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符号思想的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祝东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五辑 浏览量：7866 2013-03-24 16:24:45
拟诸形容，象其物宜
——易学符号思想的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 要：易学符号学思想研究是随着中国符号学研究升温而出现的学术研究新视野。《周易》通过拟物取象、观象设辞而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而易学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符号系统，通过对《周易》的符号学解析，我们可以去除其神秘面纱，还原其真实面目。易学符号学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即易学符号思想研究、《周易》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周易》的符号美学研究、《周易》身体符号学研究。易学符号学思想研究不是为了以中国的易学印证西方的符号学，而是为了挖掘中国文化符号精神，为我所用，更好促进中西学术交流与对话。
符号学是20世纪初诞生的一门新学科，它主要研究符号表意行为活动。符号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符号思想却由来已久，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符号思想都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如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症候符号学思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语言逻辑符号学思想等；在东方，中国的易学在很早以前就在充分利用符号、探索符号与人类表意活动的关系。《周易》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但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审视易学符号思想的历史并不悠久。本文试就易学符号学思想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对今后可能的研究发展作一展望，以便就教于方家。
一、 易学的符号思想概述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随着易学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周易·十翼》的形成发展，它逐步由卜筮学研究领域移入哲学文化学领域。《周易》以阴阳为基本元素，用“—”与“--”两个符号来表示，两个符号排列组合为八种基本图像，分别为“☰”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离卦，“☶”艮卦，“☱”兑卦，由此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两卦重合，组成六十四卦，象征天地万物。周易中的符号是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周易》以阴阳两种符号组成八卦，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反映了先人执简驭繁的抽象思维能力。《周易》作为一部占筮之书，是通过拟物取象判断吉凶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系辞上》）“象”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形成，故而这种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并非是任意的，而是一种像似关系。因为天下万物纷纭复杂，变动不居，故而用《易》卦来比拟其形态，象其物宜，观察其会通之处，推行社会典章制度，断其吉凶。总之，其目的在于上通天理、下顺人情，其拟物取象，化成天下，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周易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自然有其结构意义。首先是整体性，也即是说每一卦都是从卦象整体上来考虑其意义的，而不仅仅是根据其中具体的爻象来考虑吉凶祸福，如随卦，其断辞曰“元亨，利贞，无咎”，这就是通过对整个卦象的占断评价而得出的结果，而不是根据下面的每一爻得出的。其次是转换性，即每一卦都是通过阴阳二爻排列组合而成，爻象的转换产生不同的卦象，由是产生不同的意义。第三是自我调整性，由于周易是观象取意，图像为相似符或者标示符，其形象性强，表意模糊，所以灵活性大，能不断融入新的意义内容。
然而《周易》因其卜筮之书和儒家经典的双重身份而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其卦象符号，一直被人们视若天书。但是，当我们“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去看周易，六十四卦符号的神秘性也就消除了，它同周易文字部分一样，都是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①]。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一部分符号的意义在流传中丢失了，而后人为了探寻卦象符号的意义，又在不断地发掘，“十翼”应该就是战国至汉代学者们不断发掘的符号意义，如李镜池先生言：“这里有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和编著者的生活经验、人生哲学。”[②]由于卦辞、爻辞年代久远，特别是诸多设卦的语境没有记录下来，加重了对其卦象符号的阐释难度，“《左传》载筮成季与穆子之生之辞，若只载筮者之辞而不及故事背景，则这些筮辞，恐怕永远没有人理会得出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易卦、爻辞，就是卜官所记载的。其中许多为我们所不容易了解的缘故，就因为我们只见筮辞而没有见到筮辞的背景。”[③]所以尽管《周易》的卦辞、爻辞以及《易传》都是文字记载，是一种规约符号，但是由于其符号编制语境的缺失，其意指内涵还是难以定于一尊，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二、 易学符号学思想研究的现状
国外研究易学符号学思想一般是从阴阳二爻符号入手的，如莱布尼茨与黑格尔对易经中阴爻、阳爻符号思想的探求，但是这些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易学符号学研究。对《周易》符号系统进行过初步探析的西方符号学家当数吉罗，他曾经在研究占卜时指出中国的易经是在结构上最有逻辑和最抽象的系统。[④]因为现代符号学的诞生是20世纪后的事情，而真正把符号学引入国内进行讨论还是上世纪80年代后的事情[⑤]，以“周易”、“符号”为主题通过CNKI检索，我们可以发现从1980—1989，共有论文35篇左右，从1990—1999，共有论文102篇，从2000—2011，共有论文362篇，当然这中间有诸多并不都是周易符号学研究的论文，如果以“周易”、“符号学”为检索词，1980—2011间则只有29篇论文。数据不能说明质量，但是数据还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即是易学符号学思想研究逐渐升温，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周易符号学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易学符号思想研究。较早对周易符号进行分析的是陈良运先生，其《论<周易>的符号象征》一文考察了易经象征符号的形成过程，即化自然具象为观念符号，由观念符号组合出表示吉凶祸福的卦象，再由卦象生发出各种精神意义而“定大业”。[⑥]陈氏进一步指出这种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可变性及辩证性等特征。尽管陈氏对《周易》象征符号意义进行了探索，但是他所谓的“符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符号学中的“符号”。而赵晓生的《<周易>符号·音乐》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运用符号学对《周易》与音乐符号的一次检阅，论者从皮尔斯的符号概念“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出发，结合易经中“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指出八卦正是古人从自然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符号系统，并指出《周易》符号能够以阴阳哲学为基础成为控制音乐结构符号的媒介，八卦与音乐之间存在着同构。[⑦]对易经符号思想进行系统探索的尚推俞宣孟的《意义、符号与周易》一文，这应该是第一篇从符号学角度对《周易》的符号特征与思想进行阐发的论文，该文通过对符号特点与意义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周易卦象符号的特点及其表达功能，得出意义在先、符号形式在后，符号形式对理解意义内容有补足作用这一结论。[⑧]此后对易学符号学思想探究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如何建南的《莱布尼茨、黑格尔和<易经>符号系统》对易学符号思想的海外研究的梳理，及易学与现代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易经符号系统具有整体性、转换性与自调性，这些特征完全满足现代结构主义符号系统。[⑨]叶海平的《论<周易>的两套符号系统》则进一步对易经的符号系统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周易》具有象数和语言（文字）这两套不同的符号系统，它们分别用抽象符号和语言文字来表达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⑩]李晗蕾的《<周易>与符号学》对《周易》的符号性、修辞系统及文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张斌峰先生被誉为是目前国内专事周易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少数专业学者之一，据悉他曾以《易符号学思想研究》为题申请获得国家教委95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并作为课题负责人完成相关论文十余篇，并计划出版专著《<易>的符号世界》[11]，这或将成为国内第一部用现代符号学理论研究《周易》的著作。徐瑞的博士论文《<周易>符号结构论》也是一部系统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研究《周易》符号思想的论著。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易学符号思想研究逐渐由单打散篇走向系统集中，易学符号学思想逐步为学界所重视。
第二是《周易》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国内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为研究语言学或者逻辑学出身的学者，因此从语言学、逻辑学对易学的符号思想研究得比较充分。周文英先生的《<易>的符号学性质》是从语言符号学对《周易》进行研究的一篇较早的论文，该文亦常为符号学界所称引，论文通过对《周易》数字卦向符号卦的转化的梳理入手，指出随着易卦的逐步符号化易学也由占筮之学转变为一种符号学，然后对《易传》的符号学性质从语义学（含语用学）、语形学进行了阐发[12]，开易学语言符号学研究之先河。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对《周易》符号学思想进行系统探析的当属李先?j先生，在《论<周易>的符号学思想》一文中，其对《周易》的语义学与语用学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周易》的语义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象”的理论，文章指出易经的“象”当为卦画符号所指谓的对象，而八卦符号兼有图像符号与象征符号两种性质；其二，“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分类理论；其三，“开而当名，辨物证言”的定义理论；其四，“彰往察来，显微阐幽”论；其五，“言不尽意”论。在《周易》语用学上，作者指出六十四卦的卦义与该卦出现的语境关系密切，《周易》的语用学具体体现在“时”的概念、“言行”观及修辞理论三个方面。[13]李先?j先生在参编陈宗明、黄华新主编的《符号学导论》中对《周易》的语形学进行了阐发，弥补了其上述论文中的不足，作者认为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周易》具有明显的语形结构系统，但是这个语形系统并不完善，大抵是因为卦爻符号始终未能从具体语义中抽象出来。[14]李先?j在其2006年出版的《语言符号与逻辑》一著中对其易学符号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以《<周易>中的符号学思想》为题对易经的语形学、语义学及语用学进行了系统研究。[15]这种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对易学进行的研究一直在持续升温，如张晓芒的《中国古代逻辑方法论的源头——<周易>逻辑方法论探析》一文即是倡导从语义学语法学角度继续探讨《周易》卦象与卦名、卦名与卦辞、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卦象之间的关系与演化规律等。张斌峰先生的《试论<周易>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一文认为《周易》的符号系统是语形学、语义学与语用学完美统一的杰作，探索周易符号学思想，是适应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符号学转向的积极选择，当代《周易》研究的符号学转向的重心要在继续完善周易符号系统的语形学与语义学的基础之上，着重转向周易语用学的建构，使周易的符号学研究始终能够配合中华文化的创新之“大用”，从而突显其人文情境中的人文之用的语用学特征。[16]
第三是《周易》的符号美学研究。对易学的符号美学思想研究也是易学符号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无论是论著还是论文都相对较多。论文方面有李舜臣等人的《<周易>的“象”思维》，认为易经的思维符号是“象”，它有三种思维形式，即“见乃谓之象”的直观表象思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象征思维和“立象以尽意”的意象思维。[17]孟庆丽则对《周易》的言义观进行了探索，指出《周易》的言义观核心是“立象以尽意”，这种观念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重要意义。[18]吴海伦也论述了《周易》“观物取象”的“观”在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中所具有的美学意义。[19]张乾元的《<周易>“称名取类”的美学意义》[20]也是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而陈碧的博士论文《<周易>的象数美学思想研究》则是对周易卦象的符号美学作的深入系统探讨[21]。对《周易》符号美学思想进行系统探讨的还有两本比较重要的专著，分别是王明居先生的《叩寂寞而求音——<周易>符号美学》[22]与刘刚纪先生的《<周易>美学》[23]，王著用十二章的篇幅对易学的符号美学进行了揭秘，对易学符号美学的系统、范畴、逻辑、意象、生命意识以及中和论等进行了全面阐述，层层剥析，逐层揭示其美学思想。刘著认为如果卦象除去占卜迷信色彩，通过《易传》的阐发已经成为具有哲学系与艺术性的符号，这种符号与现代符号学是相通的，《周易》的艺术符号是对事物结构、关系、功能的再现，含有深远的美学意蕴。我们可以看出易学符号美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范围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极为可观，研究得比较充分。
第四是《周易》身体符号学研究。《周易》阴阳八卦符号的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如有以钱玄同、郭沫若为代表的男根女阴说，以高亨为代表的一节之竹、二节之竹说，乌恩溥为代表的日象月象说，以刘钰为代表的土圭测影说，以屈万里为代表的龟卜说以陈道生为代表的结绳说，以陈道德为主的远古刻画符号说等，[24]这其中又以男根女阴说影响较大。《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的创作者通过仰观俯察、模拟万物、反观自身，创造了八卦符号，这种“近取诸身”也成为身体符号易学的直接根据。而近年来以张再林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周易》身体符号的研究就是一个新的亮点。张先生近年专注于中国古代的身体哲学研究，于2005年始分别发表系列相关论文，如《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载《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并于2010年左右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探析易学身体符号学思想，如《焦循象数易中“互文”的符号学思想》（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第6期），《中国古代身体美学的蕴涵与特征》（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中医“身体符号”系统的特征及其意义》（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以及《作为身体符号系统的<周易>》等，在学界反响较大。如张先生认为《周易》通过“近取诸身”的方式把宇宙万化看作是人自身生命的具体体现，由中我们得以直窥整个宇宙生命得以生成的隐秘，[25]《周易》的易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元符，通过分析指出该身体符号系统有别于西方科学式的意识符号系统，具有亲身性而非怯身性，符号的感情性而非思知性，符号的家族性而非个体或整体性，通过对《周易》的“易象”这一身体符号系统特征的揭示，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之处，同时能为学界克服人类符号学唯心主义的危机并提供新的思想资源。[26]诚然张再林先生的身体易学符号学研究给《周易》符号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功莫大焉。但是由于其立论的的阴、阳二爻的来源系郭沫若的男根女阴的观点，这个论点本身存在着争议，[27]所以这种立论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文献证明阴阳二爻及八卦的起源才能继续深入。
三、 易学符号学思想研究的反思
《周易》通过拟物取象、设卦观象等方法的运用，加之后人对卦象的不断阐释，使得易学不论是象数还是义理都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挖掘易学符号学思想，对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促进中西学术交流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而通过上文对易学符号学思想研究、《周易》语言符号学思想研究、《周易》符号美学研究及《周易》身体符号学研究等研究现状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易学符号学思想与符号美学思想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而易学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则有待继续开拓，迄今对易学语义学、语用学及语形学研究主要为李先?j先生，但是李先生的论述主要还是浅层次的梳理分析，并没有深入挖掘，如《周易》阴阳符号排列组合的方式与所标示的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即是易学的语形学和语义学研究尚待开拓，诸如阴阳符号“当位”、“不当位”的符码编制规则等；更须深入挖掘的恐怕还是易学语用学问题，如《周易》符号用来占卜的依据等。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求真，同时也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精神资源和养料，语用学研究符号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易学符号能为现实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资源，这恐怕是易学语用学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关于《周易》身体符号学研究，这是利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它必将给易学符号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但是研究必须回归文献本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通过文献材料来阐述义理，得出的结论必将更令人信服。
符号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公分母，或者说一种对话工具，将会有效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观念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这种沟通绝不是简单的比附，或者是为了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简单造就出来的西方有而中国古亦有之的假象。中国学术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易学符号学的研究探析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的独特风貌，如前文称引的张再林先生的《作为身体符号系统的<周易>》即是较为经典的个案，它并没有简单比附西方的符号学思想，而是通过对比探析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精神特征，这种研究方法也值得学界反思借鉴。
作者简介：
祝东，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古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Email：zhudong19820@163.com
[①] 俞宣孟：《意义、符号与周易》，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4）。
[②] 李镜池：《周易探源》，第4页，中华书局，1978。
[③] 李镜池：《周易探源》，第421页，中华书局，1978。
[④] 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第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⑤] 赵毅衡《中国符号学六十年》，载《四川大学学报》，2012（1）。
[⑥] 陈良运《论<周易>的符号象征》，载《哲学研究》，1988（3）。
[⑦] 赵晓生《<周易>、符号、音乐》，载《中国音乐》，1988（2）。
[⑧] 俞宣孟：《意义、符号与周易》，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4）。
[⑨] 何建南：《莱布尼茨、黑格尔和<易经>符号系统》，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12）。
[⑩] 叶海平：《论<周易>的两套符号系统》，载《云南学术探索》，1997（6）。
[11] 参考徐瑞：《<周易>符号结构论》，山东大学2010届博士论文。
[12] 周文英：《<易>的符号学性质》，载《哲学动态》，1994年增刊。
[13] 李先?j：《论<周易>的符号学思想》，载《湖北大学学报》，2004（6）。
[14] 陈宗明，黄华新：《符号学导论》，第320 -3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15] 李先?j：《语言符号与逻辑》，第354-37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6] 刘大钧：《大易集奥》，第130-1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7] 李舜臣，欧阳江琳：《<周易>的“象”思维》，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18] 孟庆丽：《“言不尽意”与“立象以尽意”——<周易>的言义观探微》，载《辽宁大学学报》，2003（4）。
[19] 吴海伦：《论<周易>的<观>与审美》，载《辽宁大学学报》，2004（3）。
[20] 张乾元：《<周易>“称名取类”的美学意义》，第十届全国易学与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7.1。
[21] 陈碧：《<周易>的象数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
[22] 王明居：《叩寂寞而求音——<周易>符号美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23]刘刚纪：《<周易>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6年修订版。
[24] 陈道德：《论卦爻符号的起源及<周易>的意义层面》，载《哲学研究》，1992（11）。
[25] 张再林：《中国古代身体美学的蕴涵与特征》，载《河北学刊》，2010（2）。
[26] 张再林：《作为身体符号系统的<周易>》，载《世界哲学》，2010（4）。
[27] 如李镜池先生就不认同郭沫若的观点，认为阴、阳爻象是用蓍草占卜时的偶然发明（李镜池：《周易探源》第63—64页）；汪宁生认为八卦应是古代筮师举行筮法时使用的一种表数符号，既不属于文字，又与男女生殖无关（汪宁生：《八卦起源》，载《考古》1976年第4期）；而方丽萍女士则通过对《易经》中出现的全部身体词汇进行排列比较，发现它仅限于某些身体部位，而这些部位又恰恰是古代刑罚的施刑部位，进而证明“近取诸身”系上古刑罚的反映，反映了上古刑罚的威慑力，也是《易经》忧患意识的部分来源（方丽萍：《“近取诸身”正义》，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这种观念有一定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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