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施拉姆(W ilbur Schramm)创立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凸显了新闻学在理论学科领域的弱势地位。这一点可见于罗杰斯(EverettM. Rogers在其1997年完成的名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该书中西弗吉尼亚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P·I·里德给新闻学教育协会(AEJ)大会的一封信中谈到,某些研究生学院的新闻学教授已经停止使用“新闻”一词而以“传播”取而代之。

     和国外新闻学理论建设相一致的是:国内新闻学主流理论建设偏重于“新闻事业”等实用性方面,如在一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新闻学基本教材中,其对“新闻理论”的定义是:“总结、阐明人类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内在方面,新闻学理论积淀还不够,其门类学科性质还饱受质疑,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新闻学理论对自身性质和范畴等相关的基础理论因素尚未形成清晰认识。新闻学科的发展成熟,离不开新闻理论的发展成熟而新闻理论的发展的成熟,离不开新闻理论基础发展的成熟。新闻理论的基础或新闻基础理论包括两部分,一是理论的实体部分,即基本的概念构建和基本的命题构架,一是理论的形式部分,包括对理论本身反复探寻的元层次理论和贯穿各层次理论各方面的基本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关注理论建设本身即是在理论层次上关注与这一理论紧密联系的问题。法国符号学-结构主义学者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曾经指出用总问题的概念指导思考的重要性,他认为以此为出发点,才能总结出联结思想各个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才能通过这一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他的话可引导我们对新闻理论和新闻基础理论的再思考,并促使我们去发现联结该理论各个成分的总的问题是:“新闻是什么”和“新闻学是什么”?围绕新闻理论发展总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和解答,从实体和形式两个方面,新闻理论在理解和完善自身的同时,也促使自己更好地解释新闻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尝试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

    一、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最著名代表之一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在其《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的一段话对于我们今日的新闻学学科的研究和构建颇有启发。他说:科学可以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角度或者从它所采用的方法的角度相区别,因此,对科学的分类既可以从质料的观点出发,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出发。符号学正是此言的一个积极印证者。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20世纪初以其语言学发现和理论创新需要而正式提出构建一门可能的“符号学”学科以来,一方面,符号学理论本身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另一方面,符号学的应用或部门符号学也遍地开花,成果之丰,甚至超过了一般符号学理论本身。在新闻学基础和应用理论方面,荷兰符号学者梵·迪克(TeunA. Van Dijk)在上世纪80年代末率先将符号学引入新闻学领域,因其成果显著,引发了众多国外新闻学者和传播学者进行类似的探索,从而为一门新的符号学分支学科——— “新闻符号学”奠定了基础。“新闻符号学”的建立,从方法和形式上提供了一条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李凯尔特”之路。

    符号学本身的特点和发展,使得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转变为人文科学具有了现实意义,因为符号学的“这些技术对人文科学的价值相当于代数对自然科学的价值”。国际符号学学会( IASS)副会长李幼蒸先生对此评价说,即使是具有内在非定型性和模糊性的精神对象,也应当在话语系统中有其明确的位置,这大概是科学性概念的最宽泛的界定了。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全面增强,几乎一切学科中的人文理论话语都在经历着精确化的过程”,而“符号学的目标正在于促进全体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内话语的精确化或科学化,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首先正在于此。”如上所言,正是符号学方法和形式革命性的创新,使传播学开始注重并引进符号学的“形式分析”,并逐渐形成“内容分析”①和“形式分析”并重的格局;也正是符号学方法和形式革命性的创新,新闻学具备一个独立自足的人文科学或门类学科所需的充足理论基础在今日成为可能。

     二、新闻符号学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从国外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各种“传播符号学”论文发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相比国内远远处于领先地位。但以“新闻符号学”为统一、明确名称的部门符号学研究,还未出现。

    “新闻符号学”的重要部类之一——— “新闻话语分析”的奠基人为荷兰符号学者梵·迪克,其标志性的两本著作分别为:《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1988)和《新闻分析》(NewsAnalysis, 1988)。以此为分界线, 1988年之前,新闻符号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新闻话语研究早在1975年便在德国出现。斯特拉斯奈尔(Strassner)编辑的一本研究论文集中清楚地揭示了德国新闻话语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特点。1982年,斯特拉斯奈尔出版了被认为是当时最长的电视新闻研究著作之一《电视新闻》

  (Fernsehnachrichten),书中对新闻传播进行了语用学分析,对通讯社的新闻电讯进行了语义和风格处理分析,对新闻节目进了各种话语流派分析,以及新闻文本和视觉形象信息之间的关系分析等等。同年在英国也出现了话语分析,但是,仅限于个别运用或者被归为意识形态分析一类。之后,英国学术界对于新闻语言和主流关系的建构方式的兴趣日趋浓厚。英国哈特利(Hartley)对新闻和媒体语言以及视觉形象进行研究时阐述了新闻分析的更为系统的符号学方法。1988年后,受梵·迪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影响,更多的国外新闻学者或符号学者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甚至成为了新闻或传播专业本科的教材,例如美国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Studies, 1990)、英国传播学者利萨·泰勒(Lisa Taylor)和安德鲁·威利斯(AndrewW illis)合著的《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edia Studies: Texts, Institutions andAudiences, 1990)等。至于符号学和新闻、传播、文化之间的交叉研究则更多,如约翰·费斯克融合新闻、传播和文化的符号学研究《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 1989)。

    国内“新闻符号学”的研究状况又如何呢?如我们将直接或间接受符号学影响的相关新闻或传播理论研究统括在“新闻符号学”这一名称所指示的总目下,则自1995年始,国内方有相关的“新闻符号学”研究问世。如《符号学事业中的广播电视新闻》(1995)、《论新闻传受不对等性———从符号学角度的解读》(1997)。2001年,开始出现较为深入的“新闻符号学”研究,如《解读电视新闻的符号、结构及意义》(2001)、《从符号学的角度浅析新闻心理互动机制》(2002)、《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学批判》(2003)、《从报纸语言的文化符号学特征看适当运用文艺笔法强化新闻的客观属性》(2004)、《头版新闻图片的符号学分析———以〈长沙晚报〉 〈潇湘晨报〉和〈篮球先锋报〉为例》(2005)、《主持人:民生新闻的“符号”》(2007)、《多模态话语的系统功能符号学分析———以一幅普利策新闻获奖图片为例》(2008)、《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他者”建构———西方媒体“3·14事件”新闻影像的符号学分析》(2009)等。其中,以“新闻符号学”为主题的全面或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具体而言,以“新闻符号学”为总目,建基于符号学的新闻叙事学、新闻修辞学、新闻意识形态研究(学)的研究状况分别如下:

     1.“新闻叙事学”

    笔者2010年3月1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新闻叙事”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为227篇。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新闻叙事(学)研究在各大部类“新闻符号学”相关研究中因启动时间早、跨度时间长的特点而呈现相对成熟形态。但即使是这一相对来说较为成熟的“新闻符号学”研究领域,能明确以符号学为研究宗旨,或基本体现一种符号学观点的,仍然暴露出基础不牢等诸多问题。以《新闻叙事学》为例,该书对“话语”的溯源和界定为“可以说, 20世纪60年代的话语分析受到了语言学和诗学的启发。”在其后的“新闻话语研究途径”一节中,该书仅将“符号学分析法”列为6种话语研究途径之一。这些观点和其运用,并没有牢牢把握“表达和内容两个层面同时衔接,于是形成最后的成品———话语”的符号学传统及其内涵,自然也谈不上与“旨在说明人们逻辑地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的语义学等学科对“话语”概念界定的区别所在。

     再如《论电视新闻的叙事艺术特征》、《试谈史传文学中的审美特性在新闻叙事中的运用》,《新闻故事:新闻叙事新文本》,《从叙述速度看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差异》,《从受众的“期待视界”看新闻的叙事策略》等文,虽多少有符号学的影响,甚至不乏谈及符号学观念,但大都浅尝辄止。

    因普罗普(VladimirPropp)民间故事形态学、俄国形式主义文艺学派上世纪20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叙事学研究借人文科学“语言学转向”趋势,在继续具有文学批评理论的面孔下,亦借机成为符号学的主要研究部类之一。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今日的国内新闻叙事学研究可分为受文学批评影响的新闻叙事研究和受符号学影响的新闻叙事研究。而受文学批评影响的新闻叙事研究偏重的现象,也可用来解释为何在新闻叙事研究中,大量内容缺少一种符号学精神和一种扎实的符号学功底。加之符号学专业研究的复杂性,以及一般符号学在国内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今日国内的新闻叙事学研究所具有的符号学特征可用“轮廓渐显,尚待深入”来形容。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明确区别“语言学转向”中受其影响的其他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其意义不仅为深入认识现状需要,更重要的在于语言学的描写和说明模式“可用于更广泛、更一般的范围”层次上。在此层次上,“应用的符号学”和“特殊的符号学”具有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面貌和后果。

    2.“新闻修辞学”

    “新闻修辞学”属于传统修辞学研究重地。笔者2010年3月1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新闻修辞”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为151篇。综观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新闻修辞学”研究情况和“新闻叙事学”研究类似,但其中传统的文学批评或文化理论惯性比我们在“新闻叙事学”研究中所看到的更为明显。

    在检索出的151篇文章中,与“新闻符号学”研究无关的论文数量有100多篇,这可反映出传统文学批评或文化理论对“新闻修辞学”的影响之大。而从内容上说,《论新闻语言变异的修辞效果》、《论新闻标题修辞的差异性》等则侧重于从文学批评的一般语言学观点来进行新闻修辞学研究。

涉及“新闻符号学”间接相关的新闻修辞学研究虽初露端倪,但从符号学观点来看,并不让人满意。如《新闻修辞与“真实感”的生成路径》、《人物报道中的新闻修辞》等文虽已提及梵·迪克的论述,但是仅限于引用与借鉴分析层面的运用。

“修辞和演讲在20世纪初隶属于英语与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为大众传播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理论资源。其中对大众传播研究产生直接影响的有两个领域:一是符号学,二是文化研究。”新闻修辞学的国内研究现状的示例说明:国内新闻修辞学研究符号学精神和方法尚不明确和明显,传统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新闻修辞学观仍然是相关研究主流。

     3.新闻意识形态研究

    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林恩·H·特纳(LynnH. Turner)将新闻意识形态研究置于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部类之一,并将意识形态放入一般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考虑:“文化研究的传统来自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从符号学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总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密切的替代关系。笔者2010年3月1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新闻意识形态”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为43篇。以“意识形态”为关键词检索,结果为5199篇,抽取前1000篇进行分析,其中与新闻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论文有28篇。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内一般新闻意识形态学研究始于1986年,当时关注的焦点是:新闻是否属于意识形态。如《对新闻是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管见》、《新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之一》、《新闻与意识形态的真实关系何在———论“新闻属于意识形态”之失误及新闻应属于社会意识》。

    其他相同或相近研究包括新闻(媒介)、新闻报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如《网络记者的新闻观与意识形态把握》、《媒介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意识形态的涵化》。2006年开始出现从“新闻符号学”角度进行的新闻意识形态类的间接研究。如《从美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看语言的意识形态意义》、《及物性理论与西方新闻的意识形态意义》、《试从新闻价值标准看新闻叙事框架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等文。对国内新闻意识形态研究的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国内新闻意识形态研究开始接近和触及“新闻符号学”,或和“新闻符号学”间接相关,但若从直接的符号学观点进行评价,则可以认为国内新闻意识形态研究的符号学介入尚落后于新闻叙事学和新闻修辞学部分。

    在对国内“新闻符号学”研究现状作如上考察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研究主体的专业分布情况是:与“新闻符号学”研究有关的博士论文研究主体的专业分别为:汉语言文字学(5人)、外国语言学(人)、文艺学(3人)、新闻学(3人)、传播学(2人等。与“新闻符号学”研究有关的硕士论文研究主体的专业分别为:新闻学(60人),稍次为外国语言学(5人)。

    虽然在从事“新闻符号学”研究的主体数量上,博士生少于硕士生。但从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更高、影响更大的角度来看,语言学专业对“新闻符号学”的研究更具有决定性。而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外国语言学专业的研究主体仅稍少于新闻学专业研究主体。从中也可以看出,语言学专业对“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影响之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新闻符号学”国内研究现状根本没有受到国内权威著作的关注。如作为国家“八五”新闻学科重点项目的《西方新闻理论评述》对符号学在新闻学中的介入只字未提,而此时,距离梵·迪克两本“新闻符号学”奠基之作发表已有10年之久。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就“范式”的体现来说,各种“新闻符号学”尚未成为一门成熟的研究门类。

    综上,对国内“新闻符号学”研究现状的分析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国内的“新闻符号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新闻符号学”现有形态是新闻学与符号学分支学科的结合;“新闻符号学”以符号学的分支学科的“应用”为主,现有“新闻符号学”所“借用”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尚不扎实,甚至滥用特定的符号学基本概念或基本命题。

    而对国内“新闻符号学”研究现状的分析也进一步表明:一方面,国内符号学基本“以外语系和比较文学学者为主”的研究主体状况,“新闻符号学”自然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国内“新闻符号学”研究现状仍然隶属于“应用符号学”,就其独立性而言,尚不能归于“特殊符号学”或“部门符号学”。因此,当我们发现在语言类的“新闻符号学”著述中甚少新闻基本理论的连接,在新闻类的“新闻符号学”中甚少符号学基本理论的连接时,也就不足为怪,更遑论能立足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视野的高度对“新闻符号学”进行深入研究。

    “新闻符号学”的这种现状,既模糊了“新闻符号学”本身的定性和路径,又模糊了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新闻符号学的建构在对现有研究具有规范意义的同时,还可为新闻学基础理论提供方法论指导;而且,新闻符号学的发展,也会促进一般符号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三、新闻符号学的研究部类

    “新闻符号学”研究的部类,可划分为“(新闻)一般符号学”研究、“新闻符号学基本概念”研究、“新闻意识形态学”研究、“新闻叙事学”研究、“新闻修辞学”研究、“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六大部分。这种分类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仍然是强调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第二是促使“新闻符号学”的明确化,以使其不仅在一开始就具备研究的独立视野,也为其日后的深入研究以及自足发展留下余地;第三则是更为长远的考虑,即为新闻学的跨学科研究作一铺垫,从而不断丰富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内容,提升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水平。

  “(新闻)一般符号学”研究结合一般符号学的语言(结构)观点,在比较分析各种基本图式或模式的前提下,为新闻符号学研究总结出基础理论与方法。符号学方法的引入也将有助于新闻学研究人员建立一个共同的范式(平台)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新闻符号学基本概念”研究牢牢把握一系列二元对立[如语言(结构)与言语、同时性与历时性、聚合和组合等]的结构动力,用符号学方法从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来解释新闻学基本概念,为新闻符号学架构起基本的概念体系。

 “新闻意识形态学”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意识形态的策略和方法、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新闻传媒与意识形态的演变或构建、新闻传播的意识形态特征与表现等问题。

 “新闻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新闻叙事学的研究现状、问题与宏观研究框架的探讨;不同类别或不同媒体的新闻叙事者、叙述文本、叙述方法、叙述视角、叙述特征或叙述策略;不同角度看新闻的叙事差异;对新闻叙事不同因素的分析;对不同新闻作品叙事技巧的分析等。“新闻修辞学”与“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的研究部类相比其他研究部类,处于弱势。前者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新闻的修辞方法与策略,从而深化了对新闻语言组合层面与联想层面两个方面的认识,后者主张新闻的“形式分析”与“内容分析”并重。符号学方法的形式分析表现为它并不关注研究对象的质料、素材和方式等,而是对特定研究对象采取建基于二元对立的结构分析,此结构分析以具有一致性的符号予以替换进行。内容分析主要表现在运用新闻符号学方法分析新闻文本表达策略、不同媒体或者类别新闻话语的分析等等方面。这个部分的研究看重将符号学的形式分析和传统的内容分析结合进行阐述,这一方面,也是国内“新闻符号学”研究尚未进行的。随着以上各个部类研究的逐项开展,新闻符号学体系的日趋完善,新闻学理论对自身性质、范畴等相关的基础理论因素的认识将更加清晰,这对于进一步夯实新闻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