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来说，中国符号学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即意味着进步的可能。在这样的局势下，总结学科现有得失，看清学科大致发展趋势，将有力地保证其未来向前，向上地发展。这样看来，将编写中国符号学学科总结的年度发展报告作为例行事宜，是亟待我们中国符号学人重视的必行之事。

 

1.专著

专著，是学术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整个2013年，中国符号学界出版了20余本符号学相关专著或译著。^[①]这些著作或是直接涉及符号学的研究，如保罗•科布利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②]；或是用符号学方法讨论某一学科领域的著作，如徐瑞的《<周易>符号学概论》^[③]，舒惠芳的《人造天书：——民俗文化中的神秘符号》[④]。同去年相比，今年的专著对符号学的研究更细致，层面更广，层次更深，符号学正在对更多门类的学科产生着影响，而对于符号学早已涉及到的学科，又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符号学丛书》（唐小林主编），《当代符号学译丛》（赵毅衡主编），在2013年底开始出版。这两套丛书有几十本的规模，将在2016年之前陆续出版。其中赵毅衡多年研究的成果《广义叙述学：叙述的符号学研究》，在2013年12月出版，作为这两套丛书的第一本，奉献给读书界和学界。这是将叙述学符号学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的第一本书，值得关注。

2.论文

论文是反映符号学研究发展最为直接和迅速的信息。而在数据库的选择方面，由于“中国知网”（www.cnki.net）是国内较完善、较权威、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数据库，所以本文延续了去年^[⑤]的方法，依旧是以知网作为本次数据搜、采集、整理的平台。而在检索关键词的选择方面，本文与去年不同，只选取了“符号学”作为检索关键词，而未选用“符号”。这是由于以“符号”为主题的文章中，大多数与符号学并无关联。“符号”一词几乎可以作为任何学科的学术讨论关键词，如电信技术学科中的“符号定时”、“符号率”，计算机学科中的“地图符号”“符号执行”等等。但上述这些看似与符号学无关的学科中，又的确有关于符号学的讨论，且人文社科之中的“符号”，也并不都涉及到符号学，所以无法贸然用学科来进行筛选，如果人工统计的话，由于数量过大（超过1万），也并非现实的选择。而以“符号学”作为检索关键词，虽会有可能漏掉少数有关符号学的讨论，但由于基数较大，应该不会过多影响对学科分布情况、总体发展趋势的分析。

在中国知网中，以“符号学”为主题搜索全年文献（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12日），一共搜到708篇文章，高于去年同期（648篇），根据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在这708篇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章中，中国语言文字学类别的文章最多，有136篇；其次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一共有98篇；新闻与传媒类以67篇位居第三。排名第四至十位的学科分别为：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52篇）、世界文学（52篇）、外国语言文字（52篇）、建筑科学与工程（39篇）、文艺理论（31篇）、中国文学（27篇）、文化（26篇）。这些也的确是与符号学关联较紧密的学科。除以上这些，还有轻工业手工业：21篇、哲学：18篇、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17篇、旅游：17篇、社会及统计学：13篇、音乐舞蹈：12篇、贸易经济：11篇、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8篇、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7篇、中等教育：6篇、体育：6篇、企业经济：5篇、电信技术：5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5篇、高等教育：4篇、心理学：4篇、民族学：4篇、人物传记：4篇、宗教：3篇、伦理学：3篇、工业经济：3篇、美学：3篇、出版：2篇、政治学：2篇、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2篇、一般服务业：2篇、民商法：2篇、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2篇、物理学：2篇。

3.学术会议、学科建设方面

从整体情况看，今年符号学活动较为活跃，全年举办了多场以“符号学”为主题的会议、研讨会，这些会议为分布在各地的符号学学者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通过这些会议，学者们交流学术心得，探讨学术成果，交换学术意见。这种积极的学术沟通对符号学的发展很有益处。复旦大学在2013年一共召开了两次以符号学为主题的会议、研讨会，分别为4月的 “符号学研讨会:符号/逻辑方阵与文学意义”和11月的“符号与记忆”研讨会。两次会议都邀请了来自两岸的学者对符号学学术活动进行深刻探讨。通过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为符号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另外，在2013年5月19日和6月30日分别于阿坝和兰州召开的“符号学-叙述学”圆桌会议和西北青年符号学-传媒座谈会上，与会者们在各种与符号学相关的话题面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彼此之间虽有争论，但也正是这样的思想碰撞，体现出学者们对符号学的热情。而这样的思想交流，也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新的方向。

而在2013年的6月和7月，第四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和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分别在贵州和兰州召开。两次会议都吸引了众多学者出席。来自不同学科、对符号学却都有涉猎的学者们围绕不同的学科与符号学的结合展开讨论，探讨了符号学在不同学科中的发展情况，对符号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讲座方面，2013年5月6日至23日期间，芬兰符号学家阿赫蒂·皮耶塔里宁（AhtiPietarinen）教授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巡回讲座，所到之处包括西南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共举行了八场，涉及的领域包括皮尔斯研究、认知符号学、语言学、视觉符号学等。皮耶塔里宁是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历史系教授和爱沙尼亚塔林技术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研究范围相当宽泛，尤其对皮尔斯的理论有相当程度的深耕。

值得注意的是，读书会作为一种较为轻松的交流形式，也开始为全国各地的符号学活动所采用。比如，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举办语言与符号学读书月活动，活动由该院文学与比较文化教研室主任祝东博士主持，分专题展开座谈研讨。主要议题有“发展中的符号学”、“语言与元语言”、“组合与聚合——从语言到文化”、“符号修辞”、“视角修辞与文化传播”等。四川大学文艺学也举行了每月一次的读书会，读书会讨论卡西尔、巴尔特、热奈特等人的符号学、叙述学理论。

而学科建设方面，2013年10月29日，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了2014年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专业，将符号学设立为二级交叉学科，将于明年开始招收博士。这是川大继2009年开设“符号学与传播学”博士方向之后，进一步提升符号学的学科独立性的又一举措。

上文数据已经表明，符号学在各个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下面将从符号学应用的主要学科领域分析其具体应用，以呈现符号学的具体研究动向。

在专著方面，2013年共有24本有关符号学的专著面世。如前文所言，这些著作中有直接涉及符号学的研究，如徐瑞的《〈周易〉符号学概论》和纳尔逊·古德曼所著的《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⑥]；也有用符号学方法讨论某一学科领域的著作，如黛比·米曼的《品牌这样思考：一场以设计、人类学、符号意义颠覆创意、品牌行销思维的大师对谈》[⑦]、陈峻俊的《符号的魅惑：网络消费文化研究》和金华的《俄语句义层次的语言符号学阐释》[⑧]。还有著作介绍了著名符号学家的一生及其科研成果，如国作家罗歇所著，张祖建翻译的《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⑨]。这些专著所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但都与符号学紧密相连，通过和符号学研究的结合，使原领域的研究成功更加丰富。

在理论译著方面，保罗•科布利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是一本符号学理论专著，作者不仅对符号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和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实的介绍，也为进一步拓展该领域的学习提供了详尽的阅读指南。

论文方面，2013年关于符号学的论文一共有708篇，在各个学科都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科下，共有136篇论文。和去年的情况大致相似的是这些论文仍是致力于反映国内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内容中既有对符号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也有对符号学相关议题的讨论。谭晓庆的《从符号学角度看影像表意的多义性》[⑩]从符号学角度,并依据影像符号语义、语法的不同呈现,来解读影像表意的多义性。

在“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学科下的98篇文章里，符号学被用作分析的工具，用于分析文本意义，指导艺术实践。在这个领域中，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囊括了服饰、雕刻、平面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陶瓷器物。这98篇论文经过分析后，归纳出的特征和去年大致相同，有着分析对象覆盖全面、运用符号学分析解读的方式来将符号学和艺术结合的特征。符号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得到进一步证明，表现出该理论强大的生命力。陈丽萍和郭伟所著的《从陶艺作品<岁月荷莲〉中探究其符号学的内涵》[11]试图通过符号学的研究,以陶艺作品《岁月荷莲》为例,从理性认知的角度,将作品的构成元素以数学性的研究模式进行解构,并通过对解构后的陶艺符号进行逐一分析,来研究作品各个角度的艺术内涵。

新闻与传媒是符号学应用的另一大领域，数量较去年的49篇有一定增长。新闻与传媒学科主要是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媒介事件、媒介理论。如刘小波的《符号学视阈下〈中国好声音〉之文化现象解读》[12]在符号学视域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用符号学之伴随文本理论,分析《中国好声音》携带的大量伴随文本。再如蒋晓丽的《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13]，以符号学为理论视野讨论了新闻真实性这一新闻传媒界内永恒的话题。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学科下共有52篇符号学相关文章，逐渐发展为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新宠。这一支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对西方电影符号学理论的解读，如李丹所著的《从大众审美角度解读电影符号学的语言体系》[14]和梁国杰的《电影话语多模态连贯叙事的社会符号学视角》[15]；第二，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电影文本，如杜哲的《没野心有梦想——对美剧〈破产姐妹〉的符号学分析》[16]和袁嘉的《电影〈人再?逋局??濉档姆?叛Ы舛痢?/span>[17]。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发现，此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紧跟潮流，拿出最新最火热的话题进行分析讨论的同时，也不乏一些俗称“接地气”的话题讨论，如卢晓侠的《东北喜剧小品中的乡土符号及其意义》[18]以东北喜剧小品这样贴近大众的话题为分析文本，同高度抽象的符号学理论文本，降低了大众接触符号学的门槛，对符号学的发展有着正面意义。

对比去年的39篇，“世界文学”这一学科有关符号学的文章数量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多。除了对西方经典符号学家理论的解读，不少学者采用用符号学的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李小华的《符号学视角下〈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解读》[19]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小说《到灯塔去》进行重新解读,认为小说中的灯塔是一个巨大的符号,具有其独特的所指,小说最后的灯塔之行是对男女二元对立系统的颠覆,最终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崔晓娟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象征——重要意象的符号学分析》[20]将符号的概念作为工具，利用相关的符号学思维方式、分析方法对小说中的意象进行探究,以深刻把握与其主题之间的关系,使《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重要意象从科学的角度得到阐释。

外国语言文字学科下，张荞荟、胡璇所著的《BBS论坛中字母使用的功能分析》[21]从BBS论坛中的字母使用情况出发,探讨了在符号学功能指导下论坛中的字母使用情况。这种新颖的研究在来年会有怎样的发展，不尽令人期待。

如上文所说，文艺理论学科中有关符号学的论文一共有31篇，其中大多是通过对文艺理论和符号学的探讨，对文艺理论的发展进行探索，如左茜茜的《澳洲土著艺术与其符号阐释》。[22]其他的学科的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和趋势与上述学科接近，本文就不再详细阐述。

 

1.符号学学科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学科化是衡量符号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研究领域要成为教育体系内的学科，一般需具备两方面的条件：该领域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接受，并具备系统理论。符号学发展百年，在中国传播了半个多世纪，已经为各高校接受。目前全国高校已经开设了一百门左右的符号学课程，每年也产生700篇左右论文，其中有不少是硕、博士论文。

但若将符号学作为专业或者学科，则是近几年的事情。四川大学从2009年开始在新闻学博士点下设置“符号学与传播学”方向，正式开始招收了符号学方面的博士和硕士。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也在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下面设置了“诗学与文化符号学”方向，天津外国语大学也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设置了语言符号学。符号学往往需要挂靠其他学科下面，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

上文所提到过的四川大学将符号学设置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应该算是今年符号学界的一大进展。这意味着符号学在高校体系里获得了独立学科的位置，并形成独立的培养体系。四川大学符号学二级学科属于交叉学科，这也体现了符号学作为人文学科基本方法论的属性，在研究符号学理论的同时，为传媒、艺术、广告、品牌等方面的研究者提供学习的平台。

2.门类符号学发展迅速

由于早期研习符号学的学者中不少是外语学界的，所以符号学在外语学界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强调符号学要走跨学科的路径。检查今年的符号学文献，就会发现：符号学的跨学科发展迅猛，已成为符号学研究的主流。今年708篇论文中，有500多篇是非语言领域里的应有与探索。这些探索领域极广：广告、品牌、艺术、建筑、法律、计算机等领域都有涉及。符号学方法推进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提出不少论点。王峰、明庆忠、熊剑峰将符号学方法应用到旅游中去，尝试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23]彭佳梳理了概括了民族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多学科的理论研究铺垫之下产生和展开的过程，展示了它从对符号的研究向文本研究的转变、尤其是“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对它的影响。[24]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中国符号学跨学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也的确有一些可喜成果，但很多跨学科的文章对符号学理论理解不够，运用不到位，更无法与全球符号学理论进展保持同步，导致其论文空有其表。这在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符号学学界任务不应仅是号召跨学科，更关键的应是学习、推进符号学理论研究，从而为整个符号学的发展提供原动力。

3.理论符号学的探索与应有可以进一步系统化

符号学原理探讨是符号学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今年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展开了研究。专著方面，《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较全面的介绍了符号学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相关研究。论文方面，赵毅衡在《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中，将符号定义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把符号学定义为“研究意义的学说”，把符号学定位为“不仅讨论表意批判而且讨论解释”；[25]唐小林的《索绪尔局限与朗格难题——论符号诗学推进的几个关键问题》，从朗格艺术符号的讨论切入，回应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模式的困境与缺陷，指出中国符号学不因再局限于索绪尔符号学的窠臼之中，并对符号诗学的发展方向，做了系统地探讨[26]。皮特•特洛普《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在讨论了符号域在文化符号学中地位和作用；[27]卢德平通过对符号学发展史的反思，特别是对自索绪尔之后的符号学研究的透视，揭示符号学思想在戈夫曼那里所获得的巨大变革。[28]

从总体上来看，与跨学科趋势不相协调的是，符号学理论探索的研究较少，对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的佳作，更是屈指可数。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年来，国内符号学理论专著极少，前两年的有赵毅衡的《符号学》、丁尔苏的《符号与意义》，去年还有一系列的译著。而今年符号学理论方面，除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此方面的专著。论文探讨方面也类似。在六百多篇论文中，探讨符号学原理的文献不超过十篇。这也体现了符号学研究发展中的存在的问题：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阶段，缺乏对新理论的关注、研究和探讨。这也正是中国符号学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一鸣，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

Liu Yiming,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research area：Communication

 

齐千里，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

Qi Qianli,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Idealism and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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