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5日（星期三）晚上七点半，第三期“符号学沙龙：符号过程、不完整符号”在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310会议室举行。活动依旧由李红博士主持，邀请的嘉宾包括：兰州大学王君玲博士和祝东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树亮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常晓舟老师、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庄金玉博士以及传媒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等。
李红博士首先对各位博士嘉宾以及在座的所有同学表示欢迎，他说：之所以把这么多跨学科的老师邀请到这里来参加“符号学沙龙”，目的就是为了从跨学科的视角来探讨很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开放却不封闭的环境。他相信与坐在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定能够产生很多的问题、观点和碰撞。问题不是预设的，而是大家在一起才会产生，否则就只是自己的“问题”，甚至是伪问题。
首先，由研究生陈述先做《符号学：理论与推演》第二章的读书报告。然后围绕报告中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式的自由讨论。
1.“意义先于符号，还是后于符号”：
陈述先同学在报告中所阐释的“意义先于符号，还是后于符号”得问题引起了众嘉宾的关注和讨论。意义作为人生存的必需，必定要有一个解释通过符号进行意义传递（解释），这当中会体现“意义”不在场或不完全在场，正因为这样，符号运动也始终朝解释方向推进。倘若得到了最终意义，接收者最终到位，从而不再需要解释，符号的作用也就消失。这也证明，意义并不先于符号表达而预先存在，而是有了符号才有意义，有了符号解释才有意义。
祝东博士说：从符号过程来说，有可能是先有符号再解释出意义。但在此之外还会有另一种可能，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常说的“言、音、意”，你的心中先有了“意”，然后通过“音”才可以表达出来。
李红博士认为：从最终意义实现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的视角不让对方知道，它也只是了一个“潜在意义”（“潜在符号”），这个意义的符号过程也最终没有实现。意义的出现只是构成了一种压力，我始终想从你的话中探寻你的微言大意；你所创作的东西，我们需要通过符号过程来知道你所表现的意图。前提是最开始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存在，倘若要实现，就需要反推回去，否则所解释的符号会是非常私人化的内在东西，并没有在交流中实现共享。
王树亮博士说：倘若把历史的跨度放的长一点，就可以看到当人类需要用一种文本（符号文本）来表达自我（表意）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螺旋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种螺旋过程的中上期了。所以面对文本与意义、符号之间，不能单向的来看，实际上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用文本来建构这种意义了，就不必再去深究符号和意义谁先谁后的问题。
庄金玉博士则认为，意义是否以符号的存在才最终实现，终究要联系到的实现意义的过程，否则就将进入到一个虚无、循环的讨论中了。倘若先有意义，还是得有符号的存在，因为意义和符号本身是可以互换的。包括在人体心灵、神经上的表意，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符号”或“个人符号”的传递。
王君玲博士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符号和意义它们是互相产生的，意义的不断丰富会促使符号的产生，符号同时也会促使更多意义产生，即使到最后符号没有了，意义仍然存在，那它一定是被别的符号或者替代符号的东西所表达。
2.“文本”是否单一存在？
“符号文本究竟是独立存在，还是贯穿于过程始终？倘若贯穿过程始终，就应该存在于发送意义中。如果独立存在，也只是解释中符号文本单纯携带的意义。”伴随着祝东博士提出的疑问，研究生陈述先认为符号文本是贯穿始终的，正如论证“任何解释都是解释”这一悖论，发送者在发送意图意义的时候就已经有文本既定的存在，并包含一种潜在的解释，通过符号信息到达接收者上，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解释，文本整体的内容不变，只是里面的意义大家都会出现偏差。
李红博士则认为文本它其实也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只是为了表达内心更深层次的意义而存在。只可惜文本表达意义的能力毕竟有限，“词不达意”“言不由衷”这样的情况会经常出现。
庄金玉教授认为：符号文本难道只是一个固定的形式吗？如果把一个符号（文本）单纯是当做一种比较常规的文字符号的话，则觉得太过片面化，像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包含着符号，例如心灵符号、触觉符号都是符号。
3.接收者接收并解释意义
王树亮博士认为接收到符号以后解释的过程，往往先是去认知。在认知的过程中，接收者肯定凭借着自己已有的经历和个人价值取向来作为认知前提，其实就已经左右了你认知这个符号表意的客观性。从而形成了“解构”与“建构”这两个不同的环节。
祝东博士则从他研究的文学视角上加以补充，认为这种环节的形成可以译为“前见”。在接收某一东西之前，首先你要有一个知识、文化方面的积累，从而才能正确看待东西。不同的民族之所以对待同一文本，阐释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
李红博士则回到了第一期符号学沙龙时谈到的关于“上帝（佛祖）是什么？”的问题上。他认为倘若没有中间这一系列的文本或仪式的维持，上帝（佛祖）压根不存在的。如果在符号过程下非要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在其中，就必须要通过这些载体和文本，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常晓舟老师则从哲学中的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加以探讨：不论思辨哲学和分析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真理的假设前提，重点在于你怎么去解读。克罗齐打了个比方，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跟好的小说家一样，它所提取的素材都只是一个个片段，绝对不是连续的。这些事件发生后，你就去解读吧。人之所以有追求意义的本能，符号这个东西它才可以一直在不断推进，终极的目标是不要符号。
4.关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
祝东博士认为：“道”其实是关于终极性的东西，将它符号化也就意味着“片面化”，而片面化之后很多东西就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就不是带有终极意义的“常道”。
王树亮博士则举例说明：这就比如学习开车刚开始教练会说你需要打多少弯儿，多大的弧度，每次做之前都要把这些信息在脑子处理一遍，有个老司机的朋友说，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做，你自己连车都不会开了。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对符号进行处理的思维过程。当你在感受意义，接触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第一需要在大脑中进行符号的推演，之后也无需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它会形成一个惯性。而“推演”和“悟道”，不能纯粹的说是符号缺场，只是变成了一个内化的被我们大脑所操控的一个常态，最终变成一个反映。
5.“信号”在不同文化中的理解：
研究生陈述先在《符号学：理论与推演》第二章的读书报告中谈到了“不完整符号”中带有特殊性质的“信号”，如信号灯，赵毅衡老师认为它是一个“不完整符号”。但是李红博士认为，在不同的地方，比如放在马路上和放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操场上，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信号灯它是一个人工符号，不能算是一个不完整的符号，而是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符号。
祝东博士说：在汶川大地震前，比如蟾蜍它会满地爬，还有其他的信号，它有发送意图么？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失去了一些本能，但是动物它长期与自然打交道，它能感知到这些变化。最早的信号是自然的东西，比如天冷我们就知道要下雪。
王君玲博士这样理解“信号”：信号是直接反应的，它不需要接收者解释，但要有明确的前提。比如在火车进站时，要鸣笛，长音和短音代表的意义都不一样，常人对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理解，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意义是不一样。比如打手势让一个人过来，国内和西方的手势是不一样的，国内手势“向下”，但是在西方这表示一种藐视，反之亦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和规定也不一样，符号也会因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都具有抽象性，一旦成为符号之后它一定是去掉一些意义，保留一些意义。
李红博士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太大，他们的理解系统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同一句话，不同的人理解会解释出不同意思，又比如西方人算命看星座，中国人会有自己的算命系统。我们的交流应该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可以体现出解释的无限性，因此，从伦理上看，就是需要我们开放心灵，不要随便怀疑别人的“意图”。
庄金玉博士认为：现今文化的魅力不单只是完全精准的直接感应，也是一种不完美的复制和传承。包括文化的多样性，正因为不完美的复制和传承，才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解释空间，否则这个世界就变得相当的单一。祝东博士也同意这一观点，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实代表文化不同的多样性。
活动最后，李红博士表示：大家发散性的思维，包括所谈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都是鲜活的思考对象。他说：我们的思考不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某个预设的前提出发，而是无限展开的。所以漫谈式的、头脑风暴似的沙龙未尝不是一种方式。到底如何继续做下去？沙龙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大家在一起聊到的一些话题也可以漫无边际，因为任何的设定其实它都是人为地禁锢我们思维的边界，这种边界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束缚。但面对一些散漫无边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我也在纠结，这是今后我们所要解决和讨论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