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评《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
胡一伟
作者：费·金斯伯格、里拉·阿布-卢赫德、布莱恩·拉金编著
译者：丁惠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未能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相“抗衡”，与现有的理论框架建构和研究方法有一定关联。将目光集中个案和单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使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宏观性和普遍抽象性，少了些许历史观、社会观的人文关怀，这便使得目前的传播学研究仍徘徊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理论之外。《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一书所提供的新思路——以人类学学理审视大众传播问题，对打开中国传播学研究既有框架，改变个案研究诠释、验证既有理论的现状具有启示性意味。
该书由费·金斯伯格、里拉·阿布-卢赫德、布莱恩·拉金编著而成，全书不仅发挥了人类学在“文化他者”上关注，对边缘群体，异文化群体予以了一定的关怀，还改变了受空间和文化束缚的批判人类学研究下既定的媒介位置，开始用人类学学理将传播学研究、媒介研究推进新的领域，并审视才刚开始被定位的不同媒介实践。此时，“媒介接受发生的地点‘超出了客厅’，而媒介制作的地点也‘找出了摄影棚’”（p10），也即以“全球的”视角来看媒介理论，而这也体现了本书的主旨——为世界各地的媒介多元性重划版图。
其实，从人类学视角考察研究媒介问题，可以视为人类学与传播学学理的一次碰撞。这样一次碰撞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和理论节点上——“多年来，大众传媒被认为是人类学中几乎是禁忌的话题；对于认同传统、非西方特性和地区活动的领域而言，大众传媒总让人想起西方的现代性。结果，人类学家对传媒的研究就晚于其他领域的同事”（p12），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学理出现了一次分裂，发展出一种“现在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present，Fox 1991），着力对过去半个世纪的社会巨变进行分析，而传媒在这些社会变化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p13）。它打破了人类学研究在地域和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对理论的焦点进行了重新定位，因为“各种电子媒介形式正在渗透进 一些曾经被认为电子媒介不可能出现的社会之中”（p13），而媒介是研究文化实践和流通的一个丰富场域，可以用来呈现多个层次——地区、国家和跨国——上的身份认同；在这些不同的层面上，社会和文化创造了主体（p15）。
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文化激进运动与少数民族诉求、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跨国流通、媒介生产的社会位置、科技的社会生活。这五个部分同样是围绕人类学与传播学的一次“接合”，围绕着为世界各地的媒介多元性重划版图，围绕着不同学理下的他者关照而展开的。比如，该书对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挑战了传统民族志研究的刻板印象（是考量市场调查的实证主义版本，而不是将其置于更广的层面上，思考受众的复杂性），也即该书将视野转向了“形塑媒介生产、流通和接收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关系，以及媒介技术本身的影响力的种种假设”（p18），同时，该书所再现的不同种类的媒介时间，是放置在一个连续着的社会场域（社会政治连续体）中的。这一连续体的一端是“由大型政府和商业机构为建构现代市民和消费者而制造的、较为古典的大众传媒”（p19），另一端则通常与社会运动相联系，属于更为自我意识的实践，而在连续体的中间范围，表现出了一个反思的过程。由此而形成了该书的五大部分。
具体而言，在“文化激进运动与少数民族诉求”这一部分中，费·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哈罗德·普林斯（Harald E.L.Prins）、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等人，对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如何使用大量媒介进行了关注，并“‘反驳’那些抹灭或扭曲他们利益和现实的权力结构”（p20）。这里，媒介不仅是重塑原住民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并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在电影和其他大众传媒的运用中看到一种不断增强的仪式和策略的文化客体化”（p25）。进言之，媒介在求得人权和文化权利的认可和平反的社会转型运动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astells 1997）。
在 “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这一部分中，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普尔尼马·曼克卡尔（Purina Mankekar）、安妮特·汉密尔顿（Annette Hamilton）、理查德·维尔克（Richard R. Wilk）等人所探讨的是，亚民族（subnational）或跨国共同语境下，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国家或政府机构处于政治目的而使用媒介会带来什么意涵，等）。对于二者的关系，涉及了“三个重要的知识性问题”：
1、“文化产业”中的媒介专业人士与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
——媒介专业人士的中介人，“为更大的项目计划做出阐释，发出声音”（p7），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按照自身的兴趣和视界工作，但专业人士坚持的标准与采用往往情况会有一段落差。
2、在国家利益复杂而矛盾时，媒介会发生什么。
——“这是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或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地方，或者是社会主义被‘改革’或‘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地方”（p28）
3、国家媒介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们影响受众的目标。
——“通过研究各种构造媒介参与的社会场域和观众接触媒介的实际方式，能够探究出产生成功与失败的各个层面”（p29）。
在“跨国交流”这一部分中，杨美惠（Mayfair Yang）、露丝·曼德尔（Ruth Mandel）、路易莎·施恩（Louisa Schein）等人致力于跳出传统的“全球化”或“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构建“一种真正跨国的有助于重新绘制特定媒介形式的存在和流通地图的理论”（p31）。其中，思考媒介在新兴的另类现代性中扮演的角色是他们研究新媒介版图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任何事物的分析都必须与经济、社会相联系，也就是说，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辩证辨析的——“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发箍、审查制度和发型控制他们自己和他人在传媒中的再现，但是，正如传媒与另类现代性的建构和地方挪用密不可分一样，他们也可以揭示一些跨国传媒使国家去中心化的方式，并产生跨国的主体性”（p35）。
在“媒介生产的社会位址”一部分中，巴里·多恩菲尔德（Barry Dongfeld）、阿琳·达维拉（Arlene DaVila）、特加斯维尼·甘提（Tejaswini Ganti）、杰夫·辛贝里（Jeff D. Himpele）等，主要侧重于从媒介生产角度考察大众媒介在异质文化中的作用。他们的考察与分析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美国教育电视台、到西班牙裔广告业、到孟买宝莱坞的决策方式以及玻利维亚受欢迎的政治 访谈节目。他们共同揭示出了在媒介生产与媒体的形成过程中，是无法与受众的想法相分离的。
在“科技的社会生活”这一部分中，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德波拉·斯皮图尼克（Debar Spitulnik）、克里斯托弗·平尼（Christopher Pinney）、马克·霍巴特（Mark Hobart）、罗萨琳德·莫里斯（Rosalind C. Morris）等主要探讨媒介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作用， 实际上也是对媒介化过程的一个探讨，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莫里斯对媒介化缺席或拒绝媒介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促使我们去拓展媒介民族志的概念，将各种媒介科技形式的现象学经验也考虑进来”（p41）。
可以说，全书探讨媒介消费、生产、流通和理论化的探讨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传播的流动性），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在全新的审视目光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类学研究，还是传播学研究，都需要注重三个维度——关系（人际传播关系）、知识（连接个体与生活世界的中介）、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还涉及经济与文化的结构性层面）。总之，每一种媒介都会将其与身体、感官、时间、空间的新关系强加给社会，而当一种“新媒介”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时，必然也带来了既有社会关系的调整，而这种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便引发了研究者们开辟的一条人类学与传播学相融合的新路径。
（胡一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