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①]

     无数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叙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源远流长、贯穿始终，叙事只是后来才出现的一种文学特征，是为抒情服务的不起眼的角色，谈不上传统，更谈不上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董乃斌先生对此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见，《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就是这种反拨意见的强有力的证据，在此书中洋洋洒洒五十多万文字为我们叙述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清晰轮廓。书中着重提出：抒情和叙事，是能够涵指文学表现手法及其功能的高层概念，概括性和包容性很强，因此只有它们才有资格上升为文学传统，而其他的那些修辞手法都是为抒情和叙事服务的，处于较低的层次。这样，此书就写作目的就显而易见了：为中国文学叙述出一个可与抒情传统相媲美的另一个传统——叙事传统，而此书首先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先把“事”叙述出来。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怕是很多研究者都会望而生畏，因为中国文学历史久远又复杂多变，要将其中的叙事传统梳理清楚绝非易事。董乃斌先生迎难而上，他认为这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原因有三：首先就是这个课题是文学史学研究的自然延伸，这体现在“文学史贯穿线”的思考上；其次就是中国文学史学中，“抒情传统”被无限拔高，以至于压抑了“叙事传统”的研究，这不利于学界对中国文学真实面貌、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的把握；而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西方叙事学丰硕成果的刺激和启发。

直面这个难题需要勇气和魄力，而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的是巨大的知识积累，以及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细心和耐心。董乃斌先生是文学史学研究的专家，在汪洋般的材料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清晰脉络，读《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可以发现叙事传统如何贯穿在中国文学不同时代的作品之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占据更多的份额和更加重要的位置。

该书导论部分首先就着重强调，叙事传统并非只存在于叙事性作品中，而是指作品中存在的那些叙事成分和叙事因子。因此该书的论述并不是直接进入作品的分析研究，而是将“汉字”构型与古人的叙事思维作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整体研究的引入，这种做法可谓用心良苦。因为“汉字”是承载中华文化的最大也是最丰富的符号系统，也是中国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在汉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先民的远古记忆和他们叙事的思维，这也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最原初的存在形式。通过这种巧妙的引入方式，该书为我们叙述出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这一条长长的连绵不绝的线。首先，该书以刘勰《文心雕龙》的叙事观和刘知几《史通》的叙事观为例，论证了中国古文论与文学叙事传统；接着以《新唐书》列传为中心论证了历史与文学叙事；并对古典诗词、汉魏隋唐乐府、唐赋、古代散文、元杂剧、文言小说、章回小说中的叙事进行了逐一论述。书中的论述皆是围绕“叙事”进行，而论述的视角却是多种多样，或是论述叙事观；或是论述叙事干预与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或是进行叙事特征的总论；或是针对具体文本进行细致的叙事分析；或是论述叙事模式；或是论述叙事的渊源。通过这种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论述方式，该书为我们叙述出了中国文学史学的另一条纵贯线——叙事传统。

该书导论中提到该书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我想这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词。因为面对如此一个宏大的课题，该书只是将中国文学中的叙事传统进行了一次简略的勾勒，而关于叙事传统细部的理论论述以及不同时代文学的叙事演变的内因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关于“叙事”本身的理论界定也稍显模糊和武断，这是该书尚待深入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值得肯定的是该书为中国文学史学的研究模式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对中国文学史学研究模式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该书结尾处，著者对沿着这一研究思路的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大致的归纳，通过这些归纳我们可以发现未来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宽广，值得期待。毕竟，该书已经把最重要的“事”叙述出来了，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叙述进一步地的深入和完善，通过这些努力，一定能把中国文学中的“事”叙述的更加精彩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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