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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佳阳评张碧、唐小林主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作者:秦佳阳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586    2017-02-22 17:16:08

 

符号学转向:评张碧、唐小林主编《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秦佳阳

 

编者:张碧、唐小林

译者:周劲松等

书名: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ISBN9787569000177

DOI: 10.13760/b.cnki.sam.20170120

 

近一个世纪以来,理论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关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领域既可以看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符号学研究,也可以看作用以透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符号学方法论思考,故也被称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为一股强劲的理论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关注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状况,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进行了考察,同时进行文献收集与整理,《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文集在此基础上。该文集收录并翻译了十四篇这一学派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一篇引论与一篇讨论,分为亚当·沙夫专辑、费鲁齐奥·罗西-兰迪专辑、杰夫·伯纳德专辑、奥古斯托·庞齐奥专辑四个板块,从时空双轴纵横概览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的发展和壮大,提纲挈领地展现了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为中国学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视野。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以观念的名义而形成”(佩特里利,2016p. 3),重视思想的共鸣,其成员遍居欧洲各国,通过相互分享观点、视野、计划和目的走到一起,共同研究与讨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关注符号的产生与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使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互贯彻,共同阐发。

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是这一学派的开场人物,他开启了这一学派从东欧到开始,延续到中欧、南欧以及西欧的发展历程。“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从语言哲学、认识论和人道主义角度展开的深入思考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与美学方面也不乏真知灼见,这突出地体现为基于马克思主义语义哲学的交往符号学建构。”(傅其林2015p. 16)在对沙夫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沙夫的认识论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其对语言哲学的论述中均有体现,或者可以说沙夫的认识论与人道主义精神的阐发借助于语言哲学,与之同时展开。

沙夫的符号学研究思路折射出他对政治、社会和人及人际交往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本主义思考。在对普通语义学的研究中,沙夫对不同语义学流派的观点予以梳理,分析了柯尔齐布斯基的语义学观点,对比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体系与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体系,批判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沙夫认为,语义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与人际交往的关系。语义学同符号学一样,也是在实用主义的背景中才得以发展,就如同语言产生于日常生活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人际交往的运用中会产生新的发展与变化一样,语义学的发展必定以社会为基础,在社会中的人的影响下出现不同的语义导向,从而对社群行为及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对人的思想产生不同程度的矫正。普通语义学研究语言对文化塑型过程产生的影响及文化对语言可能产生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极具人文特色的概念,它包含着族群一切社会现象和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发展和创造的总和。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语言是关键性的一环。没有语言的文化不称其为文化,更不用谈发展与传承。一个新的文化阈抑或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其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都需要通过语言“下达”到每一个个体,故语言在文化的塑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文化的塑型或转型对语言同样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使其产生根本性变化,这一现象在当今社会中比比皆是。每一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独特言语和表达方式,上一辈的人往往无法理解这一代人的“术语”及其思维模式。在对语言的分析中,沙夫还专门提到了话语套路这一语用现象。套路一词暗示一种成套的规约,在规约的约束之下,语言表述有其可探寻的规律与模式,话语套路作为语用结构,便于说话者组织语言,作为认知结构,便于听话人揣摩思想。话语套路的形成决定于人类的社会角色及不同角色的不同社会功能,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亦呈现辩证相关的态势。

纵观沙夫的语言哲学,其核心观点落在语言是生成的,是基于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作用于人类积极实践的优先性基础这一点。在交往过程中,语言是意义的载体,没有语言,意义就无法生存与传递,无法被解释。在此,语言从一种工具变成了一种载体和媒介,相应的,符号也是意义的载体,有其自身的传播媒介与被解释的可能,因而符号的产生与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符号的产生与对符号的解读都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这一观点即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沙夫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注,注重人类个体的伦理学问题和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符号与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其理论的主要逻辑线索是从对语言和符号的探讨引入二者产生的语境当中,由对语境的分析联系到社会现实,再由社会现实分析当下关涉政治、经济的社会问题,再联想到在这一社会现状之下生存的人,回到对人的关注之中。沙夫的符号学理论包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以历史唯物主义维度,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探寻符号的意义,再从符号回到对人的关注,构建了一个完善的人本理念和符号逻辑系统。

意大利符号学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与奥古斯特·庞齐奥(Augusto Ponzio)可以称作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在南欧的代表人物。罗西-兰迪是重要的社会符号学家,他创建了语言哲学符号学派,其思想在欧洲符号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庞齐奥则被认为是巴赫金与列维纳斯思想研究的专家,是当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领导人物。

罗西-兰迪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生产、符号系统、上层建筑三个维度,并对生产过程、意识形态以及语言三个领域的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同时对社会再生产、大众传媒、大众意识形态以及大众的语言与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认识与详尽的阐发。他提出的“类同模式”成为后继学者研究的重心之一。在罗西-兰迪看来,符号系统介于生产模式与上层建筑之间,包括语词符号系统与非语词符号系统两个对立而相互辩证影响的范畴。语词符号系统在生产模式与上层建筑之间起到直接沟通作用,上层建筑中的关系及意识形态通过语词化传达到生产及意识形态之中,指导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而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射到上层建筑之中。在此,罗西-兰迪明确指出,引入符号系统正是为了能更好地对上层建筑进行反思。而非语词符号系统则主要体现为商品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符号化的生产、交换、消费关系。罗西-兰迪在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时,结合异化现象对其进行批判,并指出,非语词符号系统最终还是会落入语言之中,就如同非语言物质生产不能脱离语言物质生产而存在。

在对符号系统的分析过程中,罗西-兰迪看似并未围绕语言哲学一字不离地进行论述,而实际上其观点与论据条条都引向语言与语言哲学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其对劳动、物质生产、社会再生产内容与形式的发掘,还是对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异化现象的揭示,其最终落脚点都是语言。在对维特根斯坦的分析中,他直观地表达了语言对文化、社会、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承载作用。语言看似只是一种途径,实际上是情感、意识甚至思考的源头。罗西-兰迪的研究与阐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以社会生产及社会生活中的人为基础,以辩证联系的观点为逻辑脉络,其对符号系统的论述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奥古斯特·庞齐奥的符号学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他赞同罗西-兰迪,主张破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明显的界限,提倡一种“无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此外,他同样关注语言哲学,将语言作为主体,对哲学化的语言进行研究,对实用性的言语进行解析,他认为言语也是对话的,在使用过程中,言语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对话人的言语中,因而相应地发生改变。庞齐奥继承了巴赫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罗西-兰迪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开始关注主体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关注语言产生的过程中、作为工作的语言和作为工作产物的不同语言的关系。其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符号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联系的梳理。

庞齐奥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角度审视符号学,又站在符号学的角度反观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出了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十个核心论点,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能够结合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澄清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一些误解。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在对语言和符号的研究中,他看到了只分析平等交流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逻辑缺陷,提出分析过程中同样应该重视符号产生过程中的历史社会关系,在索绪尔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分析脉络的基础之上,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完备性与科学性,并运用于分析过程中。奥古斯特·庞齐奥的这一梳理可谓对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符号学体系做出了极大贡献,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准确的定位。

奥地利社会符号学家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1943-2010)与庞齐奥及罗西-兰迪是好友,也是罗西-兰迪思想研究的专家。伯纳德的研究大多基于罗西-兰迪的符号学观点,主要关注其交流-生产理论、“工作”理论与感知以及符号学的反异化社会实践,并结合罗西-兰迪在符号学上建立的人类学原则,将社会符号学理论视为现代符号学的主流之一。在伯纳德看来,罗西-兰迪摆脱了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精神性倾向、皮尔斯式偶尔的形式主义倾向以及生物进化法的缺点,以塑造共同话语概念为其符号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语言工作与符号工作概念进行梳理,“发展出了关于材料和语言生产——或者,专门地说,关于符号生产——的‘类同模式’(homology model),而最终,所有这一切都被嵌入集约的社会再生产之中,也就是说,成了分配层面的一个核心方面(符号交换=交流活动)”。(2016p. 142)而符号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再生产包含着生产、交换、消费三个层面,而交换又可以分为具体实物的交换以及符号的交换。符号的交换又可以分为符号的生产、符号意义的交换以及消费(即解释)。然而罗西-兰迪虽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却没有对内部符号与外部符号,即思维与思维表述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逻辑叙述。这一点,伯纳德在罗西-兰迪之后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伯纳德在日常交往与学术交流中与罗西-兰迪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对罗西-兰迪的研究与继承对于罗西-兰迪理论一脉的延续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几位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和言论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十分重视语言及语言哲学,以语言为源头对符号学进行研究,以语言为中心探讨符号的产生、意义以及解释。其次,他们对符号学的关注并非以结构主义为标准,而是从历史的、辩证的维度进行研究与阐发,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在集体中关照作为意义载体的符号,以及符号从承载意义到得到解释,再到重新获得意义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与发生的变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始终坚定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关注符号的语境与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然而他们虽对语言有着共同的关注,但对语言哲学的定义与专注点却各有不同。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使他们对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涉及范围更广,研究领域更宽,研究程度更深。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符号学相结合而产生的新领域,然而这一结合却并非简单的彼此相连。“符号研究根本不是什么附属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能够拓宽后者‘适用’领域的一个单纯的机会,而应该说,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合理化过程中的一个建构性的方面,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关键基础中不可能被撇开的一种研究。”(庞齐奥,2016p.209)“在符号学的工作中,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在简单的‘运用’这一意义上体现出来,而是在力求对其自身做出透彻考察和验证这一研究形式中体现出来。”(庞齐奥, 2016p. 215)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对这一观点有着清晰的认识与表达,而这一观点也无疑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根基与起点,在对这一学派的认识与了解中,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真意可见一斑。


 

引用文献

伯纳德,杰夫(2016). 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的十个论点:一种罗西-兰迪式/维特根斯坦式观点.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42-167.

傅其林(2015). 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 学术交流. 816-23.

庞齐奥, 奥古斯托(2016). 关于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笔记.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8-216.

佩特里利, 苏珊(2016). 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3-18.

张碧, 唐小林主编(2016a).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周劲松等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秦佳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

Author:

Qin Jiayang,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frencesc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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