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鑫
自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算起，中国新诗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一直离不开论争。各种论争触及的问题，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往往成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动力。对中国新诗史上几次论争的研究，学术界迄今成果不多。乔琦《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是我目前读到过的较为系统的相关论述。
全书正文框架分为五部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围绕雅各布森、里法泰尔、卡勒的符号学诗歌形式论等西方诗歌理论，但又不空洞套用理论；紧密结合中国三十年新诗共八次论争的问题，辅以大量中国现代诗歌案例分析（也不乏部分当代诗歌），同时具有比较文学的眼光，融合了“同时代读者”以及“后来的读者”视界，找到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形式动力，开辟了一条中国新诗的符号学解诗方法道路。第一章《早期新诗“诗体演变”与诗性探寻》从“新诗最基本的问题——何为诗性”入手，借雅各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和六功能阐释“诗性”，围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尝试集》以及《蕙的风》这两次论争弥补中国新诗研究形式论的缺失。结语重申“诗性，作为诗歌的主导功能，应当给以格外关注”。二至五章笔墨较多地介绍了雅各布森“双轴关系”和“标出性”概念以及里法泰尔“核心语”、“不通”和卡勒的阅读阐释方法，凸显新诗的“内容-形式”文本双层结构的重要性，结合中国现代新诗案例，给我们展示了如何从形式论角度进行新诗阅读。
在阅读本书有关胡适、胡先骕论争《尝试集》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认为这场文白之争、新旧之争，实质上争辩——何为新诗？当争论双方在语体的使用和诗歌传达的情绪精神方面不断纠缠时，乔琦不为任何一方给出论争支持，而是引入符号双轴这一概念观察了新诗诗体演变基本完成的过程，认为“直到郭沫若，新诗才真正实现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完全打开。《女神》既有自由的形式，又具备耐人琢磨的张力结构”。笔者不禁想到，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限于篇幅，在此主要谈诗歌）来看，诗体形式基本充分自由化之后，“欧化长难句”、市井俚语、网络段子、“下半身写作”的现象遍布诗坛，松散的、消费性的遣词造句，是否犯了诗体演变矫枉过正的毛病？时至今日恐怕我们难以理直气壮认为中国新诗经历百年变革后已超越彼时郭沫若的创作抑或是与之比肩。甚至被认为“达到了目前为止的当代诗歌标出的巅峰”的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也很难找出足够经典的诗集范本。新诗的自由形式有了，字词间诗行间的张力（即乔琦所指符号双轴之一的聚合轴问题）是否也应该成为当代诗人和诗歌批评者应当注意到却常常忽视掉的问题？
下面，谈谈乔琦提出的《蕙的风》论争触碰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另一隐忧：诗性的缺失。雅各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所对应的六功能中，诗性功能是最为凸显的。当符号表意侧重于信息本身时，诗的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诗性得以实现。语境、接触、代码等其他因素使诗歌同时具有其他功能，当研究者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因素时，势必落入日常性通俗化的窠臼，从而远离诗之为诗的符号自指。《蕙的风》争论围绕“诗歌模仿现实”和道德元语言功能，由此引发“丑的字句”的论争，让我们看到：过度拘囿于沉迷于诗歌的教化作用（如十七年中的颂歌），或是将直露的经验世界、粗鄙肮脏的语言充斥于诗歌文本（如二十一世纪“下半身写作”），也正是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在重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诗论争的覆辙。另一方面，诗歌创作如何处理诗性与实用性的平衡关系？文学诚然需要“教化”功能，正如谢冕在《1898：百年忧患》“重申文学使命”一节指出：放弃责任的文学，是贫血的文学，也是失重的文学。[2]这恐怕也是今天的诗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乔琦引用了赵毅衡“宽幅窄幅”的新诗语言选择理论并提出对当下新诗语言在异化符号消费压力下呈现的假性宽幅忧思。海德格尔认为“诗通过语言确立存在”，如若要改变中国当代诗歌的不佳境遇，是否可以从已然失衡的天平一端的艺术意义稍稍发力呢？诗性的基本点在于符号自指，诚然诗人无法脱离现实，但诗歌应对现实作艺术化处理，书写“丑”从而挖掘美，对现实做高层次的带有艺术的深刻理解和阐释，使读者感受到浓酽的诗意。
当然, 笔者并非全盘否定中国当代诗歌, 必须承认,也有不少诗体自由且同时不流于松散、具有“诗性”的佳作。只是读及乔琦此书，笔者生发了关于当代诗歌的一点浅见。论述也远未深拓, 权作引玉之砖, 期待之后能读到乔琦更多的诗歌符号学研究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