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紧要的紧要之处
——从薛忆沩小说《无关紧要的东西》考察文化标出性
摘要：本文以符号学关于文化标出性的理论，来分析薛忆沩的小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展现出一个现代文化的寓言：在一个所谓“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把平庸甚至是丑陋作为正常，任何超出“正常”规范的事物都将付出代价，哪怕“超常之美”也无法被容忍。这位先锋作家将自身对创作实践的深刻思考寄寓进这篇小说当中，探寻了社会现实与文化中的种种悖论，具有极强的文化批判性。
标出性
标出性（Markedness），又有人称为标记性（为了方便，本文在文本分析中将统一采用“标出性”），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由乔姆斯基提出的一个术语，此词含有被动意。标出这个概念是由布拉格学派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提出，他是音位学的创始人，他发现，在对立的清浊辅音之间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一项运动，从而“被积极地标出”，其结果是浊辅音使用次数较少。沈家煊对语音中的这种标记现象(Markedness)的定义是“一个范畴内部存在的某种不对称现象”，标出项就是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有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
为了把标出性理论应用到文化研究之中，赵毅衡建议把语言学中的二元不对称模式，改为正项、中项、负项的三项模式。非此非彼的范畴，可以称为“中项”，而“中项”在语言学中并不存在。中项的特点是难以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身。中项偏向的非标出项，就此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叫做“正项”；中项离弃的标出项，就此被认为是异常的，边缘的“异项”。
中项偏边是任何符号系统（语言或非语言）标出性的常见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标出性总是导致二元对立的“不对称”。中项无法自我表达，甚至意义不独立，只能被二元对立范畴之一裹卷携带，只能靠向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i]因此，“中项是各种文化标出关系的最紧要问题”[ii]，只有“中项”才能确定，谁是中心，谁是边缘。
“必须划出少数异类，必须边缘化异类，必须容忍异类——这是文化对标出性的‘三个必须’，这三个必须都是广义的政治行为。由此，人类文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关于标出性的意义政治。”[iii]任何事物，一旦被标出，就必然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类，被排挤到边缘，这是主流文化为了确立自己“正项”地位的必要手段，并且，这种排挤和对立由来已久，德里达在《立场》中有此论述：“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iv]但是，从概念上来说，无异项即无正项，因此必须容忍异项的存在。
在现实中，有无标记性，大多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断。那么，在理论上，究竟按照何种标准来判断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沈家煊从语言学出发归纳出六条标准：组合标准、聚合标准、分布标准、频率标准、意义标准、历时标准。[v]但是这六个标准的是否存在主次，是否必须同时起作用，至今尚无定论。
这个理论上的困难，或许只有艺术才能解决。薛亿沩的小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读成一篇寓言：关于标出项在文化中的种种命运，关于文化如何拒绝理解，拒绝接纳标出性，关于我们大家如何不自觉地排斥异类。
文本分析
《无关紧要的东西》的第一句就是“后来，X经常跟我谈起她青春期的忧伤”
这篇小说充满了无奈与诗意。“青春期的忧伤”这个词组在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中竟然出现了七次之多，而且每一次出现都带动小说进入新的情节，成为小说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足见“青春期的忧伤”这个词组的主题意义。
小说以倒叙的方式进行，在安详平和的语气中叙述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X说，不可思议的美貌既使她获得了太多的关注，又使她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首先，因为她的美貌，她的父母不信任她的智力和前途，他们对她实行特殊教育，希望她可以获得未来丈夫的信任。后来，她的小学老师不信任她的诚实，在X被班上的三个男生欺负后去找老师告状，她的老师却说X仗着自己漂亮就认为别人对自己有兴趣。
“在文化活动中，社会主流常是为了形成不对称（为了边缘化异项，以成为巩固的主项）而引入标出性。”[vi]X超常的美貌在平常甚至平庸的社会上是那样特别，不管她是不是愿意，她被标出来成了异项。异项就有异项的命运，她被排挤到了边缘，她的父母、同学、老师都将她边缘化了，因为他们都是非标出的。不管这些人与她的远近亲疏，作为文化范畴，她与他们都是对立的：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之间的本质对立无法调和。
“这种矛盾在她的青春期发展到了最剧烈的程度”。
到了青春期，X爱上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她高中的数学老师，这个男人在讲台上走动时像是赏心悦目的表演，X深深地迷上了他，她需要屏住呼吸才能够压抑住自己激动的情绪。这个男人已经有了妻女，带着自己的妻女在马路上散步时遇见X时，只是很客气地对她点了点头。X大病了一场，三天后才去学校。当除了数学老师之外的所有老师都来对她表示关心时，X以为他对她毫无感觉。
其实，数学老师是以他的不在场，宣布了他的在场。年青的X当然感受不到，她终于在毕业一个星期之后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慕，数学老师竟然抱头痛哭起来，原来他一直都明白这个局面。X说她不要求什么，她只想告诉他自己的感觉，但他仍然拒绝了她的爱，他说X的美貌让他恐惧他自己的过去。
拥有超常之美的X的爱慕，让处于非标出项的普通男老师异常激动，这是对于标出之美的正常反应，“这不是中项对标出项的认同，而是中项对标出项被隔离的歉疚”[vii]。数学老师的过去一直都是庸常的，他习惯了正项庸常状态的安宁，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靠近异项。“X从这一次经验中知道了爱其实是距离的一种存在方式，它本身就是一道解不开的解析几何的难题”，与其说，这是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不如说这是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之间的距离，这是整个文化作用的结果，个人对此无能为力。
X爱上的第二个男人是她的大学同学，那是个学业优秀性情孤僻的男人。X她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他，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她给他写字条求爱，但得到的回答是一行模糊不清的英文字：“不，这怎么可能呢？”，他断然拒绝了X的求爱。X追问他为什么不可能，他说X那样漂亮，不可能喜欢他。即使在X一再表白“真的”喜欢他，他仍然拒绝了她。因为他不相信拥有如此美貌的X会属于他，X的美貌让他恐惧自己的现在。她说X是男生们议论最多的人，但她超常的美让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她的爱。
超常的美貌像是一面魔镜，她的美让所有人感觉到自己的丑陋。X恳求他耐心地了解她对他的爱，但他说他不可能有那样的耐心，因为X让他恐惧自己的现在，X不可能让他相信她属于他。作为被标出的X的美貌，在非标出的男同学眼中是那样“触目惊心”，这促使他和男生们不自觉地将她边缘化（“神化”）了，从而排除在选择爱人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无法找到自身可以与X的美貌对称的部分。这是典型的中项偏边局面，他们只能为X营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个被标出的世界里，才能有敢于爱上X的人：这种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拒绝。
有意思的是那个男同学拒绝X的字条上，使用的是用“铅笔”写的 “英文”的“模糊不清”的字，这三个有别于正常的特征是对于X作为标出项的有意识地对应，看来他没有骗X，他真的是认为X属于一个独特的世界。
经过两次失败，X开始反省自己的趣味，她认为自己一直对学科学的人感兴趣非常荒唐，她觉得自己应该爱上一个与自己的专业和性格完全相反的人。她开始抵制注重现实的人，开始青睐有浪漫情调的男人。于是X爱上了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他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相遇就很浪漫，分别是在是在只有他们两个观众的电影院和公共图书馆的电梯里。他们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X对艺术家思想的活力和超常的智慧爱慕不已，终于她对他说爱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情绪激动地盯着X。突然，他将她一把抱起，在草坪上旋转起来” 。于是，他们在充满艺术的氛围里甜蜜地恋爱了，X终于生活在她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之中。
但是敏感的X发现：他从来不说爱她，她很疑惑。她小心地提出自己的疑问，艺术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一个动词可以表达我对你的感觉。”这个回答让他感到一时兴奋一时费解，这两种感觉的交替让她的幸福感越来越沉重。一年以后，艺术家突然告诉她，他要去欧洲流浪，说自己的离开多半是因为X：他没有把握自己是否应该和X在一起。X的美貌让她感到不安，他恐惧未来有一天，X暂时的美会荡然无存，他恐惧总有一天将会到来的毁灭。艺术家因为恐惧未来离开了她。
艺术家爱上X，是因为X拥有的标出之美。艺术家的独特身份，让他能面对异项。但是艺术热衷于标出性是有局限的，“异项艺术并不意图参与中项争夺，并不致力于把异项变成正常，艺术‘目的’在于让不正常自得于不正常。”[viii]与X以前爱过的那两个男人对标出的排斥不同，他看到X所拥有的这种标出之美是艺术灵感的动力。但是他担心一旦失去这种标出，就会失去了灵感的源泉，就会失去艺术。
因为，从符号学观点看，“文化的非标出性本质上很不稳定，因为其意义不能自我维持，需要依靠中项的支持：中项一旦异边，标出性就翻转到二元对立范畴的另一边。”[ix]中项文化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的调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标出性的翻转是必然的。当然，对于不同的标出性，时间的长短不尽相同。
在这三段失败的恋情中， X所爱慕的三个男人的职业分别是高中数学老师、大学学生、艺术家。他们身份很不相同，然而都拒绝了她。他们无一例外都对X不可思议的美貌极度关注，但最终都放弃了她，他们不是不爱，而是不敢爱。这形象地展现了X作为被标出项，所受到的这三个男人所代表的社会大众的排斥。这三个男人分别是因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恐惧而拒绝她的。既然三个时间向度都彻底否定了她，“她好像永远失去了时间的青睐” 她永远都得不到她想要的爱，这就是作为异项的命运。这说明只要是标出项，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时间如何流逝，只要是异项，就会遭受到排斥，将永远承受孤独。
所以，X屈服了，她嫁给了一个她一点都不爱的男人，虽然她一开始就觉得他配不上她，但他愿意放弃对她的排斥，说了“爱她”，而他是第一个对她说“爱她”的男人，X终于成了语言的奴隶，在平庸的生活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青春岁月。X在经历了十二年无爱又平庸的婚姻之后离婚了，因为X在浴室里用淋浴喷头砸碎了镜子，镜子里是她依旧光彩照人的容貌和不再年轻的身体。他的丈夫无法理解她，于是他骂了脏话，和X激烈地争吵，然后离婚了。
从标出性来说，她的婚姻是她对于自己作为标出项的命运的反抗。在去登记结婚的路上，X和她的求婚者分别走在马路的两边，可见，标出项和非标出项还是泾渭分明，婚姻本身无法真正地改变什么。这个时候，X一边回忆自己的失败一边走向她的婚姻，她泪流满面，感到“新的”失败的诱惑，虽然X曾遭受三次失败，她在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自己真正的渴望。但是，她宁愿为了“爱她”那句经典的话付出青春的代价。婚姻最终无法改变X标出项的身份，她离婚了，她对于自己作为标出项的命运的反抗也宣告失败。
X的婚姻有些类似于文化中异项艺术的翻转，“一旦异项摈弃标出性争夺中项，变化过程就是非艺术的，更不用说其结果。”[x]而“标出项一旦成功翻转，就不可能不失去异项美，失去对异项艺术的吸引力。”[xi]。X在浴室里用淋浴喷头砸碎了浴室的镜子这一细节具有深长的意味，与其说她砸碎的是镜子，不如说她砸碎的是被标出的自己。拉康认为，“女性通过化妆，成为把‘无’的真实装饰在身上的存在”[xii]，女性化妆是标出的，而化妆必须要用镜子，X是想通过砸碎镜子来砸碎标出。
艾柯在《符号学原理》中，就曾经指出：“符号学就其原理而言，是研究一切可能用来说谎的事物的学科，倘若某物不能被用来编制出一个谎言，那么它反之也不能用来说明真理。”[xiii]可见，镜子本身有的功能，可以解释意义，镜子中出现的她依旧光彩照人的容貌和不再年轻的身体是对X的一种解释，解释出的内容依然含有标出的意义，而X已经受够了外界对她的这种解释，她想砸碎这一切。
更有寓意的是，小说中写到了X的女儿，女儿与X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远没有X漂亮，但是一帆风顺，学业、事业和家庭都很成功。“X很少谈及她的女儿。因为她认为她女儿的顺利正好对应了她自己的挫折。她不愿意这种简单的逻辑折磨她自己的情绪”。拥有超常之美的X是异项，有着异项美感；相貌平常的X的女儿是正项，有着正项美感。而“正项美感是在人们在文化正常状态中感到的愉悦” [xiv]，“因此，正项美感可以定义为‘非标出性引发的愉悦’”。[xv]于是，与X的挫折恰恰相反，她一帆风顺。这是是中项偏边的结果，是中项对于正项的褒奖。
正项和异项所遭受的不同命运，这也许才是薛忆沩最想表达的思想。
在X结束她无爱的婚姻后，与异性有过一些短暂或临时的关系，但她从未认真过激动过，也从未想过再婚。X用她对于爱情的缺席，形成了一个空白符号，而这空白本身也是一种标出[xvi]。除了照顾女儿，她的时间都是在回忆和孤独中度过。四次失败过让她认清了自己，接受了自己标出性的命运。但她还是常常谈起她青春期的忧伤，这个行为本身是她对于自己标出性的认同。最后，X变得心平气和了，她的美貌，她青春期的忧伤，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薛忆沩和先锋小说
进一步说：在当今的文坛，先锋小说的创作无疑是标出的，试看当今纯文学作品的出版情况，便是证明。薛忆沩多年来一直坚持纯文学的先锋探索，这让他的文学之路异常崎岖，他在《“好文学”的“坏运气”》中曾经充满感慨说“‘坏运气’已经发展成为附着在我的‘好文学’机体上的慢性病”[xvii]。尽管如此，他仍然选择了坚持创作，在“这样一条‘极少人走的小径’上寂寞地走下去”[xviii]“在语言中寻找自己的天堂[xix]”。多年来，大量的阅读和极少量的写作，保证了每一篇小说的极高品质。他的作品在林贤治、肖建国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系列从书第一缉的十二位小说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趣的是，在以鲁迅排在第一位的这十二个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名气”的作家，这是对他作品品质的最崇高的评价。
作为一篇篇幅不长的小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发表在2001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这是他离国之前发表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同期作品还有《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于《收获》2001年第1期）。相较于他的代表作受到的赞扬[xx]，《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对《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延续性书写所引起的研究者的关注[xxi]，《无关紧要的东西》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0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合集《流动的房间》，《无关紧要的东西》仍然意味深长地出现在小说集第一卷“城市里面的城市”中，紧随他的代表作《流动的房间》之后，作为此卷的最后一篇，可见这篇小说在薛忆沩心中的特殊地位。
小说所展现的“标出性”的寓言恰好应和了作者自身创作的现实际遇。薛忆沩在这一段故事中，倾注了很多对于先锋艺术的思考。先锋艺术是一种对非标出的正常的艺术的反抗和革命，“历史上的先锋派是20世纪艺术史上的第一个反对‘艺术体制’以及自律性在其中起作用方式的运动”[xxii]，对艺术自律性的反抗，是先锋派艺术区别与其它艺术的根本特点。这注定了先锋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扮演着“弑父”角色的革命者，其革命的过程将会异常惨烈，当革命成功之时，也是他被杀之时。当先锋成为一种常态被大众接受时，先锋已然消失了，取代它的将是一种对包括它在内的正常的艺术的进行反抗的新的先锋。所以，先锋决不能安于现实，而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这是一种永恒的绝望的反抗。
无疑，薛忆沩爱着他笔下的X，因为X的“超常之美”正是他追求的艺术目标，最早系统提出先锋理论的波焦利（Renato Poggioli）说，先锋派艺术充满着对“新奇甚至怪异的狂热”[xxiii]，因为“超常之美”和“新奇”和“怪异”一样，都有着明显的标出性。但薛忆沩却只能眼睁睁看着X一次次地遭受挫折，他无能为力，他无法撼动由中项确立的强大的文化霸权，此时的他与X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只能走向孤独。
波焦利列出先锋艺术四大特点——对抗性（antagonism）、积极性（activism）、激奋性（agonism）、虚无性（nihilism）——几乎是文化标出性的完整描述。[xxiv]这四个特性，在这篇小说中都有着完美的诠释。在对于超常之美的执着坚持，是薛忆沩创作的首要原则，虽然这种坚持，就像小说中X的美貌一样，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薛忆沩似乎进入了他自己的寓言：任何的超常之美都要付出代价。近年来，他终于也像X一样变得心平气和了，坦然接受了自己作为标出项的命运，他说：“我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xxv]。你看，他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
作者：马文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mwm81@126.com
[i] 沈家煊认为有标记和无标记只是个程度问题，因而标记性具有相对性。参见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性》，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这是对于多个对象的综合考察得出的理论，但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只研究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沈家煊称之为“简单模式”，所以很少使用“相对性”。
[ii]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7页。
[iii]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同上，第61页。
[iv]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57页。
[v]参见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性》，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vi]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3页。
[vii]同上，第63页
[viii]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64页。
同上，第59页。
[ix] 参见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的第二章“先锋的主题体向度”的第一节、第二节。
[x]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64页。
[xi]同上。
[xii]福原太平：《拉康：镜像阶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xiii]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83页。
[xiv]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60页。
[xv]同上，第61页
[xvi] 见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性》，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xvii] 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00页。
[xviii] 同上，第109页。
[xix] 严之轻：《在语言中寻找自己的天堂——听薛忆沩谈他的新作》，载于《深圳特区报》，2004年6月27日。
[xx] 残雪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大力推荐薛忆沩的几篇代表作。
[xxi] 参见《上海文化》2011年第一期，彭钢《相距十年的噩梦——读薛忆沩的两篇“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
[xxii] 【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年7月第1版，第10页。
[xxiii] 雷纳托·波焦利（Renato Poggioli），《先锋派理论》，杰拉尔德·菲茨杰拉德（Gerald Fitzgerald）英译（剑桥，马萨诸塞州，1968）第37页。
[xxiv] 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64页。
[xxv] 王绍培：《“我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与薛忆沩的对话》，载于《深圳商报》2003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