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
人物简介：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委。2008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曾先后在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媒介文化与媒介批评、网络与新媒体等领域的研究。
何一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符号学，传播符号学。
何：董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之前学习的是唐宋文学，任教之后则转向了传播学。您觉得学习文学的经历对您之后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董：我本科读汉语言文学，硕士读中国古代文学，走向新闻传播学的道路，非常偶然。学古典文学是因为觉得古典文学很有学问，不仅仅要研究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还要研究各种典章制度，历史演变，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门大学问，所以读了唐宋文学。硕士毕业分配到电子科大人文社科系，系里安排的教学任务是教传播学。这是完全没想到的，但也没办法，只好到处托朋友买书，开始自学，边学边教。古典文学专业性很强，没在专业的环境中，过几年就空疏了，何况我还是刚刚入门。到底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专业，当时很苦闷。一九九四年川大邱沛篁教授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让我参加，后来说干脆把我调过去。九六年到了川大，就只有下定决心，彻底转行了。
学古典文学对研究新闻传播的影响，我觉得在于文化和精神的底蕴。譬如读屈原、读杜甫、读陆游、读辛弃疾，自然也就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以报效报国作为精神追求。当然古典文学也有另外一个传统，像陶渊明、苏东坡，或归隐自然，或自然放达，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决不不同流合污，这种独立的精神也新闻传播工作者是很需要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新闻业是随着民主政治而发展起来的，就中国而言，新闻业的产生也是伴随着民智的开启和现代化进程。新闻传播是对社会的一种积极介入，采编技巧只是入门，真正要成功，凭的是家国情怀和道义担当，这些东西和文学是一脉相通的。
何：您和国内外很多在传播学领域内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一样，都有文学或者其他学科的背景，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却分得越来越精细。对此您怎么看？
董：我一直跟新闻院系的学生讲，要加强文史哲、政经法的功底，光凭新闻传播学的那点东西，肯定是不够的。原来说“杂家”，什么都要知道一点，但真正到“家”的程度，已经是很专业了。现在的综合性大学都有主辅修制，学生呢，都忙忙碌碌，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要去辅修什么专业，关键是要钻进去。我们的专业越分越细，而且转专业又设置了门槛，学生所学看起来越来越专业，视野和格局却越来越小，缺乏创造性。美国的专业并没有我们分得那么细，尤其是常春藤高校，一二年级基本上都不分专业的，修些通识课，注重博雅教育。这些东西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柢，你读读柏拉图，读读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文明文化，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空间就有了解。现在世界变化太快，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变化巨大，让我们两只眼睛总是要盯住眼前，总是着眼未来。未来媒体格局怎样，谁也说不清楚。处在大变革大变动时代，我们其实应该静下心来，往回看，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历史的纵深，去领悟一些东西。所以，一是要广泛涉猎，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人文精神的底蕴，比如家国情怀，对社会政治的积极关心，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精神营养除了来自新闻本身的传统，还来自更广泛的人文传统。人文传统赋予人精神的底色，最终决定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何：您这次来参加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我们都非常期待您的发言。符号与传播关系甚为密切，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学和符号学无需区分关系。更常见的是传播学家和符号学家讨论的相互归属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系？
董：符号学跟传播学呢不能说谁属于谁，它们的研究路径不相同。符号学传统更多跟哲学、解释学相近，它要解释意义如何产生，意义怎么发挥作用。既要深入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中，又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更多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范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界有一场关于新闻与传播的论争，讨论两者要不要分家。凯瑞认为新闻与人文学科关系更紧密，跟传播的实证研究不是一家人，新闻最终还是要去建构人们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但中国又没有分得那么细，实证的路子由于学术训练不到家，还处于比较混沌的状态，批判的路子我们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何：的确如您所说，符号学在微观的结构意义和宏观的文化意义上都有深入，但我觉得从微观到宏观的连接上符号学的研究还有些缺乏，而传播学对过程的重视恰好弥补了这一点。这个意义上，二者的研究可能同属与一个更大的范式。那在您看来，就目前的学科状况而言，符号学与传播学如何互相有所补益呢？
董：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符号学与传播学是可以互补的。解决问题需要调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资源。比如说研究舆情，肯定要去统计分析，掌握动态，跟社会科学有高度关联。但是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现在投入了那么人力物力财力来监管舆情，可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却往往不按人希望的路子走，甚至问题还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我们单从技术上努力是没法解决问题的，这时就该冷静地分析问题的根本。网上风平浪静，不意味着社会稳定。社会本身就处于一种运动变化之中，利益是多元化的。引导不同的利益集团理性表达，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价值研判了。所以对于问题而言，不是哪个学科能够彻底解决的，尤其是中国这种转型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到价值立场上，这时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就很有用处了。同时还要引入其他学科的视野来探讨，不能就舆情而论舆情。
何：您一直对新媒体问题非常关注。网络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工具、方式、观念不断更迭变换，您觉得传播学应如何面对新媒体时代这种快速更迭的挑战？
董：现在的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新媒体是对信息集权的颠覆，网络是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以往能够控制的内容，现在控制不住了，我觉得这是和民主的洪流是合拍的。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总是思考怎么去管，怎么去占领阵地。但是我就要问，怎么管得住呢？难道我们要回到清王朝，要闭关锁国吗？不可能嘛。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固然要注重技术方面，但根本问题还是我们的观念。一些根本的观念弄不清楚，很多东西我们肯定是做无用功。引导新媒体进行更理性，更健康的表达，而非不允许说话。新媒体不可怕，我们把它想象得很可怕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敌我思维在作怪。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觉得不要天天跟学生讲什么危机啊，融合啊。这一波浪潮后一定会诞生新的媒体形态，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再怎么变，人类社会始终都需要新闻，而且越是高速发展，对新闻越是渴求。现在做调查性、分析性、解读性报道的记者都从传统媒体走得差不多了。但社会需要事实，需要真相，如果说传统媒体不作调查报道了，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别的媒体去干这个事。新媒体对我们而言现在是“破”，“破”过后“立”起来的一定是新的东西，一定与我们原来的东西不一样。原来的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应该真正地改革，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大问题。
何：您曾说，您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处于“漫游”状态：不仅在新闻与传播之间漫游，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漫游。您认为在这个传媒大变革的时代，理论与实践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董：我也希望能够不断收缩战线，但是由于我这个身份，有时候不能完全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要为整个学院的学科布局负责。哪一方面弱的时候，自己就要去鼓捣，去动员，去热热场子。我们做研究的，一定要比业界的人站得高看得远，别总跟着他们跑。现在很多人做研究，往往停留在对现象经验的描述上。早些年讲三网融合，现在又叫媒体融合，老师一天到晚讲这些，最后学生没得到什么，媒体融合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急剧的变化，一个真正的学者既要观察最新的变化，也要跟它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进行独立的审视，进行理论的分析判断。另一方面，很多学术的理论脉络我们还没理清楚。不少老师匆忙上阵，似懂非懂，似是而非，教出来的学生更是似是而非，这样的学生太多了。理论脉络太空疏，我们就没有根基。同时又很着急，很浮躁，总想拿两个新名词新概念去贴狗皮膏药。贴上去，不管用，越不管用心越慌，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理论要关照现实，但关照现实不等于我们完全认同现实，要有所分析，有所批判，这样才能有所建构。要做好这个工作，真正需要在学术史、思想史、理论脉络和研究传统上下些功夫，然后聚焦现实问题，开展独立而深入的研究，才能有真知灼见。
何：听您一席话实在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相信在您的严谨治学与严肃育人之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必将纷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