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尔苏教授在开篇导言部分探讨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他赞同把语言学与符号学看作是相互交叉的平行学科，主要是由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的。本书的第一章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主的结构主义过分注重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符号自身的形态结构的探讨，同时指出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的不足，主要由于索绪尔过于强调语言的共时层面，而忽视了与语言相关的其它因素，以及语言符号像似成分在语言构成中的重要作用。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说同一概念可以在其他语言中和不同的声音系列相结合。在第二章中，作者不赞同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静止的整体结构的观点，这样产生的一定数量的能指与所指相互对应，割裂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皮尔斯的哲学立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皮尔斯肯定了符号的形成是世界与认知主体的相互作用。
本书是在《语言的符号性》一书的基础上新增了第四章“符号的实际运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符号的像似性，指出把汉字看作纯粹形似符号的不足。丁尔苏指出，现代汉字不再是根据符号形状与外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是语言的使用习惯。皮尔斯把符号分为三大类型，即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真正为人类专用的只有第三种规约符号，它是符号发生与演变的最高阶段。其中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相互转化，最终形成规约符号，其中像似符号规约化是符合演变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以汉字为例，它与西方的拼音组合一样，都是规约符号。并指出了许慎对汉字六种分类所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最后两个范畴讲的是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而前四个范畴讲的是字的结构。丁尔苏认为，中国汉字中存在的像似符号，可分为单体像似符号和合体像似符号两种。
第二，比喻的“边”与“柄”。比喻的“双柄多边”论，最早是由著名学者钱钟书提出的。他指出，比喻有两个柄和许多边。所谓比喻有柄，可以理解为用者因其政治立场、审美倾向或其他因素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喻体。所谓比喻多边，指的是“同一个语言成分指称多个不同话题”的现象，“多边”非常形象地道出了喻体之多义性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比喻产生于连接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像似性联想，由于像似性联想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一个喻体可以与多个本体相结合，而一个本体也可以与多个喻体相结合。从人类的认知角度看，喻体多元化的优点在于，使得语言社团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任何事物。
第三，比喻的文化趋向。丁尔苏认为比喻中包含着文化传统的特殊意义。文化的特殊性首先与使用者独特的社会生活习惯有关，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细节也体现在喻体的不同上。其次，喻体产生于历史文献与文学传统之中，如古代神话、历史记录、文学作品等。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认知比喻理论提出概念系统是比喻性的，它规定了人们的认知内容和行为方式。概念性比喻试着说明是如何建构西方人日常生活的，但该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忽略了普遍存在的“喻体多样性和喻体的多义性”，这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精辟论述，任何喻体都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复合体，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在特定情景中的意图。
喻体的多义性和多样性形成一个庞大的语义网络系统，体现了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代表着某个符号群体的集体记忆。艾柯指出，在中国文化中通过“能指与能指之间的相似而发生的连接”所形成的比喻处处可见。丁尔苏得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用来作为喻体，虽然比喻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但整个比喻活动揭示了使用群体的集体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