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出性视野下的中美公共新闻媒介生态比较研究

——兼评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

 

内容提要：标出性原是语言学术语，但在文化符号学中，是研究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本文以标出性理论为基础，从“正项、中项、异项”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了中美两国间公共新闻的媒介生态环境，得出了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媒介环境中处于中项、“两头受压”的位置，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新闻道路。

 

标出性这个术语在中国语言学界一直作“标记性”，赵毅衡先生认为“标记”的汉语词意义过于宽泛且容易误用，建议改为“标出性”^[1]，并在《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一中，将语言学界的这一理论推进到文化研究领域。基于标出性“正项-中项-异项”理论，本文分析了在中美两国不同媒介生态环境下，公共新闻作为标出项或非标出项的地位，并就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公共新闻发展的进行了思考。

 

一、标出性理论与公共新闻

标出性（markedness）理论最早出现于音位学研究中，布拉格学派的著名音位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发现，在对立的清浊辅音中，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了一项运动致使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清辅音。他首次提出“标出”的概念，即“两个对立项中只有一项积极适应，主动被标出，另一项则未被标出。”^[2]语言教学专家罗德·艾利斯（Rod Ellis）对标出性的定义为：“某些语言特征，相对于其他更‘基本’的特征而言，以某种方式显得比较‘特别’。”^[3]也就是说，如果相关两项之一具有X特征，另一者具有X+Y特征，那么X就是“基本特征”，X+Y项就具有“以Y方式显得比较‘特别’”的标出性。

语言学家罗曼·雅科布森（Roman Jakobson）意识到标出性并不局限于语音、语法、语义等，而且进入“美学与社会研究领域”。然而，有别于语言学中如清浊辅音间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文化范畴的二元对立（例如善与恶）之间，有大量非此非彼情景，靠非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身。赵毅衡先生提出了三项模式来解释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之间的动态变化，分别是：“正项”，对应于标出项的对立项；“异项”，对应于标出项；在异项和正项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项。中项并非中立，而是偏向正项，和正项一起构成非标出项。然而，中项与正项的结合远非牢不可破，在正项给中项施加一定压力的同时，异项也在争取中间项，一旦中间项偏转向异项，正异间的关系发生逆转，异者为正，正者为异。由于非标出项常常被视为“常规”，“对立的意义概念争夺中项，以争夺正项地位，这是文化时时在进行的意义权争夺……任何文化标出问题，都落在正项、异项、中间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性关系中。”^[4]

新闻活动是当今社会最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标出性”理论在新闻活动领域有强大的阐释力。西方新闻界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有句名言叫“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显然，这里的“狗咬人”是非标出项，“人咬狗”是标出项。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erre Bourdieu）说：“记者们感兴趣的只是异乎寻常的东西……他们对那些寻常中的非寻常的东西，亦即为寻常的期待所能预料到的，诸如火灾、水灾、谋杀、各种社会新闻等，赋予特殊的位置。”^[5]中国新闻界比较认可的对新闻价值的定义为：“事实本身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6]其中的每个“性”也都体现着新闻对标出性的追求。因此，新闻本身就带有“标出”的特性，是对那些超脱于生活常规之外的、非正常的社会现象的报道。新闻的真实性也只能是对某个具体新闻事件的真实性负责，而不能对社会的真实性，即处于正常状态中的非标出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新闻的“标出”特性不仅体现在对具体新闻事件的选择中，考察某一类型新闻在媒体所有组织生产的新闻报道中是否标出，也是其能否被媒体和受众广泛采纳和接受的关键。

公共新闻是一种1990年前后起源于美国的新闻理论。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杰伊·罗森（Ja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7]坦尼·哈斯（Tanni Haas）在《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一书中认为，公共新闻要求媒体创立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手段让公民参与新闻媒体议事日程的制定，而且必须促进一种集合了对话交流和大众传播协商优点的公共话语形势的发展。^[8]

作为一种新闻报道的类型，公共新闻的诞生与美国社会媒介生态环境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在2000以后进入中国，公共新闻又作用于我国的媒介生态环境。那么，公共新闻在中美两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是否具被媒体追捧和广泛采用的标出性呢？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公共新闻“标出”——美国公共新闻的媒介生态

一个国家的媒介生态环境根植于其整个国家的文化。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1620年第一批到达美洲大陆的是在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他们信奉加尔文教，其约法观念就体现出了民主、自由，这奠定了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至上的基调。为实现理想的人生，美国人有句哲学为：“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即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并以此视为目的，违背这一规则会被视为渎职。^[9]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影响下，自由主义传统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得到确认。就美国媒体而言，它的直接管理者不是政府，政府官员也不得加入媒体的管理层，媒体自身也力求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媒体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干预，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把本来十分强大的政治势力给予了分解，对媒体的管理起直接作用的是控制媒体的财团。媒体作为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受到金钱制约。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美国媒体不得不制造娱乐来吸引受众的眼球。

美国学者约瑟夫·塔洛（Joseph Turow）对当代美国媒体中的娱乐形式进行了分类，他认为目前媒体的娱乐形式主要由节日、游戏和戏剧、喜剧组成，相应地在每一种类型范畴内，还存在子类型，如表所示^[10]：

 

媒体将各种盛大场面、体育比赛、生活闹剧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使观众们麻醉在这些社会冲突中，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日常化”的生活状态。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电视制造出的娱乐正迎合了受众的胃口，美国人每天平均收看电视节目已超过7小时。^[11]

美国媒体过度娱乐现象，近几十年引起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学者们的批判。在利奥·洛文塔尔（Leo Loewenthal）看来，过去的英雄大多是早已不复存在的“生产模范”，如今人们崇拜的是与休闲领域密切相关的“消费偶像”。^[12]这些偶像出现于电影、球场与夜店里的明星，无法为提供道德上的引导与教育，仅有娱乐功效，引诱人们堕入充斥着肤浅快感、消极被动的虚幻世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当今社会是奇观社会，“这种‘奇观’多是运用现代化的电子手段呈现出来的，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并且制造出非同一般的一种氛围，将生活在媒体和消费社会的人们带进了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符号世界。”^[13]在娱乐的包围下，人们满足于肤浅而短暂的享受，不愿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远离政治生活，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更是担心毁掉人们的，不是其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们所热爱的东西”。

在当今美国的媒介文化中，从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到各路学者声讨娱乐致死的声音，都显示出娱乐是当下美国媒介生态中的主流，处于非标出项的地位。相比之下趋于探讨公共利益的公共新闻，则是站在娱乐对立面的标出项。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从六个方面对“公共新闻”进行了界定：一是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二是更长时间的注意力的保持；三是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四是对中间部分的更多关注和少走极端；五是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重视内容，而不是技巧；六是培养公众思考能力的一种愿望。^[14]为实现公共新闻的这些目标，媒体需要构建一种“共识会议模式”：“共识会议模式会围绕一个所谓的群众专门问题小组。它包含10到16人，这些人被会议组织者组织起来对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考察，对其解决办法进行规划。整个过程包括两次预备会议和一次主会议。这个小组先列出与议题有关的所有问题，再挑选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然后对专家进行提问并与之互动，商讨专家们的意见，然后再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15]由此可见，相对于娱乐的新闻来说，公共新闻对实现目标和路径有着严格要求、标准及程序。同时，公共新闻“更依赖于员工撰写故事、高成本的调查、采访及公民焦点小组、详尽的视频短片及其他开销，成本是很高的。”^[16]

公共新闻无疑与美国媒体以赢利为目的的媒介生态主流不相符，但也正因如此，公共新闻在美国又具备了标出性，这一点从公共新闻诞生的原因中可以看出。“新闻媒介的利益取向、这种取向给专业自治及新闻报道质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使得新闻工作者开始担忧，这种担忧在过去的15年终极具增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公共新闻作为一种新闻改革运动诞生了。”^[17]媒介竞争的利益驱动，出现了新闻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新闻报道质量不断滑坡。这样一些复杂的缘由和情绪导致了美国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反省和职业批判。他们追问“新闻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好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等。这场反思的结果最终体现到行动上，出现反潮流的“公共新闻”运动成为必然。正如前文所述，因为新闻本身具有追捧标出项的特征，被娱乐新闻标出的公共新闻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股风潮，并向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等媒体市场同样发达的国家蔓延。

文化符号学认为，标出项翻转的重要条件是“不同时期的主导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总体变化逼迫正项让位”。^[18]在美国媒介高度发达的商业体制生态中，作为标出项的公共新闻要实现翻转困难重重。正如有学者认为，“美国虽然也有公共媒体，但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因为在美国如果媒体不赚钱等于漠视世俗上帝。”^[19]“弱势地位”同样也能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迄今最全面的研究表明：大约74%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都是由日发行量25万份或不足25万份的报纸开展的。公共新闻的这些时间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了普遍赞同，然而从态度上来讲，媒体和受众更容易接受那些与主流新闻相差无几的实践。”^[20]由此可见，公共新闻以其标出而带有新闻性，才被媒体尤其是面临更大生存压力的中小媒体所追捧。公共新闻潮流只能是美国泛娱乐化媒介生态中的一剂“止痛药”，是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思考并开展的一系列实验性的新闻传播活动。

 

三、娱乐新闻“标出”——中国公共新闻的媒介生态

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也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地域辽阔，打击分裂势力、巩固国家统一的大一统观念深入民族思想。无论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报馆是耳目喉舌”新闻思想，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新闻事业要坚持党性原则，都始终坚持了“新闻喉舌论”的媒体属性定位，要求新闻服从政治需要，媒体是宣传工具。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直接为党的事业服务，按照党的宣传路线进行新闻工作，是党的“喉舌”。一方面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家的法律、法令，保证政令通畅，并以此来指导人民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要把人民的意见、要求、愿望通过新闻媒介反映给党和政府、从而密切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党、政府和人们同心同德、齐心协力。^[21]

基于前文对于公共新闻的分析，公共新闻的两大显著特征为：一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新闻事业的指导性原则和群众性原则相关，都具有“围绕一定目标，广泛发动受众”的特点。因此，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处于非标出的地位。再进一步细分后，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宣传的单纯的政治传播为正项，反映经济、文化、生态、民生建设等新闻构成中项，而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吸引受众眼球的娱乐新闻为异项。公共新闻在中国处于中项的位置，偏向正项并被正项携带。^[22]

公共新闻在中国媒介生态中的中项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都能找到依据。美国学者认为，“公共新闻”与传统新闻的一个很大差异是，传统新闻大多是报道“坏消息”，而“公共新闻”出发点是要解决问题，产生“好新闻”。^[23]关于中美媒体“喜鹊”和“乌鸦”的比喻由来已久，中国的新闻媒介不避讳政治倾向性，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主流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此，当公共新闻一开始进入中国，很自然的就与媒体的党性原则、保持正确舆论导向等相结合，几乎没有遭遇到“水土不服”。以较早开始实践公共新闻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为例，这个新闻栏目从“民生”做起，即从关注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着手，让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见，很顺畅地实现了“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过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认为，中国的新闻报道早已经涉及了公共事件与公共问题，中国的新闻传媒也早已经有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对策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新闻”在中国早已存在，只是没有以这样一个名称来标榜而已。“当我听说中国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宣称自己的一些栏目或节目是‘公共新闻’，或者说由‘民生新闻’发展成‘公共新闻’的时候，并不感到奇怪。”^[24]

娱乐新闻在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中的标出，也能从反面说明公共新闻在中国的位置。以电视节目为例，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轫于春节晚会，逐渐发育成为歌舞、戏曲、小品、相声等为主要元素的晚会型娱乐节目。从中央电视台最早的娱乐节目《综艺大观》，让观众在艺术的审美中得到身心的愉悦；到1990年以《正大综艺》为代表的旅游风光型节目打开了观众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到湖南卫视1997年开播的《快乐大本营》以游戏为节目的主要元素，在游戏竞赛中创造快乐气氛；再到近年来涌现出的《超级女声》、《快乐女生》、《中国好声音》等以歌唱比赛形式进行的平民选秀类节目，几乎每一个代表性的节目都成为了一个时代人们从媒体上获得娱乐的缩影。一个优秀的娱乐节目因其具有标出性，一经播出常常引起“万人空巷”，短时间内就能积聚数亿人高度关注的盛况，标出性带来的经济效益更是可观。

类似的标出性在报纸媒体中也有所体现。打开一份报纸，领导的活动，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各行各领域的建设等，无疑被放在最显著的头版、要闻版中，而社会新闻、体娱新闻普遍都放在报纸靠后的版面，但这部分内容往往又成为普通读者最喜爱看的新闻。在中国都市报发展轨迹中，都市报在创办初期曾刊登了“星”、“惺”、“性”的新闻，来打破主流党报严肃的新闻报道。都市报以其为读者茶余饭后提供“谈资”的标出性，在我国各地城市迅速发展。当然，在我国整个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娱乐新闻也要求要贯彻党性原则，有学者研究都市报发展规律后发现，都市报“一旦打开市场，有了较大的效益和影响后，便向着主流大报靠拢。”^[25]但这恰好说明了党性原则下的正项新闻对中项和异项施加的压力，同时又允许异项的存在以保持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作为异项的娱乐新闻为了赢得更加长远的发展，通过通过变形的方式隐秘地存在于正项或中项中。^[26]总之，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是属于被正项携带、偏向正项一边的中项，与公共新闻在美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截然不同。

 

小结：“两头受压”下的中国公共新闻

武汉大学教授强月新等学者研究发现，公共新闻目前在中国处于一种尴尬境地。首先，公共新闻与公民社会密不可分，正在萌芽状态中的中国公民社会若想复制在美国发达公民社会中萌生的公共新闻带有很强的理想性成分；其次，目前中国公共新闻实践中的受众参与讨论环节，更多的成为鼓励受众参与的噱头和赢利的手段。^[27]在标出性视野下来解释这样的尴尬境地就容易许多。公共新闻在中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处于中项，它为了不被标出，偏向认同正项；但是这一偏向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处于变化中。对中项的争夺决定着正异项在文化中的地位。既然被争夺，中项的“两头受压”就无可避免。^[28]公共新闻在我国正是受到正项和异项的争夺：一方面，受我国新闻事业党性原则正项的影响，公共新闻既要传播党和政府执政理念，通过搭建的公共平台将民众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另一方面，公共新闻又受到娱乐元素，甚至是一些庸俗化、过度商业化新闻的影响。

“两头受压”下的中国公共新闻需要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找到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例如，在应对正项压力方面，可以将“民生”与“公众”、“国计”有机地集合起来，通过公众问题的解决提升公共新闻的必读性和权威性，从而带有“正项的美感”；在异项压力方面，公共新闻可以借鉴一些娱乐节目的互动形式，在运作过程中加强沟通与交流，开展多向联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观众参与新闻事件、关注新闻节目的热情。总之，中国公共新闻只有不断创新形式，从正项和异项中吸取优点，才能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邮箱：bridge711610@126.com

 

注释：

[1]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281页。

[2][3][4] 赵毅衡，文化符号学的“标出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3月。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8页。

[6][21]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288页。

[7] [14]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年1月。

[8][15][16][17][20]（美）坦尼·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华夏出版社，2010年4月，第59页。

[9]（美）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35页。

[10]（美）约瑟夫·塔洛，今日传媒——大众传播学导论【M】，华夏出版社，2011年9月，第47页。

[11][27] 强月新、屠晶靓，中国公共新闻活动的实践辨析【J】，当代传播，2008年6月。

[12] 黄芹，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J】，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1月。

[1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页。

[18] 胡易容，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对赵毅衡一个观点的扩展【J】，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 鲁丽，中美新闻理念比较——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

[22] 这样的分类并不绝对，但从总体上呈现这样的局面。

[23][24] 蔡雯，试论中美两国公共新闻传播的现实差异【J】，今传媒，2005年6月。

[25] 吴定勇，都市报崛起之谜【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90、96页。

[26] [28] 彭佳、王万宏，“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J】，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