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SCI之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为例
彭虹 肖尧中 齐向楠
[内容提要] 本文以SSCI之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95年至2011年的全部文章为分析对象,以研究主题、方法和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内容分析、定性、定量等方法为分析手段,力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网络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分析发现:网络被传播领域认定为新媒体,但网络绝不仅仅是一种媒体,所以不能只用传播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在时间之轴上,每个研究主题的意旨都在不断流变;网络传播的研究方法正在多元化、综合化的演进中打破关于研究方法的传统归类体例;建构网络传播的理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互动、涌现和非线性乃是建构网络传播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撑。
第一阶段是1995年至2000年左右。此阶段,受众信息行为、远程教育、在线新闻等受到较多关注。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Diane F. Witmer的On-Line Smiles: 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Graphic Accents、Matthew Lombard的At the Heart of It All: The Concept of Presence等。围绕性别对网络信息行为的影响,Diane F. Witmer提出了三个假设:在网络传播中,女性使用的表情符号比男性多;男性使用挑战性语言比女性多;男性比女性发布更多的煽动性信息。结果只有假设一部分成立,因为在研究所取的样本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挑战和煽动性语言。[1]Matthew Lombard则立足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讨论“什么是表现,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媒介用户有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加以研究”等颇具哲学意蕴的问题。在研究中,作者指出:正是媒体的形式和内容特征及媒体用户的特征激起了表现的形式,而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表现的形式一旦被激发,我们对表现形式的影响也知之甚少。在媒介的“表现”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建立系统性的研究计划乃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来探讨诸如:表现一定是好事吗?是否有对于用户而言过于强烈的表现?表现是否有助于精神病和其他的心理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相对原始的线索中得到表现感?[2]这一系列的关于“表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透过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此阶段的研究者在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域中对理论建构的渴求。
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06年间。此阶段,“受众”仍是比较突出的议题,同时,网站建设、网络与政治传播等议题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如JamesPiecowye的Habitus in Transition? CMC use and impacts among young wome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Xiang Zhou的E-Government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Web Sites、Samuel Ebersole的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the Web among Students、Yun-Jo An的Student Perceptions of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Face-to-Face Courses等。James等通过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使用CMC的青年妇女研究,否定了“网络将不可避免地重塑‘目标’文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价值和沟通偏好这一方面。”的假设性判断,得出“主导互联网的消费文化对阿联酋的女学生有着更直接的影响;网络使用者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自觉地选择全球文化元素而又能够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化价值。”[3]等结论。Xiang Zhou从内容分析的角度研究中国国家级与省级政府网站,并在分析中提出了一个由定量分析产生的“前厅”理论——那就是,中国政府网站开始页面的内容处在国家和地方两个水平。[4] 为进一步验证远程教育的效果,Yun-Jo An对美国一所中西部大学的105名寄宿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对于大部分学习任务倾向于面对面而不是通过网络传播进行讨论。立足于此,作者指出:“速度”与“便利”是使用者选择面对面还是选择网络来进行讨论的主要变量。[5]
第三阶段是从2006年左右至今。此阶段,受众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群体性受众受到较多关注,且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被更频繁的应用。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R. Sooryamoorthy的Does the Internet Promote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Patti M. Valkenburg的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Testing the Stimulation Versus 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C. Courtois的Gratifications and Seeding Behavior of Online Adolescents、Steve Jones,Camille Johnson-Yale的U.S.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Use: Race, Gender and Digital Divides、Teresa Correa的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Among “Online Experts”: Experience, 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Web Content Creation等。R. Sooryamoorthy以南非科学共同体为个案,讨论网络是否促进了科学协作和提高了科学生产力。结果显示:网络使用与跨国科学协作正相关,但协作通常不与出版生产力相关,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南非学者在国际协作中提高了自身的科学生产力。[6]Patti M. Valkenburg从刺激说和位移说两个向度提出假说,研究在线交流与青少年的幸福感。在对10至17岁之间的1210名荷兰青少年进行在线调查之后,研究者得出结论:位移说(认为网上交流会减少青少年的幸福感,因为它位移了本来应该和现有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因此会减少这些友谊的质量。)并未得到支持;而刺激说(认为与现有朋友一起的在线交流会提升友谊质量进而激起青少年的幸福感)却得到了验证。[7] Teresa Correa借鉴技术文献、数字鸿沟和自我理论,从经验、技能和心理三方面探讨影响大学生网络创意的变量构成。[8]
如以2004年为界,网络社交前一阶段较具代表性的成果,首先是Luciano Paccagnella的Getting the Seats of Your Pants Dirty: Strategie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Virtual Communities。在文中,作者指出:虽然没有物理的、可触的事物,但网络空间还是创造了人们建立绝对真实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及社会规范的范例;即便是在网络空间,社交的意蕴也是极其复杂,而且其特征并不是网络这一媒介的内在特点所能完全决定的。同时,作者还特别强调,希望此文能提供网络社交研究的方法论建议;而且,因为通过理解网上社交互动,我们完全可能更好地理解日常社交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采取多元方法,以便更透彻地研究虚拟社区里的人类行为。[9]即便十余年后的今天,读到此文,我们依然不得不说,作者的这些洞见,确实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其次是Gerardine DeSanctis与Peter Monge的Communication Processes for Virtual Organizations和Sirkka L. Jarvenpaa的Communication and Trus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Gerardine DeSanctis等人认为,虚拟组织是一个地理分布不可界定且文化多样的“实体”,其被网络联系起来,且依赖于横向的、动态的合作关系。由于其具有过程高度动态性、实体契约性、边界渗透性、结构重构性等特质,故充分沟通对虚拟组织甚为重要和必要。他还指出,网络传播在传播的数量和效率、信息的理解、虚拟任务、横向沟通、技术规范和使用、网络演化这六个方面影响着虚拟组织的设计。鉴于这一迅速发展的学术领域需要广泛的理论发展,所以概念上的解释,哲学分析,经验主义研究以及实质的批判研究对这个题域的理论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方法。[10]Sirkka L. Jarvenpaa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全球性虚拟组织在其创建和维持信任的过程中,由于地域和文化上的原因,组织成员在项目合作中所受到的来自沟通和相互信任上的挑战。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性虚拟组织中,成员可能体验一种“即刻”信任的形式,但这种信任非常脆弱和短暂。可以说,这两篇以虚拟组织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在组织的设计、协作、沟通和信任等多个层面肯定了网络之于交往的便利,同时也充分揭示了这一“虚拟”平台的诸多不足。[11]显然,这些组织框架中的很多结论,在组织之外的一般性网络交往中一样富于启发性。
最后是José L. Abdelnour Nocera的Ethnography and Hermeneutics in Cybercultural Research Accessing IRC Virtual Communities和Leigh Keeble的Why Create? A Critical Review of a Community Informatics Project。José L. Abdelnour Nocera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他认为,虚拟社区的研究,不应该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上,而应注意来自网络内部的文化构建问题,注意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维度的平衡问题,注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认识论。在他看来,网络空间里的用户,需要通过一种语言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旁人要接近这一空间,就需要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来适应这样一个概念:一个能够根据他所进入的不同“世界”而形成多种人格的多面的非真实的人。本着这样的认识,作者提出,民族志策略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都应成为研究网络交往的工具。[12]Leigh Keeble以英国政府在国内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建立的700个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为探讨对象,明确指出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试图通过引进技术而消除弱势社区的数字鸿沟的做法在效果层面很有限,因为简单地提供接触和技能培训支持并不能使个人和社会团体对信息和通信技术进行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和思考,为什么个人和团体需要上网以寻求更广泛的社会交往。[13]显然,就是这追问,发出了研究者对网络交往之自身理论何在的叩问。
后一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首先是Anita Blanchard 的Virtual Behavior Settings: An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Setting Theories to Virtual Communities。文中,作者把虚拟社区理解为在新兴环境形式中运行的虚拟行为设置,而虚拟行为设置则是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在CMC中形成空间或“地点”感而形成的。基于这样的理解,作者先概述了网络和虚拟社区;进而介绍FtF行为设置理论;然后通过描述FtF行为设置理论和针对CMC的研究来说明虚拟行为设置的概念框架;最后展示了运用虚拟行为设置框架来检验虚拟社区的启示。作者认为,由于虚拟社区产生了体验意义上的“空间感”,所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新兴的环境形式——虚拟行为环境,似乎更好。此环境的运行,是通过环境程序形成、维护以及参与者们以互动而完成的运行来实现的。[14]就笔者基于本研究的所见,此文完全可以说是立足已有研究而试图搭建虚拟社区分析理论的典型性成果。虽然,作者Anita Blanchard的这一努力似乎并未达到预期,但其对“虚拟行为环境”的探索和思考,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其次是Andrea Kavanaugh等的Community Networks: Where Offline Communities Meet Online、Sara Green-Hamann等的 An Exploration of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Second Life Social Support Groups和Marina Umaschi Bers等的Fo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by Building a Virtual City。Andrea Kavanaugh等以Blacksburg Electronic Village (BEV)这个成熟的网络社区为样本,探讨网络社区的社会影响。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的使用将加强人们的社会联系、社区的参与度和连接度。为此,作者建议,网络社区的设计者们应有针对性地设计合适的创新工具,以增加网络社区的社会互动性,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弱势的社会个人或群体的对网络社区的利用。[15]Sara Green-Hamann等以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一三维虚拟世界为例,对人们加入虚拟社区中社会支持小组的动机进行研究。调查发现,第二人生中接近同步、实时的交流明显优于完全同步或完全不同步的交流;用户可以在匿名状态下通过其虚拟居民身份反应社会问题。同时,作者提出类似第二人生的虚拟社区未来要实现从文本交流到语音交流的转变,如何保证匿名性和同步性将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16]Marina Umaschi Bers等围绕基于网络技术的设计与应用来建立促进青年公民社会参与的学习环境展开讨论。文章首先介绍了适用于儿童的图形化虚拟城市及其社会组织设计的三维多用户环境,然后定义了公民参与的不同方面,最后在一个多元文化的青年夏令营中使用三维多用户环境对青年人进行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在三维多用户环境中,被试者们不久便发展起了一个具有试验决策、自我组织、公民话语的安全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网络技术架构起来的网络社区具有帮助抑或促进青年公民社会化的潜质。[17]我们认为,不管是Andrea Kavanaugh们或Sara Green-Hamann们的调查,还是Umaschi Bers们的试验,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看似虚拟的网络社区,在其促进现实的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性”上,都是有显著的正面功用的。
最后是Cliff Lampe的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Harmonie Farrow等的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Alumni Through Facebook to Increase Volunteerism and Charitable Giving和D. Zimbra的A Cyber-archaeology Approach to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Cliff Lampe调查了Facebook的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护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索出一个社会资本的维度,来评估一个人与社区内成员的联系能力。在对286名本科生进行调查之后,Cliff Lampe认为,Facebook的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明显联系;此外,Facebook的使用还和心理幸福之间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从而暗示了Facebook可能为用户体验自尊满足和生活满意提供更大便利。[18] Harmonie Farrow等采用结构性方程式建模的方法,探讨了社交网络关系强度对人们社会赠予行为、态度的影响。在对Facebook中3085名男性用户进行抽样调查后,他提出:第一,交流的频率和情感的亲密程度是影响社交网站中活跃用户网络关系强度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二,依托不同理论路径,这两个因素可以影响人们的实际捐赠行为。[19]D.Zimbra用数码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运动——用自动化技术对社会运动中显著的数码文物进行收集和分类,使分析横跨多个相关的虚拟社区,再根据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来引导数码资料的分析。[20]我们认为,不管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否经得起检验,仅就其在“数码考古”方法上的尝试,就值得赞许和学习。
此主题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首先是Sheizaf Rafaeli的Networked Interactivity、Layton Montgomery的Diffusion, Use and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n Hong Kong: A Chain Process Model和Andrea Scharnhorst的Complex Networks and the Web: Insights From Nonlinear Physics。Sheizaf Rafaeli在新媒介的意义上从互动的角度研究网络。指出互动性不仅是新媒介之有传播吸引力的主要变量,而且还表达了传播超越反应的程度。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强调,互动性是使得新媒介成为群体传播的社会动态学原因,是网络发生的一种机制。[21]Layton Montgomery用链接模式调查了香港人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接受、使用及其社会影响。结果显示,新媒介使用受到包括个人特性、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和对新媒介感知兼容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新媒介的接受与使用对人们的业余活动有直接影响。[22] Andrea Scharnhorst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来研究互联网(新媒介)。在他看来,复杂网络理论不仅是经验性分析的基础,也是社科研究中探寻问题的启发式框架。循着非线性的理路,作者指出,在无标度网络的情况下,增加个人行为和连接一个新的节点与网络遵守一定的边界条件并不是任意的。而且,他还强调,在新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社会科学家应充分意识到,专业的复杂网络理论不仅对理解新媒介信息功能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数学模型的帮助下理解复杂网络科学的本质。[23]我们认为,在新媒介研究的初始阶段,这类研究既为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此后相对狭义的新媒介研究开辟了思维理路。
其次是Michael A. Stefanone的Writing for Friends and Family: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Blogs、Mike Thelwall的 RUOK? Blog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uring Crises和Wendy Macias的Blog Functions as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Michael A. Stefanone聚焦为人际交往而存在的博客,认为博客作为一个替代传播渠道,有助于维护博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维护程度与博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博客所在网络的规模有关。最后,作者还特别建议,不要孤立地研究类似博客这样的依存于网络的传播工具。[24]Mike Thelwall以发生于2005年伦敦恐怖袭击,新奥尔良飓风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震这三起危机事件为例,研究博客传播在危机事件的作用。作者对68022个博客进行同期记录,还采用半自动化方法来检测危机过程中使用率增长的词语。结果表明,在危机事件中,分享性传播渠道(如维基新闻、维基百科、网络相簿、SMS、手机等)信源意义上对博主至关重要,尽管他们与大众媒体相比仍然是一个小角色。另外,对博主而言,信息的重要性取决于危机本身的性质:如尽管基斯坦克什米尔地震死亡人数巨大,但英文博主和新闻发起者都对其相关传播议题都没有多大兴趣。[25]与Mike Thelwall的研究相类似,Wendy Macias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研究博客在危机传播中的效用。在研究中,作者认为,在危机事件中,博客有明显的传播、政治和协助(包括筛选和链接与营救需求、失踪人口、救助路径与援助搜索、收养组织、灾害信息和政府回应等)功能;而且,这几个功能均表明包括博客在内的互联网传播渠道在维持危机时刻的群体感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6]显然,这些侧重于案例分析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建构上似有不足,但其在经验描述意义上的价值却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是Pruthikrai Mahatanankoon的Attitude Toward Mobile Text Messaging: An Expectancy-Based Perspective、Rich Ling 的Texting as a life phase medium、Gabe Ignatow的New Media and the ‘Anchor Baby’ Boom和Dana R. Fisher的On Utopias and Dystopia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Internet。Pruthikrai Mahatanankoon立足自我效能和控制轨迹及其关系探讨用户对待短信的态度。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用户对自身参与短信的创作能力的感知和他们对短信发送之后的结果控制的期望,是影响他们如何对待短信的主要变量。此外,作者还强调,此类研究可以激发技术学者来检验自我效能和控制轨迹,因为这两个因素能为其他类型的网络媒介在通信形式的设计上提供借鉴。[27]同样是研究短信,Rich Ling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作者在对挪威13岁以上人群进行的抽样调查后得出结论:短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阶段现象,青少年与他们携带的手机会一起长大。[28] Gabe Ignatow以“抛锚婴儿”这一流行词汇的演化过程为切入点。作者顺延“抛锚婴儿”的出现,成为网络流行语后被传统媒体所瞩目,成为虚拟与现实世界高频词后所受到的延伸这一路径指出,相对于报纸等传统媒介,新媒介催生了新的新闻组织和新闻站点,传统媒体对这些资源高频率的使用,加速了不同媒体的融合,新媒介正在影响大众传播。[29]Dana R. Fisher从互联网的意义上思考新媒介所构织的拟态场景和所谓真实现实的关系。作者认为,互联网可以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增加信息的可访问性,但它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目前还没有定论。沿着这一理路,他从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的角度用文化滞后理论,进而推导出滞后也就意味着一种技术发明以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并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许多新媒介著作对这种技术进行思想上的批判和指责,但这其实并不能阻止人们对新媒介科技可能给现实生活带来改善的美好期待。此中,作者客观而颇带几分坦然的历史纵深感,使其对新媒介乃至整个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思考在无形中就具有了可触可感的文化意蕴。[30]
一是Michelle Rodino的Breaking out of Binaries: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anguag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David Jacobson的Impression Formation in Cyberspace: Online Expectations and Offline Experiences in Text-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Michelle Rodino通过分析网络世界中的交互性和多人聊天,发现虚拟环境能为性别和语言理论提供丰富的实验平台,进而性别鸿沟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打破二元分类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研究维度。[31] David Jacobson应用原型理论来研究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印象类型,从而确定不同类型的认知模式在网络形象和现实形象之间的关联。在结论中,作者指出,在网络互动的特定情况下,网络期望、线下经验以及参与者的社会背景会影响人们对彼此信息的解释。同时,网名的选择、对虚拟性格的描述以及交换信息的内容都会影响网络虚拟环境中的印象形成。[32]
二是Yukiko Nishimura的Linguistic Innovations an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Casual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Japanese、Lynette Kvasny的The Role of the Habitus in Shaping Discourses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和Sorin Adam Matei的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Virtual Community Discourse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Yukiko Nishimura以BBS的消息为例,研究在线交流如何在互动实现语言使用的创新。在研究中,作者发现年轻的BBS用户在线交流就如同线下一样用口语,而语言的创新,也就是在这网络社区的互动中完成的。[33] Lynette Kvasny以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为基础,从历史、种族以及工薪阶层背景等社会立场诠释数字鸿沟。论证数字鸿沟话语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围绕着工具主义建造的,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回答为什么社区化、社会化的信息技术在使用层面广泛缺失。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如果“网络权利”能够被意识到,那么解决数字鸿沟的政策就当然不能忽视物质匮乏群体。网络,通过沟通、互动和娱乐,提供了一个分享和表达不同文化的全球性平台;通过信息技术的均等化配置以支持数字鸿沟另一边的人们用此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使这时代伟大的信息技术服务于更多的受益者。[34]与Lynette Kvasny的旨趣不同,Sorin Adam Matei从反文化的视野,研究网络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作者立足虚拟社区乃是社区与个人之间现代性紧张的社会表现这一判断,强调反文化在塑造虚拟社区时的价值,进而分析“虚拟社区”这个概念是如何揭示文化所塑造的反文化理念,以及如何处理在线群体中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试图以此证明:在现代社会中,虚拟社区在文化认同上,类似“小团体”社会运动——既是溶化剂又是粘合剂。[35]
三是Aaliya Rajah-Carrim的Use and Standardisation of Mauritian Creole in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和Lincoln berg的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Analysis。出于考查互动如何促进语言规则产生的研究初衷,Aaliya Rajah-Carrim对三个地区66名毛里求斯青年对网络传播中的语言标准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传播中,毛里求斯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在网络传播中作为书写语言已经有了规则性进展,进而使得一些建立在词源音素和不同公约基础上的书写标准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中逐渐呈现。[36] Lincoln berg将目光聚焦于网络话语是否在事实上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在此问题点上,作者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出发来分析和定性网络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并认为,有鉴于网络话语复杂和多元,关于网络与社会的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不过,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网络论坛确实需要理性批判立场和充满活力的交流来扩展在线公共领域。在结论中,作者还强调,只有让研究本身和社会文化的进程相适应,我们才能拓宽对网络行为的理解,才能在方法论上有所贡献,从而才能赋予研究以更多的价值和意义。[37]
一是Mitra Barun Sarkar的Intermediaries and Cybermediaries: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James Ho的Evaluating the World Wide Web: A Global Study of Commercial Sites和Charles Steinfield的Community Level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Electronic Commerce。Mitra Barun Sarkar的研究具有一定预言性,在电子商务正在起步的1995年,他就指出电子商务市场将会成为中介机构的分支,从而网络将促进新一代中介机构的成长。[38] James Ho以评估为初衷,思考电子商务的前景。他认为,由于电子商务在模式上仍处于初生阶段,所以还没有公认的标准来评估商业网站的有效性。而且,由于商业站点的通用功能和应用程序的还有待开发和完善,所以针对它们的学术研究也很少。基于此,作者从顾客的附加价值出发,提出了一个评估网站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基于对40个行业网站从1996年5月到9月的全球调查,然后从比较中得出对样本的解释并提评估方法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启示和建议。[39] Charles Steinfield的研究表明,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社会经济一个副作用会增加传统业务的竞争。鉴于此,充分考虑电子商务对当地经济运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实属必要。因为电子商务虽然从地理上解除商业束缚,但电子商务政策在物理位置上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作者强调,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加上来自社会网络的信任,完全可以为电子商务企业在立足本地社区的网络战略中胜出。[40]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立足技术,立足经济,还是立足政策、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研究者们的着眼点大多放在阻碍或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因素上的。
二是Junghyun Kim的Interactive E-Commerce: Promoting Consumer Efficiency or Impulsivity?、Donna L. Hoffman的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How Gaps in Internet Access May Impact Electronic Commerce和Robert LaRose的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Commerce: A Socio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Unregulated On-line Buying。Junghyun Kim以结构方程模式架构下的互动式电子商务为平台,对174名大学生的在线购物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在娱乐性购物中,互动性购物特征会激发不受控制的购物;在便利性购物中,互动性会直接影响购买行为;同时,便利性购物目标会激发娱乐性购物特征的使用,从而后者会导致自我约束的不足。[41] Donna L. Hoffman着眼数字鸿沟,研究网络接入差距对电子商务的影响。他希望验证类似教育和收入等关键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对电子商务的不同环节发生相应影响。为此,他对不同的白种人和非裔美国人的电脑存取、上网的初级条件以及网络的使用进行了系统调查,希望检测到在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时的种族差异能否解释为教育和收入的差异。此外,他还关注这些差异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42]Robert LaRose用班杜拉的学习理论研究电子商务的负面效应。其出发点是:在互联网上不受限制的购买(包括冲动或强迫购物),在极端情况下会成瘾。最后,他特别指出,由于不受限制的购买削弱了自我管理的有效性,所以负责任的电子商务网站应用实质性举措阻止无限制购买。[43]
[1]Diane F. Witmer. On-Line Smiles: 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Graphic Accent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2(4)
[2]Matthew Lombard. At the Heart of It All: The Concept of Presence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2)
[3]James Piecowye. Habitus in Transition? CMC use and impacts among young wome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2)
[4]Xiang Zhou. E-Government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Web Sit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4,9(4)
[5]Yun-Jo An. Student Perceptions of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Face-to-Face Cours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6,11(2)
[6]R. Sooryamoorthy. Does the Internet Promote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2)
[7]Patti M. Valkenburg.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Testing the Stimulation Versus 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4)
[8]Teresa Correa. 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Among “Online Experts”: Experience, 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Web Content Creation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0,16(1)
[9]Luciano Paccagnella. Getting the Seats of Your Pants Dirty: Strategie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Virtual Communiti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1)
[10]Gerardine DeSanctis, Peter Mong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for Virtual Organization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8,3(4)
[11]Sirkka L. Jarvenpaa.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8,3(4)
[12]José L. Abdelnour Nocera. Ethnography and Hermeneutics in Cybercultural Research Accessing IRC Virtual Communiti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2,7(2)
[13]Leigh Keeble. Why Create? A Critical Review of a Community Informatics Project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3)
[14]Anita Blanchard. Virtual Behavior Settings: An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Setting Theories to Virtual Communiti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4,9(2)
[15]Andrea Kavanaugh. Community Networks: Where Offline Communities Meet Online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5,10(4)
[16]Sara Green-Hamann, Kristen Campbell Eichhorn,John C. Sherblom. An Exploration of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Second Life Social Support Groups[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1,16(4)
[17]Marina Umaschi Bers. Fo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by Building a Virtual City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6,11(3)
[18]Cliff Lampe.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4)
[19]Harmonie Farrow,Y. Connie Yuan. 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Alumni Through Facebook to Increase Volunteerism and Charitable Giving[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1,16(3)
[20]D. Zimbra. A Cyber-archaeology Approach to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0,16(1)
[21]Sheizaf Rafaeli. Networked Interactivity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2(4)
[22]Layton Montgomery. Diffusion, Use and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n Hong Kong: A Chain Process Model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2,7(2)
[23]Andrea Scharnhorst. Complex Networks and the Web: Insights From Nonlinear Physic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4)
[24]Michael A. Stefanone. Writing for Friends and Family: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Blog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3(1)
[25]Mike Thelwall. RUOK? Blog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uring Cris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2)
[26]Wendy Macias. Blog Functions as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15(1)
[27]Pruthikrai Mahatanankoon. Attitude Toward Mobile Text Messaging: An Expectancy-Based Perspective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8,13(4)
[28]Rich Ling. Texting as a life phase medium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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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Dana R. Fisher. On Utopias and Dystopia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Internet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1,6(2)
[31]Michelle Rodino. Breaking out of Binaries: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anguag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3)
[32]David Jacobson. Impression Formation in Cyberspace: Online Expectations and Offline Experiences in Text-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9,5(1)
[33]Yukiko Nishimura. Linguistic Innovations an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Casual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Japanese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9(1)
[34]Lynette Kvasny. The Role of the Habitus in Shaping Discourses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5,10(2)
[35]Sorin Adam Matei.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Virtual Community Discourse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5,10(3)
[36]Aaliya Rajah-Carrim. Use and Standardisation of Mauritian Creole in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14(3)
[37]Lincolnber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Analysis [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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