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卢梭说：“人是语言的动物。”西塞罗说：“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卡西尔说：“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施拉姆说：“人既不完全像上帝，也不完全像野兽，他的传播行为证明他的确是人。”

    这些关于人的定义看来纷繁复杂，但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传播行为产生了社会联系，从而使人成为社会的人，而语言和符号正是传播赖以进行的工具。

    因此，我们可以说，能运用符号进行传播才是人最基本的属性。

    　　一、传播与传播学

    传播（communication）又译为交流。它是指传播者运用传播媒介向受传者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行为。这个定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传播的基本要素有四个，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和受传者，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构成传播。

    传播者就是信息的发送者，既可以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人，也可以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如某一个报社，电台，电视台）。受传者就是信息的接受者，它可以是特定个人或群体，也可以是不特定公众。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处于主导地位，整个传播过程就是传播者实现自己意志的过程，始终渗透着传播者的期望，是传播者主动影响受传者的思想、观念、行为的过程。受传者作为传播的工作对象，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传播者的影响，但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恰恰相反，受传者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经历和个性心理，对传播者传递的信息拥有选择的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传播者。

    第二，传播的基本内容是信息。

    信息本来是指具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但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主要是指社会信息。凡是传播者要表达、传递的思想、感情、意识都叫信息。信息要通过媒介来传达，媒介是人们用来传递与取得信息的工具，如姿势、动作、语言、文字、报纸、电视等等。媒介与信息密不可分，离开了媒介，信息就无法交流和传播，离开了信息的事物也就不成其为媒介。例如，摆在商品柜的一枚戒指，由于它不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等社会信息，因此只能称之为商品，而不能叫媒介。如果一个青年小伙子买下这枚戒指送给他的女朋友，做为订婚的信物，表达他的爱慕之情，那么这枚戒指就成为了媒介。

    第三，传播的基本性质是一种社会性行为，通过这一行为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传播作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人们通过传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关系的特定内容。施拉姆曾说：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他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怎样相互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导消息，接受新闻与知识；怎样受教与教人，怎样消遣与娱人。要懂得传学，应先了解人与人怎样建立关系。[①]

    传播是人类社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活动。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传播。人类最早利用实物（如树枝、火光）、姿态（如手势、面部表情）交流思想、感情、愿望等。后来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印刷术的发明和电子媒介的出现与发展使人类传播再次发生质的变化，即大众传播的兴起与繁荣。可以说，人类发展史同时也是传播媒介演进史。传播不仅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而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多方面的发展。马克思曾说：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②]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③]

    可以说，正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和传播，才产生了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彼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

    随着传播实践的发展，产生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来说，传播学主要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研究传播这种社会现象的内部运动规律

    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各要素之间组成的传播关系。研究传播，首先就要研究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受传者同时又积极地、深刻地影响着传播者及传播模式的选择。因此，我们研究传播的内部运动规律就必须探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者把信息内容转换成各种符号进行传播，同时也期望受传者积极认可传播的内容，并自觉参与传播过程，实现传播的社会价值。这就出现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问题。我们研究传播规律，就是探讨如何建立协调机制，提高相互影响的有效性。

    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我们研究传播运动的内部规律，还要研究传播的应用理论，包括传播实践的方法论和传播的工作模式，不断发展传播技能，增强传播的实际效果。传播的应用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传播的操作技术问题，诸如如何搜集处理信息，怎样选择传播模式，如何制订传播计划，怎样确定传播时机，怎样评价传播效果，等等。

    （2）　研究传播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传播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传播学研究传播与社会的关系，首先要研究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传播通过信息的传递交流，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力量，能够促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传播内容积极、健康、科学、文明，那么传播的社会影响则是进步的，可以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相反，如果传播内容是落后、腐朽、反动的，就会造成人们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乃至伦理道德方面的混乱，不仅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巩固，反而形成传播的负效应。研究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就要认真探讨传播对社会影响的机制，分析传播造成消极后果的条件与预防措施，使传播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其次，传播学还要研究社会对传播的控制与管理。由于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社会必然高度重视对传播事业的投资，加强对传播的有效管理，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繁荣健康文明的传播事业。社会对传播的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

    其一，传播事业发展赖以实现的物力、财力等由社会提供；

    其二，传播发展的规模及其深度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

    其三，传播的服务方向由社会的统治阶级规定；

    其四，国家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调节传播活动，等等。

    （3）研究传播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离不开传播，而传播本身就蕴含了文化的传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传播学研究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就要研究传播是怎样影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传播把文明之火播向世界各地，促进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化；传播促使不同文化彼此借鉴、吸收、认同，最终融为一体；传播带来了文化的增值与放大，它一方面表现为量的增放（即传播面的扩大），另一方面表现为质的增放（即产生出新的价值或意义）；传播导致了文化的积淀，文化是一种符号的积累，只有通过世世代代的传播才能继承、传流下来。

    传播学还要研究文化对传播有哪些重要影响，文化本身的特性是怎样制约、影响传播的？例如，文化本身具有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时，便容易被接纳，并被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之中，当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它便会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

    文化的这一特性告诉人们，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文化圈中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特殊情形，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可能中途夭折。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就表现了对中国原有文化圈的强烈依附和适应。佛教传入之初，由于儒学至尊，佛教受到排挤，甚至在法律上规定了汉人不许出家为僧。面对中国文化的自我保护功能，佛教不可能长驱直入，因此，东汉时佛教是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道术而存在与传播的。小乘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把佛教的“五蕴”与中国道学中的“气”和“五行”拉扯在一起；大乘佛教把佛教的“缘起性空”与中国道教中“无”联系起来。总之，佛教文化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首先要适应中国文化的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定程度的依附与迎合，以此逐渐传播与扩大影响，没有这种适应过程，佛教不可能有后来的广泛传播。

    　　二、符号与符号学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中的semiotikos。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一书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诗学》、《修辞学》等著作中，都有关于符号的论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开始使用“符号学”这一术语。洛克将科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理学，它是关于事物的知识；第二类是实践之学，主要是伦理学；第三类称之为符号学，或称为关于符号的学说，这种符号最为常见的就是语词。符号学也可以恰当地被称为逻辑学，它研究符号的本质，研究心灵如何来理解事物，或者如何将那些知识传达给他人。

    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有两位，一位是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尔斯（C.S.Peirce），另一位是瑞士的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de.Saussur）。在他们之后，符号学才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首先我们看看符号学家关于符号的定义。

    皮尔斯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复制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以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④]

    美国的另一位著名的符号学家莫里斯（C.Morris）关于符号的定义是：“如果任何东西A是一个预备刺激，在发端属于某一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的那些刺激物不在场的时候，引起了某个机体倾向于在某些条件下应用这个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去作出反应，那么，A就是一个符号。”[⑤]为了说明这个定义，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人正沿着一条路驾驶汽车到某城市去，这时被另一个人拦住，拦者告诉他，前面的路被山崩堵塞了。驾车的人听见这些说出的声音后，转入一条支路，改走另一条路线达到目的地，拦者说的那些话对驾驶者是一些符号，因为这些话使他倾向于作出避开某条路上某个地点的一个障碍物这样一些反应序列，虽然在听到这些话的声音时障碍物本身并不是一个刺激物。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学所研究的符号就是能传递某种信息的事物，实际上也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媒介。正是从这个角度，有些学者才认为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英国著名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cs）曾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域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从长远看来，两者都应被囊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被称作传播（Communication）。”[⑥]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符号学家关于符号的分类。

    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三种，即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与象征符号。

    图像符号是一种与指涉对象有某些相似性的符号。皮尔斯说：“一个图像符号是一种仅以其自身特征相涉于它所指涉的对象的符号。”[⑦]换句话说，图像符号以其与对象相关或分享的某种品质，而“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它们指涉的对象。例如，一张照片，一幅地图，或一个简单的形象性标志，甚至包括厕所门上的男女剪影，都是“看起来”像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口技或音乐中的各种模拟效果音，语言中的象声词，都是“听起来”像它们指涉的对象。至于视觉、听觉并用的影视艺术，其传递的符号和消息文本，也大多是图像性的符号。

    索引符号是一种与其指涉对象有着某种直接联系或内在关系的符号，又称标志、指征。皮尔斯说：“一个索引符号以实际地为对象所影响而相涉于它所指涉的对象。”“当符号的个体存在与其对象确实发生关联时”，即为索引符号[⑧]。如烟之于火，闪电之于雷鸣，打喷嚏之于受凉感冒等。在通常情况下，因为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事实上或“受影响”的因果联系，故前者皆可被视作后者的索引符号。这种符号往往以人们不曾意识到的“强制”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象。

    象征符号是一种与其指涉对象没有自然的、必然性联系的符号。它之所以成为一种对象的再现，完全是由于某种规则或约定俗成的惯例。皮尔斯说：“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某种普遍观念的协作联合，它的运作能使象征符号指涉于相关对象。”换言之，“当符号在或多或少的肯定程度上，被出自惯例读解为代表某对象时”，它便可被“称之为象征符号”[⑨]。口语中的大部分词汇，书面拼音文字，大部分数字，大部分法定的或公认的标志，相对其对象而言，通常是约定俗成的，或文化性的。其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根据来解释它为什么“代表”这个对象而不“代表”那个对象，例如，“牛”这个词为什么只能代表牛而不能代表马，这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再如，十字路口的“红灯”为什么表示停，“绿灯”为什么表示行，这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完全是由交通规则规定的，是一定的惯例、习俗、规则使它们成为象征符号。

    上述符号类别，绝非界线森严或完全不相容。事实上，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有时，它们还作为不同类别的构成因素，共同并存于同一符码中，并通过这些因素，使该符码具有多种特性。试以一个表示弯道的交通标志为例：根据该标志的位置、形态——它通常被置于公路边，并以红白相间的立杆所支撑，我们凭借以往的经验，自然将其“读作”，一个交通符码。根据交通“符规”，该符码中的“红圈”表示“警告”、“注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因为其含义是为相应的交通符规所决定的。红圈中的“Z”形，则是一个由图像和象征因素混合而成的符号：“Z”的形状与弯道相似——这是图像性的；但我们之所以把它“读作”弯道，而不是其他“Z”形的物体，或英文中的Z字母，则是由于交通符规的规定——因此，它又是象征性的。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驱车经过这里，看到这个标志牌时，图中的“Z”形就会告诉我们，前面将会有急转弯，要小心。——这样，它又成了一种索引符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符号学关于符号类别的研究对传播的编码、译码是大有裨益的，它既可以指导人们选择正确的符码传递信息，也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译码、释码，从而更好地接收、理解信息。

    　　三、传播学与符号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有一部分是相同的。这两门学科都研究符号，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应包括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各种关系；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传播学关于编码、译码、释码的研究也要涉及这三方面的内容。编码就是传播者把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符号，因为传播者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思想、感情）仅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自己的大脑里，别人是无法知晓的。要想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别人，就要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声音、表情、姿势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别人凭各种感官就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译码是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号再转换成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显然编码者要考虑语形、语义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符号？怎样组织符号才能准确地传达意义，才能使对方（指受传者）正确地理解意义？译码、释码者也要考虑语义、语用的问题；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什么？对方（指传者）使用这些符号表达什么意思？

    传播学和符号学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内容。传播学除了研究传播的媒介——符号——以外，还要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技巧，传播的效果，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传播与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符号学是不研究的。

    同样，人类传播所使用的符号也只是符号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符号学还研究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动植物的刺激反应过程，高级生物的知觉和倾向性方式，灵长目动物的相互作用以及机器中的信息加工等内容。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A·Sebeok）创立的动物符号学就是研究各种动物（如蜜蜂、鸟、猩猩等等）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显然，这些内容传播学是不研究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传播学和符号学是两门相互交叉的学科。

    注释：

    [①][美]施拉姆著，陈亮译《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5页。

    [④][美]皮尔斯：《皮尔斯手稿》，第7页。

    [⑤][美]莫里斯：《Sings Language and Behavior》，纽约，1955年版，第8页。

    [⑥][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77年英文版，第124页。

    [⑦][⑧][⑨][美]皮尔斯：《逻辑学作为符号学：符号理论》，载《符号学》，1985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