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婷惠评宗争《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
汤婷惠
《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是一部双重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一方面，它将传统游戏（包括体育）和电子游戏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作为游戏的共性，并试图建立一套有极高包容性度的游戏理论。另一方面，本书使用了符号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但并不只是将游戏作为分析对象，而是结合实际，对符号学的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更新。正如作者所言，游戏符号学的建立，“亦能为符号学的自我完善提供滋养的能量”。
然而，建立一套新的理论，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作者在书中分享了许多真知灼见，却难免在某些观点上含糊其辞。除此之外，作者也清晰地认识到本书的理论“也许会被后来人推翻”，因为游戏自身本就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这也对游戏研究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读者的我们，需要带着学习和批判的心态来阅读此书。
一、寻找游戏定义
要建立一门新的理论，首先要廓清到底什么是研究对象。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即提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游戏活动之间不存在共同的特征，因此也就无法用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思路对其进行归纳和研究。”维特根斯坦认为游戏无法定义，但作者显然持反对意见，并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该尝试的思路是：厘清现存的定义游戏的方式，借鉴较为可靠的方法，探讨游戏的词源，整理已有的定义，最后从中得出新的定义。
本书对游戏的定义为：“游戏是受规则制约，拥有不确定结局，具有竞争性，虚而非伪的人类活动。”附有：“判定一个活动属于游戏，其必须同时符合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该定义既摒弃了游戏之“本能起源说”的动物活动部分，还借鉴了“种差说”，将游戏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将游戏认作一种活动而非形式，强调人对游戏的参与。正是由于对人的执着，作者在后文对游戏的进一步研究中，才能提取出游戏的双重符号文本、互动性叙述等重要理论，和传统的游戏研究区别开来。与此同时，作者又强调在游戏的定义中避免因人而异的情形，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游戏本身，而非游玩游戏的人。游戏研究的复杂之处，正是在于既要纵观全局，因为游戏不能脱离玩者而产生完整的意义，但又要避免并不属于游戏本身的因素对研究产生干扰。
回到定义本身。规则是区分“玩乐”与“游戏”的重要条件，是“人为制定的，也必须通过人的遵守或违反来得到体现”。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个胜负明确的结果”，不确定的结局则指“因竞争而导致的胜负关系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虚而非伪指“游戏框架制造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中却镶嵌着一个可信任的正解表意模式”。
规则和虚而非伪两点都是显而易见，但作者关于竞争和结局的讨论却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不够严谨。作者认为“游戏中必须有竞争”，并且将竞争对象分为三类：实存的竞争者，虚拟的竞争者和自我。而竞争的结果则“总是保持着二元对立的态势……胜/负的二元分殊也会以其他的方式出现，譬如‘完成/没有完成’‘更好/更差’等”。特别强调，该竞争“是游戏本身的特性，而不是玩者参与游戏的心态”。这一论断对于绝大多数传统游戏和电子游戏而言都是成立的。然而就现在流行的模拟类游戏而言，其竞争的成分似乎难以言说，因为玩者可以做的，可能只是给奶牛挤奶而已。玩者不需要和奶牛对抗，并且牛奶的多少并没有任何虚拟或实际意义。游戏设计的初衷，本就是导向猎奇和无聊的。（来自游戏《挤奶模拟器》）自然而然地，对于该类游戏而言，也就没有最终的结局，更不提“胜负明确”的“二元对立”了。
我们需要更正说法：游戏可以是没有结局的，可以是没有竞争的，它可以只是对生活片段的一种拟真，并且抛却与现实生活相关联的一切意义。竞争能够提高游戏的可玩性，但竞争缺失之时，意味着游戏真正成为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
二、作为符号文本的游戏
游戏中蕴含着大量符号，电子游戏更是人为制造的纯符号，并且这些符号基本都是规约符。作者认为，游戏中存在着两级符号组织者和接收者：组织者有“游戏设计者”和“玩者”，接收者有“玩者”和“观者”。在此基础上，游戏符号文本在三者之间传递，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游戏文本的双重互动结构”——游戏设计者编码，形成游戏内文本，玩者接收文本并解码，与此同时通过游玩游戏进行再次编码，形成游戏文本，观者接收该最终文本并解码。
该双重互动结构，是作者提出的全新的游戏学理论，其中蕴含的符号学经典思想，给予了拆解游戏的新视角，并使得游戏的表意机制变得清晰可辨了。
首先看理论里的三种身份。“游戏设计者”是逻辑上的概念，指一切可以干预游戏框架和游戏规则的人。他可以是开发者，可以是Mod的创作者，也可以是对游戏提出的修改建议被采纳的玩家。“玩者”是游戏的参与者，在此特别需要与“游戏者”区分。“游戏者”指游戏设计者对假定参与者的设定，其本质是一个符号，而“玩者”是真实游玩游戏的人。“观者”是跳出游戏，以外在的视角观照游戏的人，而并不只是“观众”。在所有游戏中，至少都会存在一个观者，即玩者本身。但同一个人在两种身份下，所接收的文本、所采用的视角都是不同的。
再看理论中的两种文本。“游戏内文本”主要包括游戏框架和游戏规则。规则决定了游戏方法和胜负判定等关键因素，但在这之外，作者还注意到了另一个决定游戏进程、形成游戏文本的核心要素——游戏的框架，例如“对场地、设备、器械、环境、背景等的符号设定”。作者认为，“重视游戏框架的设计和意义的阐释是当今游戏文化的趋势……甚至取代了游戏规则，成为游戏的‘标出性’因素”。例如同样是射击游戏的《Apex》和《守望先锋》，基本规则大致相同，却由于不同的框架设计而带给玩者以截然不同的游戏体验。作者对游戏框架的剖析，将会使我们更方便地讨论游戏设计领域的相关问题。“游戏文本”“囊括了玩者从参与游戏至游戏结束地全部过程中的全部细节”，因此每一个“玩者”的每一次游玩过程都能够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游戏文本。作者认为，游戏文本的总体才应该是游戏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游戏文本的动态发展，这个对象总是理想化的、不可全部触及的。但是，明确了游戏学的理想研究对象，将会使游戏研究者们有更加清晰的努力方向，而不再只拘泥于对游戏内文本的研究中。
三、游戏的外延与内涵
“对于游戏符号文本而言，它的‘外延’就是……游戏活动的边界，是游戏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界限；而其‘内涵’则是游戏进程中所展露出来的丰富的意义。”作者在本书给出的定义基础之上，使用五个限制性条件来规定游戏的外延。
在此，作者特别以赌博为讨论对象，探讨其是否属于游戏，并认为赌博在竞争、目标、规则、人类活动上都符合要求，但在“虚而非伪”上难下定论。借由该案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作者认知中的“虚而非伪”：玩者身份的“虚拟作假”，游戏内文本的“虚而非伪”，游戏效果“实而不真”。也即，玩者在游戏中需要承认并使用“游戏者”的身份；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区隔，在现实中为虚，但在游戏中为真；游戏的结果只具有符号价值，需要通过现实中的转换才能兑现为物质；游戏效果在游戏中成立但在现实中免责。
但在许多情况下的赌博中，游戏和现实直接建立了联系。作者提到，俄罗斯轮盘赌就直接以玩者的性命为赌注，游戏结果直接在现实中兑现，便不符合游戏效果“实而不真”这一条件。而吕底亚人赌博，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因此可以被称作游戏。作者认为，判断赌博是否为游戏主要取决于两点：赌注是否对人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赌注兑现是直接兑现还是间接兑现。
至于游戏的内涵，首先要明晰游戏符号文本的表意机制。根据双重互动结构，作者将游戏表一分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内部表意层面、外部表意层面和内外部交互表意层面。在内部表意层，作为文本接收者的玩者必须以游戏者的身份认同一切意义为真，游戏才能进行。在外部表意层，接收者为全部的观者，游戏文本被置于“人类活动全部文本的序列之中”，体现出游戏与其他活动的不同，也即，游戏只被看作游戏而已。交互表意层是游戏所独有的，能够模糊玩者、观者与其各自现实身份的关系。例如，足球队员在游戏结束后依然是足球队员（玩者）的身份，“无法迅速从游戏中撤离”。游戏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与对表意层的理解混乱有关。例如青少年因游玩暴力游戏而在现实中模仿做出暴力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为内部表意层溢出到外部表意层。
关于内涵的讨论还有两个较为重要的方面。其一，作者采用符号学方法对游戏进行了分类：简单型“动作—意义”，对象型“[动作—对象]—意义”或“动作—[对象—意义]”，媒介型（利用媒介来呈现简单型或对象型）。作者认为，这些游戏“语法”的基础是“动元”，而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游戏“家族相似性”的原因所在。其二，作者以少量的篇幅讨论了游戏的伴随文本问题，认为游戏“有意且必须借重和依靠伴随文本”，有时候，游戏的伴随文本意义甚至会超越游戏文本本身，最终成为独立地符号文本。作者认为，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涵盖了对于游戏内涵问题未来探索的途径”。
四、游戏与叙述
游戏叙述学建立在广义叙述学之上，这意味着游戏叙述并非只是传统所理解的“讲故事”，而是，只要一个符号文本存在“人物的参与”和“情节”，就能够被视作叙述文本，就可以展开叙述。作者在此强调，本书的游戏叙述“一定是在具体的游戏活动中产生的”，而不仅仅是同以往游戏叙述研究一样，只看到游戏内文本的叙述性。
对于游戏内文本，作者认为顶多只是潜在叙述文本，必须经过玩者游玩，才能开展叙述。然而我们注意到，现在许多高成本制作的游戏中，都有大量电影式的剧情动画（又称过场动画）。以《荒野大镖客2：救赎》为例，如果将其中的剧情动画全部提取出来，即便没有玩者的存在，也依然能够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展现丰满、立体的角色，从而达成电影式的叙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作者的观念提出质疑：难道游戏中不可能存在已经完整的叙述文本吗？
作者认为，游戏叙述的特殊性在于互动。互动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同时兼具两个身份，互为对方的发送者（接收者），不断进行相互间信息传递的过程”，游戏是典型的互动活动，不仅体现在人和人之间，更常见于人机之间。而促使人机互动走向成熟的则是“任务”和“关卡”的出现，它使得人机互动有了更合理的理由，使游戏拥有了线性叙述的能力。
作者将游戏的互动叙述分为四个层次，“无论什么游戏，都拥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是预备层，它将游戏与现实世界区隔开来，玩者进入游戏，读取游戏内文本。第二是指令层，玩者游玩游戏，将游戏内文本转化为叙述文本，玩者的行为就蕴含在该叙述文本之中。在该层中，玩者往往会遇到一个次叙述者（在游戏中以第二人称口吻给出指令的人）。第三层为互动层，是玩者之间相互读取对方制造的叙述文本，通过互动形成新的文本。第四层是反馈层，观者读取文本，在一切结束之前，可以对叙述文本的形成施加影响。
作者在概括互动层时，只注意到了玩者与玩者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人机互动，并认为许多电子游戏中的只是“触发”而非“互动”，这使得该理论有了较大的局限性。毕竟存在大量优秀的单机游戏，玩者要么和电脑互动，要么放弃互动。此外，作者在对互动层的讨论中提及，许多游戏中“玩者所做的，只是‘动动鼠标看电影’而已”，“设计者……忽略了玩者对于‘改变事件’而非‘推进事件发展’的渴望”，因此游戏应当提升玩家对游戏发展的影响力，提高互动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知名的互动小说游戏《遇龙》，玩家只能在开篇选择“救主角”或者“不救主角”，其后便没有任何操纵剧情的机会。但是凭借着引人入胜的剧情，依然吸引了大批人购买游玩，仿佛读了一本视觉小说。在此，设计者更多是借用了游戏的形式，使得故事更好呈现。可见，依据设计者的目的和所处情形不同，互动性不一定是好游戏的关键构成。而就算在广受赞誉的《荒野大镖客2：救赎》中，玩家能做的也只是完成任务、推进剧情，不存在任何改变悲惨结局的可能，但反而是其不可改变性，使玩家更好地代入了主角的命运之中。
总而言之，可以从叙述和受述的角度划分出两个叙述层次：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主叙述层的叙述者在逻辑上存在，在文本中隐身，会在次叙述层中寻找代理叙述者。游戏中的玩者都是次叙述层的受述者（游戏内文本）和叙述者（游戏文本）。观者既是次叙述层的受述者，又是主叙述层的受述者。该叙述结构也与前文所提到的双重互动结构紧密相关，遥相呼应。
五、结语
全书从游戏的概念出发，经由游戏的外延与内涵，游戏的叙述问题，最终落到游戏的文化研究。作为试图创立一门新的理论的尝试而言，所涉足的领域已经十分全面，当然，这不可不免地带来了论述较为浅显、逻辑不够严密等问题。在阅读此书后，我们最大的收获应当是作者借鉴符号学和广义叙述学，在重勘研究对象——游戏——后，提出的双重互动理论。该理论不仅应用于对游戏文本的解剖中，还进一步衍生为表意层的双重互动，互动叙述的双重结构理论等，可以说是本书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极有可能成为建立游戏符号学、游戏叙述学的一把钥匙。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的工作是开启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不是已经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