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胡光金：西南交通大学教师
胡一伟：江西南昌大学教师
访谈时间:2016年7月3日
胡：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在传播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众多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近百篇高水平论文外，您的代表作《符号中国》，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符号传播模式，广受好评。我们得知，该书目前与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著名出版社如Routledge、Springer等，已经签署了出版合同，对吗？
隋：是的，谢谢你们鼓励。《符号中国》一书，是我前几年的一些思考。英文版正在翻译中，翻译稿增加了不少内容。其实，我最希望能在法国出版。法国是符号学的一个重镇，我希望我的这些思考能得到法国符号学者的回应，接受检验。
胡：真佩服老师的坦诚，以及老师接受挑战的勇气。您在学术上的这些成果让我们倍受鼓舞。能否请您对您的研究经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隋：我的研究经历、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开始阶段是媒介文化。这一阶段论文似乎发表了很多，也完成了国家社科项目，出版了《媒介文化与传播》这本拙著。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是不太自信的。因为媒介文化的研究借用了文学、文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用西方文论来认识媒介文化。在关注叙事学的过程中，我接触到符号学，当时主要接触的是索绪尔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然后我开始转入到我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即传播符号学阶段。这个阶段从2006年开始，大概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最终形成了《符号中国》这本书。西方学者批判符号学令人发指地缺少历史感，其实不是这样，符号传播深刻地反映着社会规约，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历史发展紧密相连。新媒体兴起，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很多原有社会规约被打破、被颠覆或被极化。这就说到了我近几年的研究——互联网群体传播研究，也就是对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引发的新的信息生产方式的研究。之所以走向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多契机，也是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触发。比如，水军让我开始思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形态问题，究竟是组织传播还是群体传播呢？PGC，OGC，ACC，甚至UCC，用户成为信息生产的主体，显然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群体传播的时代。在互联网群体传播中，传统现实社会规约下的很多符号规制、符号传播模式，都可能被改变。因为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与互联网群体传播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而符号终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
胡：老师的思考总是走在前列。老师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是关于网络语言的，网络语言类的课题我们理解应该是隶属于语言学学科的，老师是怎么将它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呢？
隋：网络语言这一现象十分有意思。我选择做网络语言，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网络语言不产生于大众传播形态，而产生于互联网群体传播。网络语言唯有历经了互联网群体传播之后，大众传播才会逐渐接受。其二，网络语言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往往是现实社会的互联网符号表达。我研究互联网群体传播又研究符号学，网络语言恰恰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点。
胡：也就是说，老师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媒介文化到符号传播再到互联网群体传播。从您的研究路径来看，媒介、符号、网络语言等贯穿在您的传播研究中，您似乎早就已经将符号学纳入传播学领域了？
隋：这三个阶段看似没有关系，其实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开始我并没有刻意走向符号学。比如，在媒介文化这一阶段，借用了诸多理论，符号学理论被借用很正常。在第三阶段，互联网群体传播和符号学是有其结合点的——网络语言结合点。这里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在现实生活中，诸多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是文化的、历史的积淀。但是在互联网传播中，很多约定俗成的、文化的、历史积淀的规律、约定都被颠覆了。可以说，传播环境的巨变、传播主体的极端多元化使传播规律、意义传递机制发生了变异。它所产生的奇观效果，非常值得研究，但这一研究又不完全局限于符号学，还涉及到社会心理、社会情绪、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生态等等。这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都是带有我个人研究色彩的，是否科学还有待检验，非常希望学界前辈、学界同仁们提出批评指正。就整个传播符号学领域，我并没有从学科建制上思考传播符号学的学理体系，我还没有那样的学识和积累，我的研究都属于微观层面的工作。
胡：在您的研究中，您提出了很多原创性、创新性的传播符号理论，您能为我们具体讲讲吗？
隋：创新不敢说，就是一种理论尝试吧，向同仁们请教。我的研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点。一是从含指项推导出的意义移植机制、借力传播模式。两个或多个符号并置到一起，拥有共同的所指时，就成了含指项。巴尔特给了含指项概念，但是功能和意义并没有说清楚。我认为两个符号并置在一起，它们之间一定发生了某种关系，即产生了意义的移植。你看广告里的商品代言，玛丽莲梦露代言了香奈儿5号香水，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就转移到香奈儿5号上了，性是一种自然属性，而性感是人们的认知，是人们的社会判断，是意识形态，香水作为一种商品，没有商品交换之前作为一种物，原本是没什么性感不性感的，而把玛丽莲梦露与香奈儿5号并置在一起，香水就变得性感了，就拥有了原本属于玛丽莲梦露的社会属性，意义的移植就产生了。二是从能指的丰富性推导出的选择性传播模式。经典符号学把重心放在所指的多义性上而忽略了能指的丰富性，巴尔特提到了能指的选择性，但是还不够。尤其是对电视这种技术、以及后来更可怕的网络世界来说，能指的丰富性使得能指更具有欺骗性，更值得研究。因为这些技术制造出来的能指更具超真实性但实际上是更具有虚拟性。三是从元语言推导出的部分传播整体的传播模式。我认为雅各布森把转喻和隐喻正好弄反了。在我看来，隐喻是两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存在着相似；而换喻，即雅各布森的转喻，是两个符号对应的所指事物之间存在着实质的关联和逻辑延伸，是元语言的等值转换。当然都是人类的认知视角。元语言这个机制揭示了，部分不等于全部，但是一定可以代表全部。比如我参加此次会议，感受到蒋晓丽老师和赵毅衡老师的学术，这就是部分学者传播川大整体。另一个机制是多个元语言传播产生共振现象。蒋晓丽老师和赵毅衡老师的学术，你们两位同学和川大其他老师的敬业，多个代表川大的元语言产生共振，让我形成对川大的整体印象。元语言共振可以用于很多研究，比如产品营销、企业宣传、国家形象传播等。四是“同构”传播霸权式传播模式，如君臣如父子就是同构。一个能指在不同语境中往往对应多种所指。然而，意识形态总是期待能指所指的关系是唯一性的。语境在变，能指与所指关系不变，这是最大的阴谋，建构起同构。比如美国，不管在什么语境中，哪场战争中，都宣称自己代表民主、自由、公正，这就是同构带来的传播效果。同构带来的霸权传播，是人类最大的言说。五是强符号传播，强符号有几个特点，比如，社会使用频率高，意义具有唯一性、不变性，能指形式的独特性，传播的持久性，等等。强符号是人类交往中最具有传播效果的符号。
胡：您的原创理论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也是相互推动的，从中我们似乎也发现它与符号学是密切相关的。
隋：确实是相互联系的，有的是从符号学中推导出的传播模式，比如，含指项与借力传播模式、合力传播模式，元语言与部分传播整体模式，能指的丰富性与选择性传播模式、系统协同传播模式，同构与霸权传播模式，强符号传播模式等等，它们都是互相推进的。
胡：兴趣似乎总是做研究的首要动力，老师在几个领域的研究中，着力最多的是哪个领域呢？
隋：目前是互联网群体传播，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带来了新的信息生产模式，改变了传媒发展格局，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情绪传播问题，个体认知社会化传播问题，社会心态传播问题等等。今天，媒介不仅可以整合社会资源还可以配置社会资源，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觉得，研究互联网群体传播是找对了方向。就如我刚才说到的，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嫁接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很多传播现象，但是符号传播反映的社会规约在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的当下有可能被打破、被颠覆，发生新的变异。
胡：您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定义为群体传播时代，这个时代还被定义为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web2.0时代，数字媒介时代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时代”，不一样的能指，是否意味着不一样的意指呢？
隋：其实这些能指都意指着同一个历史阶段。你所提到的这些称谓、这些能指，都是从工具和介质的角度进行的考虑，群体传播时代这个概念则是从传播主体、从人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胡：是的，我们也发现，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关注的不仅有传播技术的问题、传播内容和方式变化的问题，更应该有传受主体性的问题，毕竟，传播是人的传播。
胡：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再次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相信，随着您研究的不断深化，互联网群体传播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能够得到更清楚的阐释，随着符号学和传播学更紧密的结合，中国的传播符号学也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