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菲利普·罗歇《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
作者：郑刚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3418 2014-04-27 10:47:25
再见！罗兰·巴尔特
——评《罗兰·巴尔特传：一个传奇》
首先得承认，这个标题是在故意标新立异（以标出性的姿态）。不过，我想要表述的是，面对一个善于制造理论陷阱和文学谎言的巴尔特（即所谓形象），不得不要如此故意卖弄一下。既然这样，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至少对于此刻的这个我来说是如此）：
“山中，此地，彼处”
巴尔特为什么迷人？
“在其所谓的‘理论性’和一些核心概念（“神话”、“零度”、“文本”、“符号学”等）的来龙去脉方面，作者探幽索隐，下力尤勤。”任何的自以为“是”和之所以“然”，都将可能是某种（一种）或然，而非必然。存在尽可能是“或然”，而远离“必然”。那么，我们只能说，巴尔特是在尽可能地创造与创用（创造性使用）某些概念，以图逃离他想逃离的“必然”，而成就他的“或然”。
或然（或者上帝），是巴尔特的彼处。
这里，上帝在路上，上帝在走向或然的路途。
“巴尔特的‘学术’计划的核心不是一个分类体系，不是分门别类和排列次序，而是他的一个为时已久的雄心，包含两股相反而互补的冲动：一个是目标——打破语言的级次体系(及其干扰)；另一个是对待一种话语的洞察力，这种话语与对象‘并行不悖’，而且能够调和一切科学和一切快乐(也就是写作)。”在巴尔特那里，主体（Subjet）是（文、悦、醉）我们无权提到底谁是解释者这样的问题；恰是解释本身，一种权力意志的形式，作为激情而存在着（不是一种已然存在，而是一种过程，一种生成，一种或然）。
是的，巴尔特有一个信念，“元语言”（métalangage）这个“必然”终将消亡。而留给他的，只是或然（或者写作）的“历险”带来的快乐（言语行为的快乐），这是一种快乐的自我探路。
巴尔特认为，写作（文学）有三种力量：1、使知识成为一种欢悦；2、再现力；3、严格的符号学力量。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何巴尔特看重写作实践（言语行为形式探索），为何关心符号文本（词语，或思想形式），这无疑是其符号学写作历险的探索及其快乐所在。因为，巴尔特知道，人类走不出语言之外（语言牢笼，或无边形式），但是应该试着努力对语言结构（一种权势的言语形式）进行着一些改变的可能实验。
巴尔特的整个写作过程、思考方式，都在与语言结构（文本形式）对着干（游戏与摆弄）。故此，他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这样，建立了“中性”、“零度”的片断写作文本，以寻求所谓的文本的愉悦。
在巴尔特那里，写作是获得另一种知识的途径，既是完全谦卑的，又谦卑地兼容并蓄。文学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情人乌托邦：它在创造一种孤独的想象域（imaginaire）。
写作的可能，是一条在自家林中路中进行着寻觅活动的小径。
为什么还读巴尔特？
词语（或者形式），是巴尔特的此地。
“正因为没有无言语行为的思想，所以形式成了文学责任的最根本的和最终的体现；又因为社会未能和睦相安，所以对于作家来说，必要的和必然有所取向的言语行为是一种被撕裂的生存条件。”
词语，是一种言说；言说，便构建意义。
“既承认语言是一种视野(从而把文学直接带入言语行为的大课题)，又提出(不妨称之为)作家的社会生物性。”言语行为（或者诠释），这个恶魔，便打开了潘多拉盒。
巴尔特当仁不让是形式大师，“新批评”这个华丽而时髦的帽子，掩盖了他的“介入”。这也是他嬗变的一种“技术”。
巴尔特的实验，似乎证明“文本的文本”可能会大行其道，文本为文学提供了诸如意识形态、哲学甚至政治斗争的战场。当然，他只是提供了这种可能。正如，我们需要诗歌，更需要有诗歌的批评者，甚至反叛者。“诗歌”这种信念（或者这个上帝），就在它多样的形式中获得了生命力。
言说，正从它的此地达到彼处。
“这种对于文学的不确定性的越来越明显的发掘和实践(写作)，这种永远以失败告终的偏执和最终会丧失的享乐。”巴尔特毕生寻觅着文学这个情人，既清醒，又无理智，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文学是巴尔特永恒的情人。享受写作，就像享受一种永久的生产、一种无条件的分散、一种诱惑能量：一种在纸上对于主体进行的任何合法的禁止都不能使之停下来的诱惑能量。当然，他也把这种诱惑比作一种色情行为（一如他把许多社会活动比作色情行为一样）。
巴尔特把写作行为本身和写作文本比着一场色情体验：一种色情行为，一束色情目光投注到写作上，它的美感就在于：其现而未现、见而未见处。确实，是的：人类为什么要穿衣，为什么又要露点出来呢？
巴尔特，为什么是你？——一个孤独的宿命
哪里有一个永远的父亲？类似，某师言，我最烦听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不必也不该这样，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样。上帝总是在一次次的怀疑中得以成立，没有怀疑，哪来上帝；没有怀疑，哪来感受，哪来领悟，哪来“啊！我似乎看见了上帝的光照”。
而我们知道，巴尔特没有父亲，或者说，他有幸躲过了父亲。
柏拉图也许是个比尼采还彻底的真疯子。如果巴尔特的假巴尔特，那么尼采就是假疯子；而柏拉图才算是真疯子。柏拉图告诉世人，让哲学家来建设国家吧，只有这样子他们才会使得王国成为理想王国，让那些生活在洞穴黑暗中的探索者，尽早出来，进入哲学王国这个大大的洞穴。
当然，巴尔特有母亲。“按照人们的期待，我饱受煎熬是由于一生跟她一起度过；我受的折磨其实来自她是怎样一个人。”母亲过世，巴尔特丧失了“这个特殊的灵魂”。
母亲（或者情感），是巴尔特的山中。
巴尔特带着他那一贯的忧郁眼色与情欲目光，审视着人类社会，并用快乐的言语形式来描述。
“一种写作的选择及其责任表示着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相同的限制。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备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
“文是（应该是）那狂放不羁者，他将殿部露给政治之父看。”他敢于这样大胆，也甘愿这样孤独着。
巴尔特在实验一种风格。他认为，风格是一种“必然性”（某种必然性），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语言结合了起来；在语言结构中他发现了历史的熟悉性，在风格中则发现了本人经历的熟悉性。所以，他选择了“中性”。
“我把中性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之物，或者不如说，我把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东西都叫做中性。”他不给一个词下定义，而只指称一个事物：在一个名目之下做出汇集，这个名目就是中性。
对他而言，对于中性的思考是一种办法，为的是寻找（无拘无束地）在时代抗争（言语形式的历史）中的自身风格。
我可以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这是素质和能力；但是我不，我不愿，这是我的姿态（或者存在状态，或者意义）。因为我不想。或许这也是巴尔特的傲气。
对于这样一次旅途，我也只是一个“路经此地者”。
原谅我直接引用巴尔特本人（或者本书作者，或者译者）的题词：“我大力实践一种迂腐的写作风格，这不正说明我热爱文学吗？这难道不恰恰表明，在文学凋谢时代，我爱她爱得肝肠欲断吗？”一语成谶。
我们都宿命存在在这样一种山中，而想通过既简单又复杂的此地到达不确定的彼处。
2015年将逢巴尔特百年诞辰。无以为表，以此为敬。
巴尔特，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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