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动态

评柯兰《互联网的误读》(刘利刚)

作者:刘利刚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4925    2014-10-27 23:18:21

 

互联网能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吗?
———评介《互联网的误读》
刘利刚
 
作者: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等,何道宽译
书名:《互联网的误读》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6月
ISBN: 978-7-300-18862-1
   
   《互联网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一书对互联网之媒介中心主义神话进行了祛魅。由于身在媒介中寻觅着数字足迹生活的人们将互联网当作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向,并以此给自己的日常仪式和习惯定向,因此人们迷信于互联网制造的神话中,绕过了社会政治生活深刻而关键的语境。
   《误读》针对这种对互联网去语境式的认识和理解,特从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语境还原,在肯定互联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所重大影响之同时,也廓清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各种神话式谬见。互联网并非在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而受到其所在语境中的各种力量形成的合力的推助。
   《误读》在重新解释互联网和重新思考互联网的历史的基础上,对互联网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了互联网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关系。这种分析路径是政治经济学式的,在分析之途上《误读》检视了各种理论,批判了各种实践,分析了一些社会政治运动。
具体来说,互联网究竟是从哪些方面或者说以怎样的进路来使人们对其产生迷思,而《误读》又是如何来祛魅的呢?
1.四大预言的破灭
   《误读》冷静地指出了互联网革命的四大预言——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和新闻业的复兴——并未实现。首先,互联网并未促进经济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社群的“圣经”《连线》杂志刊登了该杂志的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一篇预测性鸿文,认为“喧嚣的零:好消息是,你即将成为百万富翁。坏消息是,人人都将成为百万富翁”。该文发表的宣言极大地传染了主流媒体,掀起了互联网淘金热。《误读》认为这种预测有个神秘的内核,它宣示,互联网正在改变竞争的条件,因为它正在建立对大公司和新企业都一视同仁的“平坦的游乐场”。《误读》对这个神秘的内核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剖析,这一一剖析否决了互联网促进经济转型的神话。其次,互联网并未达成全球理解。《误读》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存在于互联网与使用者之间的过滤机制,祛除了交流发生于互联网按照技术指令单向展开的神话。再次,互联网并没有使民主振兴。《误读》打破了劳伦斯·格罗斯曼的美梦即“不久,许多美国人坐在家里或工作场所里,利用技术及终端、微处理器和小键盘表达意见,告诉政府该做什么,议论国家大事了”。但事实上,这样的情景并未出现。网络问政只不过给民主运行加上了一点调料而已。最后,互联网上公民新闻的失败。《误读》以皮尤研究中心的发现即互联网80%的新闻和信息流向集中在排名前7%的网站上,打破了人们认为互联网会带来公民新闻兴盛的迷思。总之,互联网是存在于不同的社会语境之中,其受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等各种因素的掣肘。
2.重新思考互联网历史
   《误读》对于媒介中心主义的神话从历史上做了简明扼要地探源。《误读》指出“和早期的互联网历史一样,那时的报刊研究也在技术的祭坛前顶礼膜拜,报刊(Newspaper Press)的首字母也是大写。那些著作也谄媚吹捧,把大众报纸的兴起与理性、自由和进步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报纸的弊端凸显,报刊推进理性、自由和进步的作用受到了挑战。互联网的发展轨迹与报纸的发展轨迹似乎在初始阶段有部分重合,而这些重合部分都有妄自尊大之冒失。《误读》中关于互联网几大驱动力的分析,能有力地诠释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当代媒介秩序的领导者的角色。互联网是“军方-科学家复合体”,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和欧洲的反文化运动对互联网的广泛化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文化运动使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具有了人文意义。互联网成为了世人共享知识的媒介。
    资本向互联网的渗透,让互联网逐步私有化。本来开源的代码被“专利化”为封闭代码。开源代码相比封闭代码具有更强的民主味。本来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被垄断了。商业化使互联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大型商场,产品和服务在此兜售。付费网站的大量激增损害了互联网作为开放公共领域的性质。鉴于此状,有些科学家们开始反叛了,他们开发出免费开源代码抵制封闭代码。例如Linux操作系统就是反叛的代表作。在全民对免费开源代码全力热捧的情况下,像IBM公司放弃眼前利益,决定搭顺风车,参与到对封闭代码的抵制当中。开源代码支持用户生产的内容,有力地促进了互联网去中心化功能的增强,使其成为公共领域空间。
    开源代码运动使互联网从技术上支持了阿拉伯人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突尼斯、摩洛哥、约旦、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暴。由于这些抗议活动时间短、又得到了技术的支持,有些人就将其称为Twitter革命或Facebook革命。但是《误读》认为这是一种忽略社会语境的“误读”。传播技术不是点燃阿拉伯地区抗议怒火的特别重要的因素。之所以革命爆发有着更深层的混合因素。在这些国家之所发生起义,混合因素中的公因子是经济因素,物价的高涨给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另外,政治、宗教等方面也是混合因素之组成部分。互联网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第二位的。《误读》承认新技术加强了起义的力量,但是它是否强大到能推翻政权,而且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还尚需观察。
互联网促进了妇女的进步。互联网为有组织的妇女运动提供了一种工具。但在阿拉伯地区由于妇女的识字率特别低,因此上网特别受到限制。而在伊朗因49%的网络用户是妇女,所以互联网成为中东妇女运动的左臂右膀。《误读》对这种认识做了两点修正,其一是很多互联网的内容受男性至上价值的影响,其二是只有很少的妇女阅读直接来自妇女运动的内容。《误读》让人们明白尽管互联网能使独立自主的妇女形象广泛流通,但是文化语境对于妇女借助互联网展开运动是一个相当大的决定性因素。
互联网正在消解集体主义的价值,个人主义越来越盛行。《误读》认为网络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到底如何,还要看语境,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在集体主义的东方有别于更加倾向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但是变革的动力正在走向个人主义,因为互联网加强了自我传播的能力,加强了个人主义的趋势。人们一般以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特征,但是《误读》用证据表明,互联网也强化了亚洲人走向个人主义的趋势。
3.互联网经济同样受制于阵发性的供求危机和投机活动周期
当前的时代精神建立于互联网的转换力量之上。无论在网络书店还是在实体书店,书架上摆满《群众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Crowdsourcing: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我们思考:大众创新而不是大众生产》(We-think:Mass Innovation Not Mass Production)、《人人参与:无组织的组织力量》(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ations without Organization),等等。这些书名有一个思想基础: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数字技术与合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进行社会交往、自娱自乐、了解世界、从事公务尤其经商的方式都为之一变。《误读》认为这些书是Web 2.0世界里的读物,他们和10年之前出现的一些书异曲同工。例如《距离的消失》(The Death of Distance)、《知识经济大趋势》(Living on Thin Air)、《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这些书名共同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在新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新经济”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
由表及里,发现这前后两类书共同主张:互联网促生了一种媒介经济,这种经济建基于利基市场而不是大众市场、灵活而不是标准化、丰裕而不是稀缺、新型企业而不是主导20世纪的大公司。他们认为互联网将要结束垄断统治,激发更多去中心化的和定制的媒介流通的网络。媒体不再集中化,而是分散开来的,从中我们将检索到利基市场和无穷无尽的后台目录,它们将满足公众对个性和无穷多选择的欲望。例如,谷歌、亚马孙等互联网巨擘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论调。而且数字技术解决了困扰模拟式技术的带宽性能有限的问题,大大拓宽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媒介资源是稀缺资源的概念不复存在。长尾效应既有效又民主。使利基触手可得,“小蚂蚁有大喇叭”,人人都可以绕开守门人,充分享受互联网这种“免费”的经济模式。
进一步地看,媒介技术的换挡加速促成了媒介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将创新的工具交给了大众。摄像机、编辑软件、宽带费、手机话费降价,内容的生产越来越多地掌握在群众手中。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Purcell,2010),美国的青少年中,有38%的人经常分享网络内容,21%的人对网络内容进行再加工,14%的人写博客。这说明互联网大大拓宽了用户的参与范围,大众可以在“众包生产”中贡献自己的思想。许多公司积极搜集“用户生产内容”,想借此降低成本,使自己与“用户生产内容”的“符号学民主”拉近关系。互联网技术引发的革命正在使市场变得扁平化,呈现出“大市场式微,小市场万岁”的景象。
《误读》指出,即使数字资本主义也受制于老一套阵发性的供求危机,受制于同样的投机活动周期。例如,谷歌也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误读》用迈克·韦恩(Mike wayne,2003)的思想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出现新的范式,资本主义绝对的根本趋势是走向生产过剩,并由此走向危机。”许多传统经济中的症候仍然裹挟在新的经济模式的内核中,例如,垄断,商品化和积累的倾向等。《误读》进一步地解释,互联网固有的矛盾力量既允诺分散又奖赏集中、既司机封闭又追求开源。互联网强化了一个生产系统里的原创与合作、等级结构和两极分化的紧张关系。《误读》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市场体系中逐利是最根本的。
4.互联网规制的多管齐下
人们也许对于互联网是自由话语空间的迷思如同互联网去规制的健将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一样痴迷。巴洛崇奉美国宪法的自由原则,崇奉网络空间的自由,号召人们抵制《传播风化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通过发布斗志十足的宣言支持互联网的独立,得到了许多网络斗士的附和。许多有影响力的热衷于新网络环境的人发表了看法。例如《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论述了模拟原子和数字比特在规制上的差异,法律是为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所构想的,法律不应该存在于互联网的赛博空间中。《连线》的编辑凯文·凯利认为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转正常的无政府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主席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认为如何使公众的想象力聚焦于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政府的规制,甚至不是产业的自我规制,而是一个消费者能发挥作用、控制信息的环境。
这些声音反映了一个强烈的信念:终于有一个传播媒介可以绕开传统的守门人,可以篡夺其权力,尤其能规避“旧”媒介巨头和各种政府形式,并且能将权力还给普通用户。然而,《误读》与上述论调相反,回顾了过去10年里“互联网规制”过程中重要的关节点。这些回顾有助于形塑人们今天所理解的“互联网规制”。这些关节点分别是:互联网的非政府化规制,提出不需规制的保护,而是规制的节制;互联网的政府化规制,提出从微观上管理互联网的演化,确保网络空间对商务安全、对用户可靠、对政府可以接受;互联网规制的代码化,提出通过制定标准、制造硬件、编写代码来规制。
   《误读》分析了各种互联网规制的局限性的基础上,认为互联网是一种矛盾统一体,互联网靠开放的协议运行,但它的中坚力量和入口是私人的,由私人运营的。对这种二分现象的唯一回应是接受一个既定的趋势:遵循一个既定的技术逻辑,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张力会充分展开。这一展开过程意味着从公众走向私人、从开放系统走向封闭系统。吴修铭、克里斯·安德森、黛博拉·斯帕尔(Deborah Spar)对此都有相似描述。但这是以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解读技术演化。这是危险的:认为规制不是以具体的观点或信念为依托去积极谋求形塑互联网的具体发展,或对互联网的发展做出回应;规制是耸耸肩、对既定事实表示无奈。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仿佛是上帝的意志,面对代码环境灾难只能泰然处之,对隐私的丧失、过滤软件的审查、公共思想领域的消失无可奈何。《误读》让人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会在互联网规制中消失是错误的,同时国家完全是规制互联网也是错误的。对互联网应该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多因素参与的相互制衡的规制策略。
5.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表情达意
社交网站的发展和流行蔚为壮观。2011年,Facebook是仅次于谷歌的全世界流行的网站。尼尔森的研究(2010)显示,人们上网的时间有22%用在社交网站上。其他研究也显示,全球人均每天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为25分钟,花在新闻网站上的时间只有5分钟(www.alexa.com,2009)。社交网站大受欢迎,促进了用户积极产出,其特点是高水平的互动。这一切使媒介理论家重新思考大众传播的传统语境,开始重新考虑生产、文本和接受在传统上的分离性。在这种新的传播语境中,这三者具有合一性,受众是“制造型使用者”(prod-user)或“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大量网上活动所具有的创新和互动性质。
显然,互联网有影响“普通”公民和弱势的社会群体和政治群体的潜能。Facebook和Twitter每天几亿活跃用户在进行着交往。有人声称社交网站捣毁了传统公共和私密传播领域的藩篱,把权力交给了用户,使私密关怀变得公开化,使官方政治和制度领域更容易受公民的监督。如此,互联网展现出一种“民享”、“民治”的特征。但有人也认为社交网站这种公开展示的传播形式和内容只不过是将“日常的我”(daily me)不断更新而已;而“日常的我”使公共问题拥有个人色彩,却失去了政治色彩。社交网站提供的在线营销和个人隐私的数据,只不过是进一步加重了不平等。这将导致公民个人主义。社交媒体存在于既有的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并未超越而是被深深的卷入,新自由主义语境被嵌入了技术发展的个性中,社交网站的技术延伸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并不是与其展开斗争。
《误读》认为围绕新技术,无论是广播、电视、互联网的辩论总是陷入毫无结果的二元对立框架,一边是乐观主义,另一边是悲观主义。这两条路径都误解了媒体的性质,误解了它们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形貌的影响,从而影响了社会政治的性质,误解了社会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还原主义式的各自一边倒,必然走向媒介中心主义,从而抵抗社会政治生活深刻而关键的语境化。似乎只要谁有权势掌握媒介,就能把信息传递给他人,因数以亿计的用户栖居于媒介的世界里。《误读》告诉人们这只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神话而已。经过《误读》把互联网和社会化网络置于这个神话中心的考察,认为社交媒体的首先功能是表情达意,并指导人们要理解社交媒体最好是考察它们表达政治环境的动态的潜力,而不是重组或更新支持它们的结构。它们表达政治环境的动态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难以达成一致,因此说社交媒体更具表情达意功能而已。
6.互联网本身并不等于民主
     互联网与激进政治的关系一再被神话般衍义。有些论者认为互联网能煽起激情和达成抗议。而另一些论者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标示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对抗性政治文化,相反人们目睹的是一种变来变去的政治,距离下一场政治请愿永远都只有一次鼠标点击之遥。《误读》认为前一种认识路径忽略了占主导地位的环境。而后一种认识忽略了真实或潜在政治团结的体认,忽略了人民对于民主的渴望。这两条路径尽管不同,但是两者都把互联网放在了数字时代激进政治的中心。
互联网的确是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的工具,在广泛的共同主题下把多种话题融合起来,技术、青年和反传统政治相互促进。例如,在伊朗、摩尔多瓦、突尼斯、埃及发生的“Twitter革命”。这样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是正是由于社交媒体给他们打开了一个百宝箱,赋予它们大量表达抗议的手段,人们通过这些手段把多种话题聚合了起来的结果。与此相反的是,同样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的互联网,却被看成为导致社会精神分裂的元凶,互联网的多平台性,使得人人受制于人人。对新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成为平等和包容的传播的潜在源头,哈贝马斯也流露出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他指出,互联网非但不能保证政治动员与参与,反而可能会促成公民社会的碎片化。的确,社会行动被互联网“雾化了”,表现时而聚焦,时而模糊,反映了公民参与向新形式的转变,开辟了意见分歧而不是意见一致的公共领域。
对互联网实践与政治的认识路径颇具二元性,即使连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巨匠也拿捏不准。为此《误读》试图将互联网置于看似简单的社会语境里,力图求解人们对互联网传播与技术系统的关切。《误读》认为,当代互联网本身并不等于民主。在当代互联网与社会复杂的关系里,既有潜在的民主形成机制,也有潜在的反民主形成机制。具体是反民主呢?还是促进民主形成呢?战略的选择应该要适切“在什么语境下”的政治进步变革。
7.结语:被“过滤”的互联网
    笔者认为《误读》的总体论证是沿着“正-反-合”逻辑进路展开。《误读》关于人们对互联网的“误读”是“正题”,其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在媒介中心主义神话中,互联网唯我独尊地脱离语境起作用;其二,互联网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是媒介中心主义的延伸。《误读》对这两种“误读”的纠正是“反题”,其使人们明白:第一,互联网脱离语境起作用是错觉;第二,互联网本身不是只靠技术建构,还有其他诸多嵌入性影响因素。“合题”是互联网只有通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过滤才能起作用。撮要而言,《误读》旨在告诉人们,互联网能在“去语境化的状态”下搅动社会巨变仅是一种想象性的神话建构而已。 
 
作者简介:
刘利刚,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重庆三峡学院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媒介技术符号学。
Author:
Liuligang,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and faculty of the Institute of Media of the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semiotics of media technology.
Email: llgtianshui@163.com
    
到学术论坛讨论  
好文章总是百读不厌,赶紧收藏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