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妖术恐慌看中国社会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评
刘育好
《叫魂》是由哈佛学者、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所著，从1768年发生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场妖术恐慌出发，探讨盛清时代的社会结构。这场妖术发源于江南地区，分别北向和西行到山东地区以及京师，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而这场灾难几乎卷入了社会自上而下的全部阶级，但是由于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场妖术有不同的解读。即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世界观。1 与这场妖术有关的群体包括作为统治者的君主、作为君王命令的执行者的大臣、普通百姓以及被清朝的繁荣排除在外的无根人士。
首先，对于君主而言，妖术引发的恐慌存在真实和虚幻两个方面。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2这种官场常规制度的失效主要缘于汉化和运转失灵。而偏偏这场妖术的源头——江南是弘历认为汉化最严重的地区。弘历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满族文化的推崇者，他必须要维持满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尊崇地位，因为满族被认为具有的坚韧、骁勇善战等神赋的品格，是统治汉族人们的基础。汉化是弘历极为痛恨的一件事。虚幻的部分则在于，自始至终，清政府都未逮捕到妖术真正的源头，这对弘历来说，始终存在着一股不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与谋反有关，因此叫魂妖术偏偏从对于大清朝来说特别敏感的辫子下手，这会不会是谋逆者的某种阴谋？
其次，是作为君主的武器的官僚人士，因为他们在弘历的统治下指哪儿打哪儿。但他们也成为了弘历在妖术清剿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因为他们的“官场恶习”使得妖术调查行动曲折反复：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陈规。3弘历在清剿妖术案中所依靠的是一个由中老年官僚组成的经验丰富的群体。4这个群体与下层官僚不同，他们能够与弘历进行直接交流，所以相对于以常规奏折为代表的官僚制交流方式，朱批奏折更能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弘历常以这种更为亲密的关系来向行省官僚施压，同时也体现了帝臣间的父系制倾向。叫魂案最后的翻案也依靠这些身居高位的大臣，是他们劝服了弘历接受这是一起冤案。
最后一个群体是社会上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与弘历的恐慌不同，他们的恐惧实实在在，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相信魂能够与肉体分离，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的生命安全切切实实受到了威胁。但即使叫魂案最后被认定为冤案也并没有值得庆幸的，因为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5人们可以利用政府对术士的清剿来公报私仇，在这场清剿行动中，民众貌似获得了某种指控他人进行报复的权力。但这种滥用举报的行为恰恰反映出人们无权无势的状态。在清剿过程中，君臣和百姓都将矛头指向了游僧和乞丐，因为他们是社会边缘群体，无固定居所，他们是社会不安定力量。
叫魂案牵涉的三种力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他们彼此制约、环环相扣，从中可以洞察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安排。其中，最为弱势的就是普通百姓，正因为无权无势，所以在叫魂案出现以后，借此中伤他们人。这必然不是偶然性事件，封建王朝中平民百姓被压迫已久，长久的积怨必定要借机发泄出来。所以叫魂妖术所赋予的举报权成为老百姓的权力补偿。即使由此引发的混乱最终被压制，但是不能否认其作为前车之鉴的意义，民众宣泄可能是某种社会危机的前兆，因为自弘历以后，清朝就开始由盛转衰。
虽然皇帝和百姓的恐惧各不相同，但是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6恐惧往往来自于对不明之物的想像。正如古罗马箴言所说：“恐惧能够统治亿万终生，因为人们看见寰宇大地，有无数他们不懂其原因的现象。”当人们感受到风险时，会进一步寻求信息来降低情景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话，就会产生恐慌情绪。在叫魂案从产生到高潮乃至最后结束，清政府都未查出邪教术士，源源不断的案件发生，而案情却不明朗，弘历和百姓处于信息真空中，必然会恐惧。
孔飞力从叫魂案中真正读懂了中国社会，也将社会结构勾勒下来铺平给了读者看，从这幅画面中，读者能够看到社会各个阶级的心理状态和所构想之物，其所担心的必然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弘历厌恶汉化，所以对叫魂案背后可能涉及到的谋逆充满恐惧；对叫魂案涉及政治罪却不是官员们关心的重点，他们只求行事维稳，既不突出也不落败，中庸之道最为稳妥；平常百姓只求安稳度日，所以叫魂案危及到的生命安全才是他们最担心的。叫魂案发生在清朝盛世的末尾，盛世平静的水面下波涛暗涌，这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近代中国的危机要进一步从社会结构内部进行探讨。
注：1-6皆引自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