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4-9日，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中国南京古城召开。在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40余年的历史上，世界符号学大会首次由西方转移到具有文化悠久的东方中国举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四百多位符号学着共聚一堂，围绕“符号学研究的全球化：一座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这一主题，展开了学术的对话与交流。此次会议收到国际符号学界422篇论文，统归于8大版块并分列为51个圆桌论坛。通过对这些版块和论坛主题，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国际符号学界当前的工作范围、热点以及当前世界符号学运动的主要发展方向。当然，仅从一届会议来说，其统计学意义非常有限。故本综述仅作为一个发展态势的侧影起到一个窥斑知豹的作用。要全面深入了解世界符号学发展，还应综合更多情况综合考量。
Part A: Epistemology 认识论
认识论是当前符号学学科本体论的重要任务，其对符号学的学科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有重大价值。如果不能在认识论上有所推进，符号学将面临艾施巴赫曾说的那种“符号学危机”而使得符号学仅仅退化为一种时髦的套语。从规模上看，认识论部分共有16个圆桌论坛，占据了全部51个圆桌的近三分之一，涵盖了有关哲学认知论的存在符号学、现象符号学、生物符号学、跨物种沟通、时空概念等传统哲学课题和认知科学的新兴课题。这也表明符号学的在与哲学认知论以及新兴科学的接轨正在成为符号学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
Part B: Arts（艺术）
本部分共分七个圆桌分别涉及电影、戏剧、音乐、视觉、表演、美学等专题。相对于曾作为符号学主要工作领域的语言文学艺术来看，此次大会论坛主题的非语言艺术更活跃，种类和形式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文学艺术。不足之处在于，展开剖面似仍然显不够。尤其是一些新兴的艺术形态的研究未见得到足够呈现。实验性艺术、行为艺术等较具争议性的先锋艺术样态的缺口也有待填补。不过，由于圆桌论坛主题并非完全严格的分类。被划分于社会符号学版块的商业艺术、设计艺术，尤其是结合数字计算机技术的研究（见Part E: Society, History and Religion），可以看作是艺术符号学发展的新兴方向，值得予以特别重视。
Part C: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文学与语言学）
文学语言学仅有四个圆桌论坛，且仅有的4个论坛中，两个论坛由中国学者主持。从文学、语言学与符号学的深厚关系来看，这是一个令人稍感意外的结果。语言学曾是酝酿现代符号学来源之一，也是符号学第一个最重要的对象系统。如果将这个情况视为国际符号学发展的一种动态指示。那么，与国内符号学研究机构和论文仍主要集中于语言学界的情况所形成的对比，值得我国学界反思。
Part D: Culture, Media, Comparative Studies（文化，传媒，比较研究）
文化与传媒部分与语言学在数量和主题的丰富程度上形成鲜明对比。9个圆桌论坛涉猎了广义文化、比较哲学、跨文化、传媒、数字中介、市场与消费、多模态交流、广告传播等多个话题，相当富有活力且与当前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这一主题可以视为当前符号学门类化发展的另一重要指向。
Part E: Society, History and Religion（社会、历史与宗教）
该主题也是传统符号学的重要阵地。不过本版块的分组并不严格，从10个圆桌论坛来看，符号知识工具、符号学和数学个可以划归认识论版块。而互联网符号学属于传媒研究，可以划归PART D。而符号学与设计、符号学与产品设计则可以划归艺术符号学。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符号学在本次论坛中，主要体现在人类学、民族学、宗教方面的主题讨论。
Part G: Areas（地域）
该部分主要是对世界各地区符号学发展情况的综述，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拉美、立陶宛、韩国等专题圆桌论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符号学界的蔡秀枝教授主持台湾符号学研究专题，重庆的符号学界也设立了重庆符号学专题圆桌论坛，为此次符号学大会增添了不少东方的味道。
Part H: Law and Semiotics （法律与符号学）
法律符号学是此次大会的一个特殊的亮点，虽然只有三个圆桌论坛，但是该部分研究发出一个信号。符号学的应用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虚构性文本和文学艺术的范畴，而进入了严肃的法律文本研究体系。这表明，符号学从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的学科定性正在走向一个更开阔的局面。其与认识论部分的蓬勃发展共同佐证了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建构性力量。
小结：世界格局与中国目标
此次世界符号学大会展现了符号学发展继续在其多元化跨学科方向上前进。一方面，与哲学、认识论的结合是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根本；另一方面，符号学的门类化、应用化正蓬勃发展，其活跃程度已经超越了对传统符号学的强势领域。如：文化、传媒符号学研究取代了语言的主导地位；而艺术、设计、商业等广义文化应用的符号学研究也逐渐超越了纯文学的符号学研究。
大会期间，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王铭玉教授对记者表示，“现在公认的三大符号学王国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我相信第四个王国必定是中国”。不过，就此次论坛主题所呈现的不完全情况来看，欧美等传统文化发达国家仍然在符号学的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主要体现在论题广度、深度与关注角度的新颖度等方面，以及与社会发展现实、新兴科技的结合较为紧密。不仅传统符号学强国的领先地位仍根本未改变，意大利、芬兰、丹麦等欧洲国家也有非常突出的整体表现和杰出的符号学者。相比较上述国家，中国在符号学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仍所欠缺，哲学符号学、认知论符号学的发展、门类符号学、以及结合中国文化思想的符号学体系化尚处在一个建构过程之中。
不过，中国符号学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上升期。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一批符号学专门性学术机构。其中最具影响的符号学机构又三所，被学界戏称为中国符号学的“三国演义”。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位于国家行政中心，高校林立而资源优厚，被符号学界戏称“魏”；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是此次世界符号学大会的承办方，因其地处富庶而南京古都，学界称符号学之“吴”；“蜀”的美誉自然指位于天府之国的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研究所”及其影响下的符号学团队。三个学术机构各有所长并已在中国学界形成一股符号学的新浪潮。在他们的推动下，更多的中国学者正逐渐加入到符号学研究、传播、教学的队伍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