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霖
这是一本写了二十年的小书，也是赵毅衡老师二十年旅居西方，阅读中西文材料日积月累成的随笔。书名中“对岸”意即中西两岸；“诱惑”一词则生动地描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状态：西方人来中国，做老师；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文明有缺点，向东方取经；中国人想向现代化靠拢，而和西方取长。
近百年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其中的人物故事更是数不胜数。以此为题材做一部研究，工程量可想而知有多么浩大，恐怕是几代人都做不完。但百年交流中总有巧合雷同，也能过滤出一批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湮没，留下了一段段为人称奇的佳话。
赵毅衡老师在书中选取了五十名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将他们的奇闻逸事汇聚一堂，一部有关“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的传记集便酝酿而生。本书有四个部分，分别是西游记、东游记、梦游记、游之余。本书虽为一部“人物交流志”但是却以“游”的形式进行，也是本书叙述的独特视角。
以“游记”的形式写史，既是由于赵毅衡老师自身经验，也是中外百年中外交流的真实状态：双方都没有改造对方，但都在交流中发现了新的可能；以“游”的心态写史，让读者在轻松的心态中阅读思考，借书本带读者“卧游”中西两岸，是作者的写作初心：标题《对岸的诱惑》便如此产生。
一、比较文学遇上东方学：中西文化的共生互鉴
本书第一部分所记述的诸多轶事，主角都是懂西文，在西方游学的中国文人。正是因为“游”产生了“比较”，在比较中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第二部分的西人来华，在遥远的东方碰撞出的思维火花，后来被奉为东方学的经典。
“比较”是因为“游”而产生的，“comparative”的内容也随着“游”而不断丰富。书中谈及的不只有这些文人的作品，更多笔墨写的是这些作者在东西方的各种际遇。要“比较”，就必须先“游”，做学问写文章不可能闭门造车；但作家闭上门后，不公开讲的，不为人所知的事往往最耐人寻味，而本书就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走入“幕后”的机会。
举例来说，我们大概都知道闻一多、徐志摩、穆旦的诗，但可能未曾细思过其背后的西方文化影响；我们可能知道老舍、林语堂、李劼人等的作品，但可能没有了解过异国生活对他们作品和人格的塑造。而或许，今人在了解这些内容时，都难以直接从宏观的理论层面入手，而需要有人从闲谈轶事的微观角度来介绍读者重新认识作者和作品。
西方有“中国文化迷”，千里迢迢来中国，教学的同时，学习中国、观察中国，甚至试图解释中国。这些人里，我们熟知他们的名字：瑞恰慈、燕卜荪、毛姆等，但却鲜有人了解这些人的中国故事。我们研究庞德、韦利，但却不知道这些大师，虽从未踏上这片土地，但不妨碍心中有“东方梦”，与中国产生精神上的连接。
身处东西方的我们创造出如比较文学、东方学的学科，从这些大人物的笔中理解对方，把对岸视作截然不同。而却忽略了这些大人物其实是普通人，他们在交流、游历中必然有各种插曲，更何况如果把它们写下来，拉近看，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其实从未分隔，而是在一次次交流中共生互鉴。人类文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可能难以理解这些大师的作品，但不难解读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苦与乐。
二、“天下”遇上“国际”：中西思想的不同格局
语言学到最后，背后是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转向；而文化背后，则难以不联系到人类复杂的历史、政治观念。中国人讲“天下”，外国人讲“国际”，如赵老师开篇所言，二十世纪中西交往，中国人求学、外国人教学。而学的这门最重要的功课，是“现代性”。
但“现代性”似乎又无法挑战中国所存的庞大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更多地作为一种“动力性进步意识”作为平衡。说到底，孕育中西文化的土壤不同，文化融合之后，值得关注的是文化背后不同世界观。
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我们应该从二十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回顾，百年中西交流能否促进世界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传统文化体系最为坚固的国家，在近百年内接纳了现代性。这是否能激发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读，同理，世界了解中国百年，又是否能激发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再创造。
然而，即便是无数文人骚客在近百年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中西却依然未能摆脱“两岸”的“霍布斯自然状态”。人文交流仍然被限制在一种基于民族国别的跨文化状态，文化始终不能跳脱意识形态的壁垒，导致百年之后，中西交流仍然是一种“国际”现象，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交往。
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p.97)因此，或许这样的交流，是一种“单行道式的交流”。西方文化的局限是，无法跳脱“国家-个人”的格局，而“普世”观念则只不过是将西方的地方观念加于世界，而非一种“以世界观世界”的理念。
或许本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就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天下”如何能启发和应用于“国际”的世界。我们如何能够在中西格局中创造更多的良性互动，贡献中国智慧，而让中国的文化更好发挥当代价值，实现一种现实意义上的“教育反哺”。恐怕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三、“时尚”遇上“猎奇”：中国热与西方热
中国的西方热，是学习西方的热；西方的中国热，在长期则是处于对中国的“猎奇”：佛道思想、东方革命、中国文字，用作者的话说“都是从西方文化内部关注中国的产物”（p.310)。不难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一种俯瞰，一种对异域风情的好奇。
即便时至今日，西方对中国的关注点也不能脱离“中国威胁论”、“环境污染”、“人权问题”等的争议议题。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热情一直带有一层滤镜，难以从平等对话的角度与中国进行联系。而今天中国的西方热：对西方，虽一改从前全盘照搬，但仍然无法摆脱西方中心的限制，中国本土的研究体系仍然任重道远，如同作者在书中所言，“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和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时至今日，这样的现象也不罕见。
中国的西方热，还表现在持续不断的西方留学热。留学不知何时，已成为一种“时尚”。当留学成为了一种“镀金”，“海归”携带的符号价值恐怕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作者在书中举的赵元任、金岳霖的例子，能以兴趣不断换专业，且最终找到学术热情以之为业，在今天恐怕难以复制。“我坦白承认，对找我咨询的年轻文科朋友...若要找‘成功’，趁尚年轻，赶快放弃文史哲之类，转到电脑学、国际贸易等“准文科”上去。”
或许，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密集交流，西方祛魅，中国崛起，好一个“东升西落”。但或许热潮之后，留在“岸上”的只会是一些经得起世人考验的佳作。若能举一例子：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获得者，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获奖者莫言，提名者残雪，虽然受西方文学影响很大，但都能有机融入自己的创作。他们的获奖，令中国文学备受鼓舞，也说明世界对中国越发关注，需要更多的中国故事。
如本书末尾所提到的，“20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姿态，是‘双单行道’。”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积蓄能量、学习西方的世纪。但是，如此单向的交流姿态，似乎难以具有持续性。如果如作者所言，二十世纪是中国学，西方教；那么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定是中国传，而西方受：既然花了百年来酝酿的成果，那就一定需要寻找一个释放的出口。扭转中国姿态，改变世界格局或许是这代人的重任。
四、总结：在世界“游学”
“学习是指渴望去理解以及因喜爱而去做某件事。”克里希那穆提的这一番论断，精确地总结了何谓真正的“学习”。而“游”或许就是“学”最好的姿态：能够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遨游学海，是每个学人的夙愿。
今天的世界，用一个词来概括，是“全球化”。与古人不同，在世界“游学”已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平民百姓只要努力也不难实现。虽然，“游学”容易了不少，但今人的选择过多，也构成了一个不小的困难：交流容易，但难以深入；交流迅速，但难以维系；交流丰富，但难以回味。
重读自序第一句，赵老师说“这本薄薄的书，写了二十多年。”作为上世纪留学海外的杰出学者之一，赵老师用自己的这份坚持，给后辈做了表率。在这个出成果讲究快准狠的时代，花二十年出一本小书，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学术的功利性越来越强，出成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硬性指标，我们就越应该扪心自问，为何而学？
我们为什么学习？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学习不应仅仅追求功利，而应该回归到对知识的渴求、对智慧的追求以及对个人成长的追求。学习是一种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它应该源自内心的热爱和追求，而不是为了迎合外界的期望和浮华的名利。无论学习的道路多么漫长，我们应该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用心去学，用心去思考，用心去成长。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保持对学习的真正热爱和追求，坚守内心的初衷。学习是一种持久的行为，它需要时间、耐心和毅力。我们应该不断思考和反思，去寻找学习的真正意义，以及我们为何而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的道路上持之以恒，不断成长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