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师，您好！我是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研究所的成员贺良琼，负责您的这次专访，非常感谢您接收这次采访，我们知道林老师先后获得厦门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和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是佛雷曼访问学者、中美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问：从您的求学经历来看，您具有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的学习经历，这对您在从事相关传播符号学研究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比较重视符号学方法的应用，以及符号学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
问：好的，那么请问，您2011年开始对采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跨文化传播和品牌传播产生浓厚兴趣，并与研究生伍静合译了纽约大学博士Laura 0swald的《品牌符号管理》一文。随后又指导研究生们应用各种符号学方法来分析跨文化广告案例，并整理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文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青睐于用符号学方法来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品牌传播的研究了？
我博士训练是心理学，看过很多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论文，我对通过实验法得到的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存疑。于是开始寻找新的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就接触到符号学。惊叹于符号学分析的细腻，以及我开始相信文化在后天学习过程中是“不知不觉”的，符号学对文化分析的深度和精度要高于其他学科，而且有助于挖掘出潜移默化的文化。
问：林老师在《中国广告中的情理诉求—从“非位”到“主位”的探索》一文中提到跳出西方的“非位”视角，进入中国文化的“主位”重新对广告中的情理进行构念，老师致力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破解跨文化研究中“客位”（etic）与“主位”（emic）之间的迷局，从而让中国品牌走出世界，并采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跨文化传播和品牌传播，您认为符号学在中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目前比较倾向于采用换位解读（访谈的一种）、符号学和实验法三种方法来做研究，换位解读试图挖掘人的主观解读，但是人类还有很大一部分精神活动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我觉得符号学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领域里有很大的优势。最后，要把这些推论变成比较科学的结论，实验法是个不错的选择。每种方法都有优劣势，综合运用才有可能解决我所要研究的问题。
问：您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的挑战与冲击下，跨文化传播应该如何自处？或者说其未来的理论动向将会是怎样的，可否请您进行解惑？
新媒体的冲击，实际上使得跨文化传播更普遍，个人间跨国界的传播会越来越频繁，这也使得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我觉得未来的理论研究会越来越结合实际，像社交媒体的阅读量、转发量以及点赞等量化指标，或者网民的评论话语等质化内容。以前跨文化传播理论是以西方视角为主，以后会转向中国文化视角。中国需要建构在当代和全球的视野中构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依附于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
问：在您的《中美电视广告人际功能与社交距离关系研究》一文中，老师从Kress硕士和Leeuwen的视觉符号学理论出发，并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呈现，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将符号学理论与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了？进一步而言，您认为这样会达到怎样一种效果了？
现在做媒介内容分析的量化研究，还较少采用符号学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编码框的设计。我个人觉得，符号学细腻的分析框架，比较客观，也比较新颖，有利于提升编码的信效度。回到前面我讲的，我认为文化是“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个体的行动与思维，符号学的理论和框架很适合于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从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问：您是研究广告和品牌的大家，老师认为针对广告或者品牌这个研究对象时，符号学的重视文本本身的视角与传播学重视传播效果的视角，您认为两者是一种水与火的不相融还是两者可以有混凝土式结合，或者是其他不一样的效果？进一步而言，您认为传播学与符号学两者是怎样一种关系？
二者不矛盾，可以结合。以前刚开始读传播符号学文献，觉得符号学的贡献在批判。现在做多了，觉得符号学跟传播效果研究也是有关系的。我现在就是在做这种尝试。
问：林老师的目前正在关注的有关传播符号学的课题是什么？
从符号学解读中西方如何看待“人与商品”的关系；同一品牌中英同版广告的符号学分析。
好的，谢谢，林老师，通过这次访谈，可以深切的体会到林老师在跨文化品牌传播中的符号学方法的应用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再次感谢林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够为我们答疑解惑，希望在老师的带领下，将会为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找到理想的答案。深信传播符号学在老师的推动下将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