这一系列术语的汉语对应词都改用“标出”与“标出性”：“标出”此汉语词简洁而少歧义，而且兼有markedness的被动意义。
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关于标出性的研究，就是找出对立项用多用少的规律。
特鲁别茨柯伊发现，在对立的清浊辅音，如 p-b,t-d, s-z, f-v 等中，两项之间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一项运动，从而“被积极地标出”（actively marked），其结果是浊辅音使用次数较少。因此，特鲁别茨柯伊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检查一下就可以发现：浊辅音的确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这个现象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中，非常恒定地出现，可见其中有不可忽视的规律。
此后语言学家在语言学各个领域中考察研究标出性，已经有大半个世纪之久，在很多语言现象中发现标出性。总结关于长达 80 年的热烈讨论，很多语言学家指出，标出现象混乱，至今理论上难以总结。有语言学家建议干脆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因为不对称的情况太复杂，原因太多，说不清楚。
尽管如此，语言标出性至少文献已经极为丰富，甚至困难重重的汉语的标出性问题，也已经有不少研究。但是在语言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研究，似乎文化中不存在标出性，这与前面所说魏源与钱锺书的观察相反。不过语言学难以弄清的问题，在文化研究中，讨论必然更困难。我们尝试对文化标出性做一个符号学研究，不得不重头做起，因此关于文学标出性的讨论，不得不是探索性的。
标出性在文化中普遍存在，只是原因不在形态上，而在符用上，如果有形态不平衡，也是符用反过来影响形态。我们从语言学讨论标出性最常用的例子说起：英语中man与woman的对峙中，man为非标出项，woman 派生自 man，比较长，比较少用，因而是标出项。由此，既此亦彼兼指男女的“人”，就用非标出项man，例如“人类”作 mankind。这是典型的形态解释。但是从文化符号学角度看，“人类”一词用mankin而不用 womankind，原因不在词长或认知，其根本原因是现代女性抗议最激烈的文化权力问题，即男性的社会宰制。是男性社会权力，使男性为占据中项的“正常”性别，在不知性别或不分性别情况下，用男性裹挟全部人。这样，标出性与词项形态就拉开了距离：汉语中“男人”“女人”长度相同，男女二元对立之不对称依然存在：不知性别时用“他”，性别混杂时用“他们”。
既然在各种文化中，不管词项形态如何，女性大多为标出项，那么女性标出的原因就不在词法中，而在文化中，其特点是第三项，即“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意义项参与其中。我建议称之为“中项”，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称为“正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不参与中项的成为异项，即标出项，也就是说：标出项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拒。笔者建议称这种现象为中项偏边。中项偏向一边，是认为那一边正常，中性；中项离弃的“异项”，认知上是异常的，边缘化的。中项无法自我表达，甚至意义不独立，只能被二元对立范畴之一裹卷携带，即是只能靠向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但是这个被动表现的中项，对决定哪一项标出，有决定性意义：它与正项合起来，标出异项，排除异项。
因此，中项偏边是各种文化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这是因为语言的两元对立之间不一定有中项（例如清浊音之间无中项），而文化对立范畴之间必然有中项。钱锺书引神会《语录》：“今言中道者，要因边义；若不因边义，中道亦不立。”“中道”是佛教哲学，神会的理解与符号学的标出性极为契合。
非标出项因为被文化视为“正常”，才获得为中项代言的意义权力；反过来说也是对的：正是因为非标出项能为中项代言，才被认为是“正常”：中项偏边，是各种文化标出关系的最紧要问题。所以，中项与正项的结合并不牢不可破，异项也会积极地争取中间项，以争夺正项地位。一旦中项移向异项，正异关系便发生逆转，因此，“任何文化范畴的两元对立，都在在正项/异项/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性关系中。”
文化中处处见到二元概念对立格局，如，正常/异常、智/愚、贤/不肖、主流/边缘等等，实际处于三元的动力之中，即：中项、正项、异项。中项是文化中非此非彼的区域，它无法自我表达，意义也不独立，只能被二元对立范畴之一携带，一般只能靠向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中项偏向是任何符号系统（语言或非语言）的常见特征，中项与正项合起来成为非标出项。一个文化的大多数人认同、常规化的符号形态，就是非标出，就是正常；而异项是中项偏离后剩下的标出项，异于正常的符号形态，即携带标出性的文化项。
一般认为，文化似乎由大量风格性元素（仪礼、建筑、服饰等等）造成，但“正常文化”往往无风格，或风格“零度”———社会主流一般“自然”认为自己是正常的，而异文化则是标出的，非正常的。例如，携带风格性元素的异乡、异族、异己的人或事，往往被看做新奇怪诞，是标出性文化项，被处于社会文化之边缘。然而，对立文化范畴之间不对称所带来的标出异项，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正项和异项往往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而出现标出性历史翻转局面：“从文化演变上来看，前文化-文化-亚文化‘标出项翻转’，可以在文化的许多符号范畴对立中观察到。例如裸身与服饰：在前文化中，裸身为正常；在文化中，衣装为正常，裸身为标出。”“文化的发展，就是标出性变化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