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道路走近沈从文
——评肖太云《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罗茜
作者：肖太云
书名：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ISBN：978-7-5203-0018-6
小说的叙事是人类对自我经验的一种“书写”，而作家创作出的小说就是这一书写的痕迹。由于个体经验和感受的不同，作家在创作作品时采取的叙事艺术会有所不同，作家的叙事艺术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独特而复杂的感受方式。通过叙事艺术的运用，作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人生，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看法；而读者也可以通过对作家叙事艺术的解读，领略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探究出作家对人生社会独到的观察和见解。沈从文是一个叙事艺术大师，有关沈从文作品叙事研究的成果磊磊，这本《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采取“剑走偏锋”的策略，就作者对于沈从文的阅读心得和能力，选择从突转叙事、乡土叙事、音乐叙事、土改叙事这四个较分散的方面来加以辨析和论述沈从文作品的叙事艺术。
“突转”主要表现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一种叙事特征，并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借鉴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古希腊悲剧的体罚，引用“突转”来作为一个特定命名，指出突转模式是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重要模式。作者遍考沈从文小说，以具有叙事的“突转”模式为针对点，通过材料分析和计量统计，从而发现其小说——尤其是早期——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突转”模式。凭借这种突转，产生了发现、惊异、悲剧和空白的审美效果，既渗透了沈从文的人生体验，也是他对人生“偶然性”的理性思考。1937年以后，沈从文几乎中断了小说叙事中的“突转”而转向“抽象”层面的思考，也带来了他的精神危机。可以说，“突转”这个命名的引入，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沈从文早期小说叙事的艺术特点。“非艺术性”突转叙事、“艺术型”突转叙事、“日常性”突转叙事和“卒章显志”突转叙事是肖太云对沈从文突转叙事小说进行的分类，他认为人的“横死”是沈从文“突转”叙事的主体。对于沈从文早期（1924-1928年间）的九篇“突转”叙事小说，作者对于其中的“突转”叙事水平并没有给予完全肯定。而是提出了除了《初八那日》《入伍后》具有一定的哲理意义外，其余的几篇作品均存在结构随意散漫，“突转”背后并无深意，具有明显的凿斧痕迹。“突转”叙事具有突然性、惊异性和悬念性的艺术特点，作者根据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解读和思维的二元转换，从沈从文小说这种“突转”后所体味到的命运和情感的“发现”，具有了叙事带来“发现”的审美效果。因此，该书进一步概括出在“突转”产生“发现”的同时，文本也就形成了一种惊异的美学特质。
叙述类作品常见的语式可分为讲述型和描述型两种。乡土文学则依然停留在讲述的创作方法上，作者是全知全能的，他可以用极为主观的口气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这并不是乡土文学作家不能与时俱进，而是他们所创作的主题局限了他们的风格。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弟子，他的创作风格极肖沈从文，在作品的人物刻画、结构安排、主体开掘及艺术手法、文化意味上深受沈从文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去探讨小说中的乡土叙事艺术，实属不易。因此，作者善于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在本章中巧妙地、有针对性地，选择以沈汪师徒二人写乡土生活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解读，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从叙事姿态来看，自觉做“边际人”。在边缘心态的趋势和边缘视角的烛照下，他们的叙事作品都呈现出背向历史的姿态。这其实非常能够被读者接受，沈从文、汪曾祺都秉持以“乡下人”的尺度（即以乡下人的爱憎为基准的，对乡村人事的取舍，它爱的是“人类智慧与美丽”“康健诚实”，憎的是“愚蠢自私”）来构思与创作。另一方面，他们的乡土创作都采取的是边缘心态的远视角。第二，从叙事话语来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乡村人物、乡村生活。在沈从文一生发表的作品中，关于乡村及乡民的创作占了他创作总数的60％。汪曾祺绝大多数创作也都是乡下小人物的命运演绎。该书分析了在1922——1933年间，此时沈从文在都市立足未稳，处处感受到都市对他的压迫与精神摧残，因此他一直沉睡在自己心造湘西的美好幻影里，不愿醒来。而到了1934年（这里，肖太云根据自己的观点，以1934年为界，将沈从文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沈从文的湘西梦开始初醒，随着生活的安定、地位的上升，他的乡土创作开始转向，他能以更理性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记忆中的湘西。关于这部分，作者用非常深刻的创作解读以及详细的文本对话与追问，深度剖析沈从文和汪曾祺精神上的梦幻乡土和诗意童年。第三，在对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时间的研究中，该书对“边城”“大淖”等时空体进行了破译与解读，认为它们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且是一个时间存在，更是一个文化存在。唤醒我们从沈从文、汪曾祺作品中对于“边缘”拯救“主流”的二次领悟。沈汪两位作家的策略是形成一种非原生性的超时态语境，该书借助于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的永远现在时概念，用独特的方式捕捉到两位作家独特的叙事时态和叙事时刻艺术。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十分擅长于在文本中调用节日这种非常人文化的时间，经过本节的提炼，确实能引起我们对时间人文化的重视和挖掘。我们不难发现，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一些独特的时间刻度通常能成为作品结构的轴线，连缀全篇。汪曾祺的小说虽然讲究“平淡”，但在平淡的叙事中不时不显山露水地藏有让情节突转或升华的时间点，在这里，肖太云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体育术语——“局点”，认为其起携领情节高潮的作用。第四，从叙事结构来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对照艺术手法的应用，本节将这种“对照”概括为灵活运用“前——后故事场”这种纠缠交错的复合结构。《边城》和《大淖记事》中都叙写到的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序列链，很好地印证了两个文本将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处理成“前——后故事场”的相对设置。在谈到对结构势能的看重和精心设置时，该书认为本体势能和位置势能对于沈从文、汪曾祺小说的结构框架的组合都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向更深处探索，作者发现前述的本体势能和位置势能在文本中并不是凝止的，是变动存在的，而这种因变动反差又形成了新的势能——变异势能。三种势能相融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可以说为为推动结构发展新典型提出了新的思路。
音乐与文学是相通的。作家热爱音乐，音乐也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影响，对他们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渗透。音乐与文学,表面上似乎是殊不相关的两种文艺类型。然而,从艺术的本质上看,它们都是指艺术家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和方式,所进行的从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情境或意境的创造性活动。本章首先从根源上探究了沈从文人生与音乐的不解之缘。音乐对于沈从文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在他人生最关键的三个关键点上，音乐因缘成就了他，也挽救了他。首先，沈从文出走湘西、走向文学创作之路是源于音乐施与他幻想的气质。其次，在20世纪40年代，国事实事混乱，长期在抽象人生之域探寻而茫然自失的沈从文，似乎触到了“堕落”二字的真正含义，起了一点“厌世”的念头。肖太云提出，在这时，正是音乐给予了沈从文莫大的安慰和施救力量。最后，通过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引证材料，作者确证了在1949年沈从文精神濒临崩溃时，是音乐在疗救沈从文受损心灵及帮助他走出心理阴影、走上健康生活的过程中起到的全方面精神愈合作用，深刻地举明了沈从文身上并列的两种艺术特质——音乐气质、文学气质。沈从文虽热爱音乐，却并不懂乐谱，但是他在叙事方式上极富音乐性特征。音乐，是以节奏的疏密、旋律的走向与和声的进行，以及配器的浓淡来展示人的情感变化过程的。由此，该书归纳出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角度具有“流动性”的共性，由时间的流注、空间的流注及生命的流程三要素构成。其次，结合音乐是依靠不间断的乐音行进，在进程中叙述事件、记录思想及表达情感的思维，作者深刻剖析并得出沈从文的作品专注于写事件、人物处于发展中的进行状态，并形成一种开放式的结尾以及具有音乐般的节奏安排，最明显地体现在叙事节奏上的疏密相间的讲究与构设。那么在叙述结构上，沈从文的作品又是否具有音乐性特征呢？作者给的答案是肯定的。首次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的是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借用这个概念，肖太云认为沈从文在创作中采用了复调这种艺术手法。同时，他还引入了“奏鸣曲式”乐章结构形式，通过对《边城》、《看虹录》文本中主旋律的捕捉，对正主题、副主题的解读，发现沈从文很懂得将音乐的表现原理调入到他的创作中，文本中奏鸣曲式的乐思以新的方式不断发展，甚至造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具有复调、和声及交响乐效果。看到这，笔者不禁觉得，沈从文的作品是充满音乐美的，而肖太云先生对于作品的解读和归纳也是富有音乐美的，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一个作家如果具备音乐家的素质，音乐必将影响到他创作的方方面面，包括作品的语言。关于创作语言上的音乐性特征，该书首先提出沈从文用字遣词具有动感与乐感，大量将重叠词、拟声词和方言运用到他的作品之中。同时，沈从文喜欢使用短语、四字格和俗谚这些具有对称感、节奏感的短语。另外，在句式的运用上，该书分别依据沈从文注重句式的平仄与对称、长短句合理搭配及行文注重骈散句结合，来凝聚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鲜明的节奏感、旋律美。最后，在谈及沈从文作品中的组段成篇时，肯定了他的文字和音乐进行着氧化作用，富有节奏感、旋律美。谈及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音乐美，必然会将湘西民歌拉入到最前列。沈从文作品中民歌元素的调遣与派用，将这种音乐的魅力和梦幻发挥到极致。该书在艺术形式上，将这种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湘西民歌分为了五类，分别是巫歌、山歌、小调、劳动歌曲和风俗歌。从多角度去挖掘沈从文作品音乐叙事的文学价值，作者作了很好的发挥。
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沈从文研究，许多研究者包括汪曾祺、温儒敏都注意到了1949年3月沈从文的自杀对他人生转向的影响。该书却提出，这些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到1951年沈从文的川南土改之行对他后期生命及思想变化具有独有作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1951年才是沈从文后半生人生的真正开启点，是他思想认识变化的关键年份。这里，他提出可以将1951年纳入沈从文人生和思想的第三个时间节点，这里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广大研究者的重视，不妨去深入挖掘。在沈从文在内江参加土改时，吴宓也正居于重庆，在吴宓的人民共和国日记中有很多设计土改时的书写。由于该书作者对于吴宓的研究可谓是有深刻的见解，因此，在分析沈从文1951年的土改书写（《川行书简》）时，将之与吴宓的土改书写作进行了比照。作者发现：沈从文的土改书写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和诗化意味，而吴宓笔下的西南地区的土改，却充满野蛮、暴力和血腥。他认为，这是因为吴宓没有像沈从文那样亲历土改的缘故，由此可以看出土改参观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威力巨大。在此，作者再次提出研究者可以考察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心路历程，对他在1951年的土改运动中的心理异动与思想轨迹再予以勾勒和辨析，以进一步凸显1951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目前，我国有关土改叙事的成果相对较少，在此，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坐标，用向后延伸的眼光去看待和探究土改对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影响，可谓是价值巨大。对于前面述及沈从文与吴宓关于土改的差异书写，该书认为可从思想改造的根源上得到解释。而这也是来深入探析1951年土改之行于沈从文生命的意义。川行土改是沈从文的寻梦之旅、静心之旅、疗伤之旅，更是他的改造之旅、赎罪之旅、自信之旅。在肖太云看来，土改之行注定是沈从文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坚持地认为，是到了1951年的川南之行，沈从文才完成拜托精神危机的最终旅程，由此来佐证他关于1951年是沈从文第三个人生节点的完成点以及后半生真正开启点的结论。1951年、内江、《川行书简》，三者从时间到空间，从时间到沉思，见证了沈从文的土改之行，思想改造之旅。书的最后写到，“1951年的川南土改之行，失去了文学家的沈从文，间接促成了文物学家的沈从文。”那这到底是沈从文的悲哀，还是沈从文的幸运？作者给出了双重肯定的答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关于沈从文写作上的研究各角度各方面均到达了一定的境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在沈从文叙事研究的命题下，我们可以如何更为有深度、精度、广度地去探析沈从文作品的叙事艺术？虽然该书通过较为分散的四个章节独立地研究沈从文的叙事艺术，但是肖太云深刻地去了解沈从文叙事小说研究生的成果，在书中旁征博引，严谨地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提出了自己从叙事角度对沈从文小说的新见，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叙事艺术研究的新突破中彰显了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为我们对于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思考。值得肯定的是，肖太云用清澈的文字，让我们对于沈从文叙事艺术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使我们从少为人知的新道路上再一次走近了沈从文。
参考文献：
肖太云：《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