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凡学者的艾柯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现代符号学史实质由经典符号学说，即关于符号的重要哲学思想，以及对符号学说的学术解读、整理、演绎所构成。完成前者的是思想家，而完成后者的是学者。艾柯及其著作在现代符号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个地位是对一位非凡学者的定位，而非对一位思想家的定位。作为思想家，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意识是首要秉赋，而作为学者，只需整理、解读、发挥已有的重要社会和哲学思想，并以学术的语言使之连贯、系统则可，而无需将学术的主题挖掘到与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构成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也无需以后者作为学术思考的终极目标。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符号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索绪尔、皮尔斯、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等人属于符号思想家，而艾柯则属于杰出的符号学者。
作为符号思想家，不可回避的根本使命在于：要从符号现象的思考出发，来解释符号与社会构成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贡献，或后者对于前者的要求。因此，追问符号之于人和社会的构成条件，以及符号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历史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人和社会何以不能舍弃符号，社会中的人何以将符号作为生存的方式，诸如此类的哲学本体论叩问，是任何思考符号问题的思想家所不能回避的尖锐问题。符号思想家的目的在于由对符号的思考通向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并对后者提出具有垂直深度的解释。
索绪尔之所以是伟大的符号思想家，其基本原因在于：索绪尔将语言符号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发现了这种社会制度对于社会中个体的外部性和强制性，并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从而揭示了语言符号所反映的社会构成的契约性本质。在索绪尔的符号思想中，符号的本质特性映射着社会的本质构成，符号与社会发生着深度的关联。由此出发，语言符号单位并不凭借其发生学的来源（词源），而是以和其他语言符号单位之间的差异所形成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来确立在整个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索绪尔用他的符号思想表达了关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观。正如语言符号单位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词源，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个体的社会价值也和一定个体的血统、出身无关，而仅凭自身的独特性和社会权利的正义分布原则，就可确立在社会系统中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皮尔斯作为伟大的符号思想家，根本的原因在于：皮尔斯把人和符号置于互为存在的哲学高度，提出人和符号相互学习，或者说，人就是符号的存在，符号也因人而确立其社会、文化、历史的维度。也正因为皮尔斯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这种人文和社会的浓厚情怀，才促使他发现符号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semiosis），而在其中，“解释项”（interpretant）的繁衍赋予了符号过程的动态性和生命性。同时，人作为符号的存在，兼具理性和感性，从而形成传达理性和表达主体情感的多种符号形态，以及在符号形态中隐藏着的人的多重视角，由此构成了皮尔斯符号分类创举的深刻意义。
巴尔特作为符号思想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把对符号学说的研究转换到对社会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思考，形成了符号的“神话”观，或符号的意识形态观，从而完成了一个符号思想家对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面具的摘除工作。
克里斯蒂娃作为符号思想家的特色在于：她始终看到符号中所隐藏的个体与社会之间不停顿的张力和矛盾。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索绪尔所发现的语言对应于社会契约性的任意性，始终在遮蔽个体的理据性冲动。按照社会规约的尺度，语言符号在语音、词汇、句法诸平面发生的不符合规则的偏离和错乱，不断受到语言任意性所设定的规则性的抑制，而这些都可以在人的无意识深处找到答案。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思想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意义，在深度挖掘符号构成缘由的同时，也把人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垂直的延伸。
作为学者，艾柯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也正因为是一位非凡的学者，艾柯的符号学著作虽有对“主体”、“文化”、“社会”、“自然”等人文和社会基础范畴的涉猎，但其思考的目标并非后者。不仅如此，在艾柯的代表性理论著作《符号学理论》、《符号学与语言哲学》里反复出现的“社会规范”(social convention)或“文化规范”( cultural convention)等概念，虽然说明艾柯不是没有看到人、社会、文化与符号构成之间的关系，但在艾柯那里，人、社会、文化成为其符号学理论的屏障或边界，成为他论述符号问题的终极尺度。当艾柯判断符号与非符号的区别，判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在何处划界等问题时，他求助最多的是“社会规范”或“文化规范”这样的终极性标准，但他无意将理论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社会规范”或“文化规范”的构成及其与符号的关系，也无意把符号学定位成社会理论的一个必要步骤，因而不可避免地把符号理论的探讨框定在符号学的纯学术界线之内。作为学者的艾柯以其典型的学术思维风格和作为思想家的符号理论家保持着明显的区别。
作为学者的艾柯，具备了一位非凡学者的所有秉赋，其理论著作具有典型的学者型产品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为对前人的符号概念、符号思想进行高度技术主义式的概括、转译、分解、综合，并由此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表述，但这个表述不是思想的颠覆式陈述，而是对已有符号知识点的编织。能做到这么好的学者并不多见。艾柯通过对叶尔姆斯列夫、拉康、格雷马斯等人提出的“符号－功能”（sign-function）、“镜像”、“词典－百科全书”、“Isotopy”（赵毅衡教授译为“重复”）等一系列浓缩了重要符号思想的概念进行了二度改造，增补了大量内容，做了条分缕析的学术工作，显示了一位学者的非凡的综合与分析能力。
艾柯的这些学术努力指向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其符号学理论著作得到较高评价的一条重要原因：他一直努力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学科门类体系，切合现代教育话语系统的符号学学科。虽然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学说从哲学思想上奠定了符号学作为一门具有内在独立性的学科的基础，但二位符号理论大师所做的更多的是关于符号本质的垂直思索，至于如何从知识传播的角度，采用符合现代教育风格的学术表述方式来推动其符号思想、符号学说的扩散，则是作为思想家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的弱项。这个弱项恰恰在学者艾柯那里获得了完美的补充。所以我们认为，从符号学的发展历史看，经典意义上的符号思想家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符号学者都做出了不可偏废的贡献。我们说艾柯是一位非凡的学者，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符号思想家，实在没有非议这位非凡学者的任何意图。
艾柯努力建立一个现代学科门类意义上的符号学科，其著作《符号学理论》所要做的工作基本都指向这一目标。从现代教育话语体系的要求，以及现代学科门类的分类方式判断，艾柯的这一目标基本实现，这也是《符号学理论》一书确立了艾柯在现代符号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但是，从一个学科的哲学基础判断，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一书尚不足以承载这一重任。这也是当代哲学家约翰·迪利（John Deely）[i]对艾柯著作的基本评价。
但是，不可否认，《符号学理论》一书，以及艾柯此后发表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读者的角色：文本符号学探索》，对于经典符号学说的传播，以及以符号学方法分析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全球范围的知识运动，产生了无人超越的影响。这个影响甚至在较长时期超过了皮尔斯、索绪尔的经典符号学说。当然，我们所说的影响是在上述知识运动的意义上立论的，而非对于符号思想史的评价。艾柯在符号学传播方面的影响叠加上他的《玫瑰之名》、《福柯摆》等小说，成就了这位非凡的学者的特殊性，形成了任何一位非凡的学者所难以达成的影响力。在艾柯的理论著作中，可以发现大量对于前人或同时代学者的重要符号学概念和范畴的借用，但经过了艾柯的高度技术主义式的改造之后，更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形成了对艾柯的反复引用和对来源者的忽略。这种学术生态不能不归功于学者艾柯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
约翰·迪利说，艾柯是符号学处于现代与后现代（或现代之后）转折期的代表性人物。迪利所说的现代符号学显然属于索绪尔、皮尔斯所代表的符号学经典阶段，但这个划分又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从符号学思想的经典垂直度判断，巴尔特（《今日神话》、《时装的体系》等）、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语言的欲望》等）仍属于符号学思想的现代经典阶段，与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思想构成不可分割的价值连续性。但是，艾柯的著作显然是属于后现代或现代经典之后的产物。
在艾柯加以学术改造的众多符号学概念、范畴、模式里面，“符号谎言论”的提法属于艾柯独创，但艾柯把符号与符号所指涉的对象界在感觉和知觉上的断裂完全归咎于符号自身，则又形成了“符号谎言论”的“谎言”。符号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摆脱对象界直接性的过程。从对象界，经由主体人的感觉和知觉，形成人的经验，再抽象为概念或观念，以充分体现对象界的内在普遍性和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号，其间的环节众多。在抽去对象界与符号之间的中介环节或阶段之后，符号和对象界的直接性之间必然发生感觉或知觉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则是人摆脱对自然的直接依附，过滤感觉和知觉现象的异质多样性的需要，也是符号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艾柯的“符号谎言论”恰恰来源于对于符号与人、社会之间的上述内在关系的忽略，以及对于符号与直接对象界关系的断裂产生的学术困惑。所以我们讲，艾柯提出“符号谎言论”的独特概念，激发了人们对于这种断裂假象的好奇和疑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但“符号谎言论”对于从直接对象界到符号之间诸种失落环节的遮蔽，则又造成了新的谎言。
“镜像”（或“镜子”）和“Isotopy”是艾柯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书专题论述的两个重要学术问题。本期刊登的赵毅衡教授和胡易容教授的论文，分别聚焦这两个重要的符号学概念，进行了富有理论意义的延伸。赵毅衡教授准确指出，“Isotopy”概念实质揭示的是文化要素的反复性和规则性。胡易容教授的论文对于艾柯提出的这个符号学概念，以对拉康的镜像自我理论的深度分析为起点，提出“零度镜像”的重要命题，构成了中国学者对于这些关键符号学概念的重要研究贡献。
艾柯把“镜子”和符号置于一种隐喻式的学术分析之中。他既受拉康的镜像理论的启发，又捕捉到镜子和符号共有“表现”（representation）这一基本功能，认为二者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符号的本质特性。但镜子表现的是直接、生动，具体可感的对象界，即使以异形镜面来做扭曲的表现，所表现的对象的直接性、生动性、可感性仍然是永不消失的特征。无论对镜面如何扭曲、变形，镜子中的镜像所表现的都不过是具有直接性的对象，直接性成为镜像不可摆脱的幽灵。与镜像形成对照，符号从基于刺激反应直接性的信号（signal）向米德（George H. Mead）所说的“有意味的符号”（significant symbol）的发展，才是符号得以成立和发展的本质条件所在。
艾柯对格雷马斯的“Isotopy”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改造，特别提出了10个层次的“Isotopy”模式，但其核心内涵并未脱离格雷马斯的本意。艾柯把”基础意识形态结构”和“世界结构”列入其10层次isotopy模式的第九和第十层次，表现了他对于符号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的基础脚本的稳定性的意识，但其分析和论述仍然停留于符号文本实践，即叙事层面，并未将解释的触角伸展到上述第九和第十层次，显示了作为一位学者而非思想家的思考限度。
Isotopy这一概念实质上要做的是对“太阳照常升起”和“每天的太阳都是新鲜的”这一恒定与变化相统一的自然节奏的多阶段学术透视。从自然现象转换为文化内容，再转换为符号学的概念建构，所要解释的问题实质就是皮尔斯所说的“型”（type）和“例”（token）的辩证统一问题。“型”所揭示的普遍性、可能性、规则性，需要通过现象层次的“例”来进行具化，从而获得符合理性判断和期待的感性存在。符号也正是需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社会符号实践而获得一次又一次感性的“例”的存在，而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符号实践过程中，人们感知到符号的变异性重复。变异是保证符号日日新的活力所在，而重复则保证了基于普遍性、可能性、必然性、规则性的符号安全，进而实现了人在符号中的本体安全。所以，我们每天要和构成个体本体安全的熟悉人群，包括父母、妻儿、友人、同事、邻居重复符号的问候，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觉得安全，才会觉得生活得很具体，才会体会到生命的存在。艾柯通过他的符号体系，在读者的阅读之中获得了不死的存在。关于艾柯说再多，可能都不如以艾柯为起点，在符号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上重新出发。
参考文献：
Capozzi, Rocco（ed.）(1997)：Reading Eco : An Anthology Advances in Semiotic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John Deely (2001)：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Umberto Eco
(1976):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 参见John Deely (1997)：Looking back on A Theory of Semiotics，收于Reading Eco : An Anthology Advances in Semiotics. Capozzi, Rocco（ed.）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2-110. 还请参见：John Deely (2001)：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Chapter 17: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p. 689-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