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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亚洲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图像叙述研究

作者:魏 伟  来源:《电视研究》2011年第4期  浏览量:3014    2013-06-20 12:08:20

 

2011年1月在卡塔尔进行的亚洲杯足球赛电视转播在电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比赛的主转播方卡塔尔阿尔·达乌里和阿尔·卡斯电视台是一个专业电视体育频道,几乎只专注于足球赛事,曾经成功地转播过海湾国家杯、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比赛等赛事,近年来已经超越半岛体育台成为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电视体育频道。在决赛期间,他们使用了两台转播车、51台各类型摄像机对比赛进行转播,这大幅度超越了2010南非世界杯决赛转播方HBS使用33台摄像机的事实,创造了足球电视转播机位的新纪录。作为对11年后卡塔尔世界杯的预演,本届亚洲杯的电视转播迈出了令人惊叹的第一步。
较之去年亚洲杯女足赛的8机位转播,本届亚洲杯电视转播的图像在视角、画面清晰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丰富,图像叙述更加多元化。因此,对这样一届写下历史的亚洲杯电视转播的图像进行叙述学研究是有必要的。
 
一、图像叙述的参与者与可靠性
有关影视图像叙述的参与者,不少叙述学家都有过相应的阐述。美国叙述学家塞穆尔·查特曼提出了文学叙述的参与者模式: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叙述接受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不难看出,电视体育转播的图像叙述与文学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到本届亚洲杯电视转播中,摄像师和负责现场切换的导演是真实作者,电视机和网络受众是转播的真实读者。在转播过程中,真实作者构建了一个隐含作者,这个隐含作者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为受众带来经过他加工处理后的图像。相应的,隐含作者的对象是隐含读者。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忠实而完整地解读隐含作者想要表达的各种观点和立场。由于电视足球转播的特性,图像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几乎是合一的,因此叙述接受者也几乎是与隐含读者重合的。以萨拉·科兹洛夫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叙述接受者应当被视为“理想听众”。他们应当具有丰富的足球转播欣赏经验,能够自主地对叙述者的各类编码无条件接受。
当然,摄像师与切换导演可能位于叙述的不同层次之上。摄像师根据区域和职能的划分以及自身对比赛的理解,选择相应的景别。如果把他们作为叙述者的话,那么导演位于更高一层的超叙述者的层面。导演在同一时间面临数十个不同的图像选择,最终只能采用一个或极个别(小视窗功能)图像运用于转播。看似导演是预知一切叙述过程和结果的“全知”角色,因此他们的超叙述者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在足球转播中出现叙述学中的“跨层”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实上,在本届亚洲杯决赛转播中,负责其中一个斯坦尼康机位拍摄的摄影师和助手在赛前奏国歌横摇球员的中景到球场全景过程中,就看似“偶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他的出现可以证实电视转播技术的先进性和他所在位置的不可比拟性,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会增添对转播的信任感。
与其它类型的叙述相似的是,足球电视转播同样存在可靠性问题。一般来说,足球转播的图像叙述应当采取的叙述方位是叙述者全隐身叙述加绝对旁观者视角,这才可能为受众带来比较公正客观的报道。但转播方有些时候显然不满足于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而是在向全知角色靠拢,其代价是主观因素不可避免的介入。图像叙述是叙述者精心选择的,其公正客观与否与叙述者的身份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足球转播中,对两支球队图像选取的多寡,争议性判罚时即时回放和慢动作、超慢动作镜头呈现的多少决定着叙述的可靠性。耐人寻味的是,这在本次亚洲杯电视转播中成为了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在小组赛和四分之一决赛中,摄像师和现场导演几乎都是当地电视台的本土人士。在有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巴林在内的六个海湾国家合作理事会(GCC)国家在内的运动队出赛时,镜头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主观性选择。例如,在中国队与科威特队比赛时,导演反复播放裁判对中国队有利的可疑判罚的多视角慢动作。而在有利于科威特队的判罚中,类似镜头的数量明显较少。在卡塔尔队与其它球队比赛时,导演在图像上的倾向性选择更加明显。不利于卡塔尔队的判罚几乎很少有即时回放和慢动作重放。到半决赛时,全部GCC国家队被淘汰出局。电视转播才开始相对平均和公正的镜头呈现。决赛转播的导演弗朗索瓦·拉诺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以来理解世界杯电视转播的导演,转播队伍也相对国际化。因此,决赛中的转播更加符合电视图像的公正立场,不可靠性明显降低。
 
二、图像叙述的多元视角
视角是叙述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电视足球比赛转播中,图像叙述的视角问题集中体现在机位的数量和质量上。2010年南非世界杯高清电视转播刚刚创下33个机位的新纪录,不到半年便被本次亚洲杯打破。回顾之前30年的世界杯电视转播,机位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比较稳步。直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足球转播的机位数量突然急剧增长,转播设备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例如阿尔·达乌里和阿尔·卡斯电视台在赛前购买的EVS XT [2]+服务器双智能技术,是目前全球相对处于领先的即时不停歇多讯道信号视频处理系统。这套系统的使用是本届亚洲杯转播技术处于领先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在本届亚洲杯决赛的电视转播中,东道主电视台启用了2台航拍摄像机,较之去年世界杯增加了1台,提供了更加宏伟的空中视角。有线摄像机(俗称蜘蛛摄像机)虽然在数量上跟世界杯转播相比没有变化,但其功能更为强大,可以往复360度旋转,并且可以全自动覆盖整个球场。其带来的广角移动视角带给受众相当震撼的视觉冲击。在制慢这项转播水平的重要指标上,超慢动作(superslomo)和超动作(ultramo)摄像机无疑是极具分量的装备,他们带来媒介赛事的变化是“刺点”与“展面”比的显著提升。在这一点上,本届亚洲杯决赛转播全面超越南非世界杯。来自4-5个甚至更多视角的摄像机为受众捕捉到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在打破美学中同轴观念的反向机位的使用上,本届亚洲杯转播有了明显的突破,不少以往转播中的盲点和死角都被覆盖,一些运动员背后和侧面犯规以及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动作,还有运动员手球等过去转播机位很难清晰扑捉的镜头这次都得到了良好的呈现。南非世界杯转播中,4个反向机位捕捉到的镜头并没有用字幕呈现,体现出转播方对受众认知能力的信心。在本届亚洲杯转播中,由于反向机位更多,视角更多元化,因此转播方还是打出了“Reverse Angle”的提示。南非世界杯转播中第一次使用了2台底线摄像机,意图捕捉球最后是否完全越过门线,在状况频出的比赛期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本届亚洲杯决赛转播在此基础上,还专门增设了2台捕捉越位全景镜头的机位,全面提升了转播的品质。
 
1 世界杯亚洲杯机型机位对比
           赛事
机型机位
南非世界杯决赛
卡塔尔亚洲杯决赛
航拍摄像机
       1
        2
蜘蛛摄像机
       1
        1
超慢动作摄像机
       6
        7
超动作摄像机
       2
        4
斯坦尼康
       2
        2
明星机位
       2
        4
EVS摄像机
      11
       16
                       
在各类机位中,令人难忘的是本届亚洲杯转播的明星机位。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HBS将过去只在世界杯官方纪录片中呈现的专门捕捉球星的两台机位用于电视转播,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的场景成为了最经典的记忆。在本届亚洲杯转播中,明星机位多达4台,这还不包括根据场面变化临时加入明星名流纪录的几个备用机位。广阔的视角令导演在镜头选择时游刃有余。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射门或判罚后,转播中都会呈现双方主要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的表情、动作,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因为这些镜头多数是受众很愿意从转播图像中享受到的,但在过去比较难以完全实现。
 
三、图像叙述的时间型变
    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梅茨认为,“叙述是一个双重的时间序列:包含被讲述的时间以及叙述的时间。”图像叙述时的时间型变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图像叙述的时间型变是亚洲杯电视转播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各种高科技手段使转播在时间上的线性发展遭到破坏,出现了时序和时长上的型变。时序上的变化显得比较单纯。例如转播中在换人时会回放该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精彩瞬间,这是比较典型的倒述行为。极个别时候转播中会插入比赛前或之前比赛与之相关的图像,这属于插叙行为。除此之外,转播中似乎没有出现过其它的时序型变。
时长型变是卡塔尔亚洲杯转播的特征之一。法国叙述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省略、缩写、场景、停顿四种叙述时的时长关系。塞穆尔·查特曼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延长”,使叙述时的时长型变更加完整。
在足球比赛转播中,多数时间还是述本时长等同于底本时长的场景。位于场中央视角的1号机拍摄的赛场大景景别和其余中近景景别,基本上反映的都是比赛进行时的实际情形。延长是指述本时长大于底本时长,场内具备慢动作和超慢动作的摄像机的主要功能。在本届亚洲杯转播中,由于大量超慢动作和超动作摄像机的运用,叙述时间的延长逐渐趋近于停顿,即述本时长大于底本时长,底本时长等于零。高速摄像机拍摄到的部分镜头采用停帧的状态,使受众能够捕捉到特定时刻的画面,部分图像颇具震撼的视觉效果。越位瞬间和球越过门线瞬间的停顿使受众对一些容易出现争议的场景茅塞顿开。缩写是指述本时长小于底本时长。在转播结束前播放的对本场比赛精彩场面的快动作闪回即属于这一类型。由于比赛中反复播放的即时回放和慢动作重放镜头,使这一期间在场内发生的事件成为“空档期”时间,即图像叙述中的省略:述本时长小于底本时长等于零。
从风格学的角度来考察,本届亚洲杯电视转播的特征是同一重要时刻和精彩场面的反播放。重复其实是缩写与延长的变型。多个角度反复的即时回放和慢动作、超慢动作回放。以前转播中较少出现的底线视角和反向视角的摄像机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和花絮,承载了更多的细节量,为受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认知渠道,也为转播的时长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对于亚洲杯来说,这一届的电视转播矗立了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峰。这样一次标杆式的转播,同时可能成为今后足球重大赛事转播的一个分水岭。图像视角的过度多元化需求可能会令世界杯、联合会杯、欧洲冠军联赛等赛事的转播机位急需增加,技术含量大幅度提升,叙述话语也将更为复杂多变。一旦在某次重大赛事的转播中出现明显的倒退,就可能导致受众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由于足球赛事转播信号的同一,各转播机构只能通过不同风格的解说来体现转播的个性。因此,提供图像信号的转播机构的日益国际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转播图像中显著的叙述倾向性可能导致受众对赛事认知的严重型变。这恐怕也是今后重大足球赛事转播都需要引以为戒的。
 
注:
①⑦ [美]塞穆尔·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述结构》,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第151页,第68-74页。
② [美]萨拉·科兹洛夫:《叙述理论与电视》,见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伦敦:鲁特莱奇出版社,1992,第80页。
③ 魏伟:《3D技术对电视体育转播的影响研究》,载《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
④ 魏伟:《解读神话: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学研究》,载《中国体育科技》,2011年第2期。
⑤ [法]克里斯蒂安·梅茨:《电影语言:电影的符号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第18页。
⑥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修订本》,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第3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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