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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空无性和意义的实现

作者:屠友祥  来源:《文艺美学研究》2012年卷第6辑  浏览量:2680    2013-09-25 17:27:00

 

 
摘要  语言符号的本质是再现、表象和代表,任意性是实现语言符号本质的途径和手段。因为语言符号含具自身的存在本性,它要表象和再现的概念也含具自身特有的存在本性,符号和概念的联想结合,必定导致此存在本性移益、添附到彼存在本性上去,如此,我们必须取用空洞化的符号,任意地、充分明晰地再现或表象概念。索绪尔所谓的“现象”是付诸听觉的声音现象,现象是一种关系和形式,就此而言,声音显然比文字更纯粹,更抽象,也更空洞,可以更完美地实现符号的代表特性。声音符号本身的空无性与心智对这种空无性的领会是人类思惟高度发展的标志。语言要素本身是空无的,它之获取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与其他语言要素的差异,在于它与其他意义的共存。一个词或符号的绝对确定、完全肯定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它永远呈现为差异性和共时性,从而获取某个语言状态中的意义。语言具有模糊性,然而这种模糊性却在特定的语言状态中、在共时的差异关系或否定关系中达到和实现了精确性。语言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否定关系和差异关系。
 
一、语言符号的本质是再现、表象和代表,
任意性和强制性是语言符号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和结果
 
索绪尔1908-1909年第二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明确说道:“最初的约定、契约是最不重要的,这不是与符号学系统相关的事实的核心。”从这角度看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首要真理,只在符号创制出来,以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确是首要真理,但一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是无足轻重的了,因为它与符号学系统攸关的“事实”不相干,那“事实”的核心就是对社会产物的被动接受。可见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理,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象而已,因为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身处的是“事实”,我们无法探究语言形成的起源。因此,我们应全面而辩证地看待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观念,他非常善于把捉理论的析分与交融的微妙之处,我们的理解自然不能执其一端。在表述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一端之外,索绪尔又如此表述:
 
“我们认可符号并不真正存在的刹那,只是理想(想象)而已。即便它的确存在,也不值得与整体语言的有规律的生命相并列来考虑。”
“在一定的时刻,经由假设的行为,名称被分派给事物,经此行为,概念和符号之间,所指和能指之间,可达成一种契约,此行为处于纯粹想象的领域。这是一个想象,受到我们拥有的符号之任意性这一观念的激发,我们意识到它不属于现实。”
“我们在每种语言情形的起源处都辨别出了某种历史事实。”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而是实现语言符号本质的途径和手段。因为语言符号含具自身的存在本性,它要表象和再现的概念也含具自身特有的存在本性,符号和概念的联想结合,必定导致此存在本性移益、添附到彼存在本性上去,如此,我们必须取用空洞化的符号,任意地、充分明晰地再现或表象概念。人类能找到的最空洞化的符号就是“无言”,其次则为“声音”,当然这是心理化的声音,是言说现象和听觉印象。索绪尔异乎寻常地重视“声音”,并一再地将它与“文字”区分开来,缘由即在于“声音”是空洞化的符号。这一空洞化的符号与概念的联想结合是任意的,其间没有内在的关联,也正因为没有内在的关联,才接近完美地再现或表象了概念。如此,语言符号的本质是再现、表象和代表,任意性是实现语言符号这一本质的途径和手段。本质一旦得以实现,则成为事实,不因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强制性,人类须被动地接受。因此,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强制性是语言符号本质得以实现的结果。
 
二、语言符号以本身无价值的空洞的发声形象
去再现、代表概念,这特性先天地要求任意性
 
变易是语言在时间中的存在方式。索绪尔第三次(1910-1911)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的时候,他的亲笔讲稿涉及地理空间连续性中差别的构成,道:“决没有绝对静止的例子。这是时间中语言的运动原则,这是绝对的。……即便是最平静的时期,我们也从未看到语言之流是同一的。”这是对赫拉克利特著名论断的呼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一切皆处于流变之中,没有事物可以固定地存在。语言的差异也是变易的,我们“任意地使两种事物在时间中区分开来。索绪尔屡屡重复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其符号的任意而约定俗成的理论,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看法,都是基于此。他在回覆惠特尼纪念大会的函中开首就道:
 
起符号作用之物决不可两次都是同样的:初时必定是一种检测或初始约定,以便知晓凭借什么,在什么界限,我们拥有称之为相同之物的权利;这使之与任何一物都具有根本的差异,这是至简至初的渊源。”
 
所谓起符号作用之物,就是声音及听觉印象。声音及听觉印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结合初时必定是任意的。听觉印象只在时间上展开,具有时间性。它“呈现了时间的长度;呈现的时间只能以一个维度成形”。所谓“凭借什么,在什么界限”,正是指人类凭借对时间维度的感知,辨别出、区分开各个单位。“正是听觉印象产生了各个单位的数目。”听觉印象根据时间中展开的诸声音的差异来确定单位。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的关系在时间中确立,通过听觉感知到单位的同一性,从而处于约定俗成的关系。这两次是不同的,变易的。“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踏进任意性关系又不踏进任意性关系,任意性关系既存在又不存在。最初检测之际存在任意性关系,语言单位的同一性一旦形成,任意性关系就不复存在。索绪尔以“理想”(想象)(idéal11一词表示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以本身无价值的空洞的发声形象去再现、代表概念,这特性先天地要求任意性,或者说任意性是实现语言符号代表特性的首要途径,所以索绪尔把任意性作为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来处理,承认它,但虚化它。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符号的既存事实,是共时地存在于言说者意识中的状态。
“我们拥有称之为相同之物的权利”,这是个单位的同一性问题。听觉印象居于发音行为和语音事实之间,发音行为要经由听觉印象才能成为语音事实,语音事实则通过听觉印象确定发音行为。这意味着声音单位的确立必须凭借听觉印象。索绪尔就此说道:“一个发音行为是个生理事实的整体,与已确定的语音事实相应。语音事实转而由听觉呈现出来,就只依据听觉,我们才确定发音行为。”12单位是听觉印象及时间意识的结果和界限。声音、听觉与时间各自实现对方。索绪尔指出过时间与听觉的相宜性:“时间适于听觉,一如空间适于视觉。”13这是他的听觉印象与时间意识思想的出发点。
 
三、差异存在,意义就永远存在
 
从根本上来说,符号是空洞的,并不具备内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类将自身的精神投射于原本无内在意义和价值的符号,使之蕴含意义和价值。这是声音符号含具的心理区别性。“实存的符号无意识地引发的,……不是概念,而是由我们的心智感到的相对立的价值。”14这是因为无意识单位和听觉单位是相应的、吻合的,每个符号引发的与其他符号的声音上的对立,赋予其自身意义和价值。这意味着意义和价值处于关系之中,并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由我们的心智感到的对立的关系。索绪尔所谓的“所有符号都是纯粹心理秩序的运作,但我们不可说这种运作永远面临划定界限”15,也应如此理解。或可说符号的界定乃至约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未完成的。
语言具有双重性本质,这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精髓。问题是这类双重性在语言中转变为同一性,这是语言本质的独特之处。同一性“隐含有两种异质的因素相联结(联想)这一意义”16。相联结(联想),意味着这是心智运作的结果,意义和形式(符号)都是意识活动的产物,都是概念,索绪尔说是“纯粹意识的事实”(un fait de conscience pur17。因此,所谓语言的同一性,就是纯粹意识的事实,纯粹而单一。如此,思惟与符号就到了相契的地步。这种相契的达成,是由于思惟与符号都是精神之物的缘故。思惟和符号的联结也是凭借它们都处于精神的范畴而达臻的。索绪尔道:“语言的首要现象是思惟和符号的联结(l’association);正是这一首要事实在符号的传递过程中被消除了。”18符号在时间中的传递夷灭了符号和思惟的联结,这表明经由一个时期之后符号不存在了,意义不存在了,唯有声音形态、听觉印象而已。索绪尔就此道:“1、声音形态本身什么也不意指;2、声音形态的差异或同一本身什么也不意指;3、概念本身什么也不意指;4、概念的差异或同一本身什么也不意指;5、整体语言中的意义是a)与诸符号相应的概念的差异或同一的联合;b)基于概念的诸符号的差异或同一的联合;这两者不可分离地熔合在一起。”19这意味着思惟和符号的联结可以消除,也就是思惟不固定,符号也不固定,但只要其间的差异存在,意义就永远存在。当然,这是相对的变动的意义,因为差异和对立是相对和变动的。
 
四、回返到言说者,即回返到区别意识、差异意识
 
波斯(Hendrik Josephus Pos, 1898-1955)《现象学与语言学》一文可以说正式确立了语言现象学。按梅洛-庞蒂的说法,波斯“界定语言现象学的努力,不是把现存的语言放回到每种可能语言的本相(eidétique)框架内,也就是说,不是把这些现存的语言与普遍而无形的构成意识相对照,使之客体化,而是让它们回返到言说者(le sujet parlant),回返到我与我说的语言的接触。”20回返到言说者,那么,语言与言说者互为主体,具有共合性、现时性。我言说,我与其他一切言说者也处于主体间的关系。这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语言凭借言说者则实现了共时的系统特征。这里,真正具有语言现象学意义的,是回返到“言说者”。
在索绪尔那里,普遍而无形的构成意识属抽象的整体语言(la langue),他在抽象的整体语言里区分出内部现象(意识现象)和可直接掌握的外部现象,但索绪尔的意识现象包括意义和形式不可分的合体在内,他不是把意义和形式对立,而是将发声形象(la figure vocale)这外部现象与意义-形式(la forme-sens)予以区分21。各个形式都有意义,这意义的形成就在于各个形式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区别意识是言说者的构成意识。回返到言说者,最终即回返到区别意识、差异意识。如此,发声形象受言说者区别意识的左右,区别意识予以界定,发声形象就以形式的面目呈现。索绪尔道:
 
   形式是对言说者的意识而言确定了的发声形象,也就是说,既是存在的,又是限定的。它不越出限定的界限,也不流失存在的特性(它正好是这样,不多也不少)。它不一定有明确的“意义”;但作为存在的某物则被感觉到了。要是其精确构造的任一部分遭到改变,就不再存在了,或不再是同一物了。22
 
这是索绪尔语言现象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形式不是发声形象,而是经区别意识限定了的发声形象,因而是意识现象、内部现象。我和我说的语言相接触的,就是形式。这形式有界限限定,界限不同,形式也就不同。形式具有变易性、特定性,没有恒定的根基。如果说有根基的话,也就是区别意识。而形式的变易正体现了区别意识。可以说索绪尔语言现象学的关纽即是差异性,这差异性以否定性的面目存在,却空洞而任意,并不确定。能确定的就是其否定性。索绪尔道:“群体语言(le langage)是一种现象;它是人类所具能力的运用。整体语言(la langue)是协合一致的诸形式的集合体,诸形式的集合体在全体个体中、在确定的时间点呈现这现象。”23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时间点”一语。可知索绪尔所谓的“现象”是付诸听觉的声音现象,它在时间中展开,而不是诉诸视觉的在空间展开的文字。索绪尔认识到当时的研究者尤其是他本人开始“从文字转向发音,从纸面转向言说者。……将言说者视作社会存在。”24他与葆朴(Franz Bopp)关注点的不同在于后者不把语言看做现象,不在现象特性中思考和观察语言。现象是一种关系和形式,就此而言,声音显然比文字更纯粹,更抽象,也更空洞,可以更完美地实现符号的代表特性。声音无疑是人类具有的可以完成这一要求的最佳凭借。索绪尔认识到作为符号的发声现象与其他事物的截然不同处就在于“1、符号的内在的空洞(nullité);2、我们的精神能够掌握本身是空无的词语。”25声音符号本身的空无特性与心智对这种空无性的领会是人类思惟高度发展的标志。〔索绪尔曾用Kénôme26一词表示差异之意,此词当源自希腊语kenos(空无),但这思想本身应该缘于印度。〕如此,差异不在于固定的实有之物间的差异,而在于差异关系、差异现象本身,导致差异者是任意的、非固着的,亦即空无的。空无、任意实现差异,同时差异也呈现为空无、任意的面目。
在索绪尔那里,虽没有正式出现“语言现象学”的名称,但具体论述中,有一条明晰的理路存在,就是:现象=关系=单位=事实本身。听觉印象经由时间实现具有同一性的单位,各个单位一方面在时间中分开,一方面又在效果中合聚。分开和合聚其实都是听觉效果。同一性在于关系,也在于效果。而同一性没有固定标准,完全取决于意欲。意欲指向感觉与印象,也就存在对感觉与印象作区分和划定的过程,单位由此形成。运用之于形式,表象之于观念,具有同一性。言说要成为语言现实,必须具备形式的运用和观念的表象相互蕴含的同一性,从而构成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的构成是言说者的内在意识和语言感进行界定的结果,而言说者作界定的最重要凭借是差异关系。
 
五、语言要素本身是空无的,不具有固定的意义,
它之所以有意义,乃因与其他意义共存而导致
 
语言要素进入言说者的意识当中,形式和概念、能指和所指、听觉印象和概念处在相互限定的关系中,我们凭借形式掌握概念,同时,我们也凭借概念掌握形式,这是通过言说者的意识实现的。无论在纵向聚合的层面,还是横向组合的层面,抑或两者参合的层面,符号都在我们的心智中构成为一个整体。倘若我们取符号或形式为立足点,则产生与意义、与其他符号、与其他符号的意义等等的关系,反之,倘若取意义为立足点,也是如此。其中状态的形成处在变易的过程当中,并不固著不变。索绪尔常以国际象棋作譬喻,说明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或棋局中任何一个棋子的移易,都即刻产生新的状态。这说明状态的诞生并非源于某种可推衍或追溯的历史性,而是由于要素和棋子的偶然作用导致的。语言状态和棋局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形成。
共时的棋局或语言状态之中的每个棋子及要素的存在价值,在于它在系统当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它与系统其他要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棋子和棋子、要素和要素、项和项之间的相关而相对方才形成的,或者说,它们是具有差异性的,其各自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关系,而不取决于自身。其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与化学元素不同。化学元素本身具有实存的、固定的价值,是确定不移的;语言要素或棋子的价值则纯粹由状态、系统或棋局决定,由关系和位置决定,由区别性特征决定,它自身则是游移不定的。
区别性特征呈现为一种形式,是此种形式与彼种形式相区别的语言事实。不过区别性特征不是先在地、固定地存在的,而是偶然地导致的,是一种偶然之物。偶然性是其空无性的自然生发,空无的,必然也是偶然的。
形式是差异的展现。意义和价值既因差异关系而赋予,则我们对概念、所指的获取就凭借形式的区别性而得到,反过来,我们对形式的区别性的认知,也同样是由于我们对概念、所指的区别性的领会而来。我们不能分离地、固定地、绝对地讨论概念a或形式A,也不能固定地从形式出发来确定概念,不能固定地从概念出发来界定形式。如果一定要说有固定的关系的话,那也是形式和概念相互界定的不确定性、不固定性。或者说,一切都是不固定的,唯一可固定的是诸要素处于不固定的关系中。
就因为我们是从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意义/别的意义)认知符号整体,则从语言学角度讲,语言要素本身不具有固定的意义,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与别的意义相对相区别而赋予的,因而语言要素的内涵是空无的,它之所以得到充实,乃因与其他意义共存而导致。这种共存,或是显在地并依,或是隐性地潜存于言说者的记忆里。如此,言说者的意识是导致意义的关键所在。索绪尔注意到道德性的词语,如“犯罪”与“激情”、“美德”与“邪恶”、“谎言”与“诚实”、“藐视”与“尊重”之类,在语言学中完全具非道德性。他道:“那经由我们直接意识的掌握方才存在的道德现象,作为语言要素可能比作为具体现象要远为重要得多,具体现象总只是以极其间接且不完整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意识。”27
我的理解是,在语言中,道德性的词语都是处于相对或相区别的关系,从而获取其意义,并没有一个独立而永存的客观的语言事实。具体的道德现象,譬如“美德”,当然是存在的,但作为语言要素,作为需经我们这些言说者的心智而掌握的语言要素,则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其他显在的“美德”并列或关联起来,与其他潜存于我们意识深处的“美德”并列或关联起来,与显在的或潜存于我们意识深处的对“邪恶”的体认并存或相区别,所有这些共存的语言要素合成了“美德”的意义。它作为显在和潜存、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兼具的语言意识,具有整体性,因而在索绪尔眼里“美德”的语言意识远比“美德”的具体现象重要。
然而问题在于最终如何获取整体性,或者说人类有意识地追求整体性是否可能?如果我们寻求确定的、肯定的语言事实,则穷尽一生恐怕也难有满意的结果。具体的语言事实拥有无限性,索绪尔将语言学研究对象凝定为抽象的整体语言,凝定于差异性、否定性和关系性,缘由正在于欲以有限驾驭、掌握无限。
索绪尔关注语言状态的同时性,确断语言的非历史性,在理路上也与此血脉相连。不错,一个词的意义是历史沉积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无论它处于什么时代,总是与其他符号共时地并存,它的意义取决于它这个符号不是、不同于其他符号这一否定性(此非彼)。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说:“你挡住了我的太阳!”此时的“太阳”所具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阴影”意义的否定28。当然,一般说来这种否定性牵涉潜存于记忆内的沉积,但其显现却是共时的,是同时并现的。
词与物、符号与对象之间不具有对应关系,唯一存在的只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否定关系。一个词或符号的绝对确定、完全肯定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它永远呈现为差异性和共时性,从而获取某个语言状态中的意义。语言具有模糊性,然而这种模糊性却在特定的语言状态中、在共时的差异关系或否定关系中达到和实现了精确性。如果从确定而绝对的意义、价值来说,永远是“言不尽意”或“词不达意”的,然而语言凭借否定关系、差异关系这一至简至善的运作方式在特定的语言共时状态下接近于完满地达臻了尽意达意的境地,语言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否定关系和差异关系。29
 
注释:
11 Saussure, F. de. Deuxie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après les cahiers d'Albert Riedlinger et Charles Patois. Texte établi par Eisuke Komatsu. Oxford: Pergamon, 1997, p.13, p.11, p.11.
③④⑨⑩ Saussure, F.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 Texte établi par Eisuke Komatsu. Tokyo: Université Gakushuin, 1993, p.307, p.307, p.306, p.263.
⑤⑦⑧14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Saussure, F. de.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exte établi et édité par Simon Bouquet et Rudolf Engler.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02, p.311, p.164, p.203, p.87, p.132, p.18, p.19, p.47, p.73, p.17, p.37, p.129, p.130, p.109, p.93, pp.37-38, p.74.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
1213 Saussure, F. de. Phonétique: il manoscritto di Harvard Houghton library bMs Fr 266 (8). edizione a cura di Maria Pia Marchese. Padova: Unipress, 1995, p.98, p.152.
20 Merleau-Ponty, Maurice. Sig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85.
29第五小节文字撮取自《象棋之喻: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与非历史性》(刊《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以使“符号空无性”问题在此更为集中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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