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睿老师主讲的题目是《关于阿瑟·丹托的艺术理论》。马老师首先说明，对丹托的讨论与我们前两次读书会引发的讨论有一定延续性和相关性：一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经典艺术哲学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是否失效，二是哈贝马斯保卫哲学的姿态事实上透露出当代哲学的危机。马老师认为，丹托的艺术哲学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处于社会学和哲学的中间地带、交叉地带，之所以如此，与丹托所面临的两个变局有很大关系。一个变局是当代艺术实践有意抹除普通物品与艺术品的界限，另一个变局是当代哲学作为元理论的地位被质疑，社会学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原来由哲学扮演的角色，为其它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丹托的艺术哲学事实上是对这两个变局的回应。马老师从丹托的核心概念艺术界（Artworld）说起，同时与迪基的艺术体制（the institution of art）、艺术圈（The art circle）理论相互参照，阐述丹托艺术哲学是如何纳入社会学思路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丹托看到，当代的艺术之所以被认为是艺术，不是由艺术品本身的品质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艺术惯例、艺术权威认定的。为了解释由惯例、权威等多种因素构成的“艺术界”，丹托必然求助于社会学分析。从社会学思维出发建立的理论，不生产形而上学，而是凸显了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性和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性，因此马老师强调没有必要纠结于丹托所谓“终结论”的对错，因为丹托的终结论本身是有条件的，并未将其普遍化，丹托的“终结”，主要是指由经典艺术哲学设计的关于艺术的叙事模式、解释模式难以为继。那么，与其讨论“终结论”是否偏颇，不如转而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传统艺术哲学对当代艺术实践的解释无能为力，那么它对当代以前的艺术状况的叙述是否就无懈可击呢？比如，丹托最为关注的是艺术品和普通物品的叠合和模糊，但马老师认为这并非当代艺术的独特现象，而是一直存在于艺术实践之中，而且现象学美学对何为艺术品的分析，说明理论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同时，当代艺术实践之所以有意模糊艺术品与普通物品的区分，也正是以极端方式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那么，传统艺术哲学为什么要致力于区分呢？原因之一是人类需要把艺术神圣化。从人类学角度看，对艺术的神圣化源自对抗肉身有限性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尤其是在宗教的力量较为衰微的情况下。艺术哲学则承担为区分和神圣化提供理论合法性的任务，在历史上，这种区分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其一是“真”，即认定艺术真实高于历史真实；其二是“美”，即认定审美的非功利性。神圣化事实上具有人为性，当代艺术实践就是通过对艺术的去神圣化来揭示这个人为性，但当代艺术实践看似取消了艺术品和普通物品的区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区分的方式：不能通过它被看见的样态来区分，而是由它所在的位置来区分。随后，马老师列表展示了三个反转现象，例如传统艺术哲学认定：“因为是艺术品，所以进入博物馆、画廊、艺术史”，而当代艺术实践则显示：“因为居于博物馆、画廊、艺术史，所以是艺术品”，等等。这种反转凸显：美与艺术的关联，事实上与博物馆、艺术史、批评家等体制化因素形成共谋式权威。当代艺术实践通过去神圣化表达了对艺术体制的不满，丹托的艺术理论则纳入社会学旨在说明和解读这个事实，并试图建构另一种艺术哲学使之再度合法化——判断艺术的标准不再是美而是意义，而意义是由“艺术界”赋予的。换言之，艺术品应该使我们能从中阐释出意义。马老师认为，当丹托将艺术归于意义时，他就试图从社会学退回到哲学，用意义取代美作为核心，再建关于艺术的宏大叙事。由此，马老师认为有必要提出两个的问题。其一，意义能否成为艺术哲学的基础？其二，如何书写当代艺术的历史？对于第一个问题，意义的无限性会使艺术没有边界，任何物、甚至非物都可以被赋予意义，比如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是否可以被阐述为一个艺术事件呢，显然是可以的。如果艺术的外延不断扩大，最终使艺术哲学失去言说对象。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将当代艺术作为作品还是作为事件写入艺术史呢？艺术史会不会成为艺术事件、艺术家和批评家行为的报道和描述呢？马老师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对艺术的判断提供一个规范性基础，这是丹托的误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