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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纬评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

作者: 李经纬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994    2024-06-14 01:40:33

 李经纬评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

李经纬

这篇书评憋了很久,一方面是书本身注释比正文还多,加之宗教观念隔阂令我难以统述,另一方面是关于潘氏图像学的各种引申争论实在是混乱而有趣,仅评价一段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三分方法论,不免有些太过浪费。此刻本人终于放弃“包圆儿”的想法,仅从个人有限甚至偏激的符号学观念对本书进行评述。

一、《图像学研究》本书

本书共分六章,潘在导言中就直接给出了图像学研究的一般性原则,即图像原则三层次的解释理论,而在后五章则是运用该方法论重新给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人文主题。

具体而言,潘以“脱帽”为例:“假如有位熟人在大街上向我脱帽“致意”,此时,从形式的角度看,我看到的只是若干细节变化,而这种变化构成了视觉世界中由色彩、线条、体量组成的整体图案。”此为“纯粹形式”,而当我将这些细节变化当作事件来感知时,就已经进入了意义的最初领域,称之为“事实意义”(factual meaning)。同时,这事件必然在我心中引起某种反应,比如察觉脱帽人心情是好是坏,态度是友好还是抱有敌意等等,这些心理感觉的细微差别将使这位熟人的手势具有另一种意义,即“表现意义”(expressional),它不同于事实意义,因为它是通过“移情”得到的,但都是我实际经验的一部分,因此两者属于同一层次,构成了第一性或者自然意义(primary or natural meaning)。

然而,将脱帽理解为致意则属于完全不同的解释领域,这是西方特有的行为方式,是中世纪骑士制度的遗风:当时那些骑士习惯于摘下头盔向对方表达友好诚意,所以我们并不能期待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或古希腊人将脱帽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表示。我和这位熟人,都将脱帽行为理解为合乎礼仪的致意时,实际上都已认识到蕴含其中的所谓第二性或程式意义(secondary or conventional)。这种意义不是感觉性的(sensible),它时可理解的(intelligible),是被有意识的赋予传达它的实际动作的,就此而言,它与第一性意义大不相同。

最后,这位熟人的脱帽行为,不仅构成空间与事件中的自然事件,还使观察者从中看到“构成其个性的一切东西”,这种个性由该熟人的民族、社会教育等等事实所决定,又以某种征兆的形式表现在该熟人的每一个独立行为中,由此,如果我们综合大量的相通观察,就能够构造出该熟人的这种个性的心理肖像,而这些被发掘出来的意义或可称之为内在意义(intrinsic meaning)或内容(content),它不同于另外两种现象性意义,它具有本质性。同时我们或可以为之确立这样一条统一原理:内在意义不仅支撑并解释了外在事件及其明显意义,而且还决定了外在事件的表现形式。

而将上述分析模式从日常生活转用于艺术作品,则为潘氏图像学三分:

解释的对象

解释的行为

解释的资质

解释的矫正原理

I.第一性或自然主题——(A)事实性主题,(B)表现性主题——构成美术母题的世界

前图像志描

(和伪形势分析)

实际经验

(对象、事件的熟悉)

风格史

II.第二性或程式主题,构成图像故事和寓意的世界

图像志分析

原典知识

(特定主题和概念的熟练)

类型史

III.内在意义和内容,构成“象征”价值的世界

图像学解释

(图像志的综合)

综合直觉

(对人类心灵的基本倾向的熟悉)但受到个人心理与“世界观”的限定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象征或象征的历史

二、文艺复兴与德国观念论

其实本书的副标题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只是其“再发掘”的论证过程太过详实,以至于感觉没法塞进一篇简短的书评中,所以只着重拎出导言中的方法论。另一边,每每提到图像学研究,都会将之与新康德主义联系起来,而当我们用图像学研究的分析模式去分析“图像学研究”本身,不难看出潘诺夫斯基的“心理肖像”中散发出从文艺复兴时期“隔代遗传”(第二章call back)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维。

回到潘诺夫斯基其人:美国德裔犹太学者,1934年受纳粹迫害移居美国,留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1968年于普林斯顿去世。此外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作序者提到《图像学研究》这本书的突出特征就是把德国学术和英语学术的传统结合了起来,英语学术传统为“亲民”,它的学术讲座制度要求演讲稿必须清晰,因为其对象是一般民众。而德国传统则是严谨,需要大量的注释以令人信服。

从潘诺夫斯基生平简介活跃年份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图像学研究中“世界观”的味道,很难不让人将之与他本人的学术姿态联系起来,但就是这点卡了我很久,因为这其实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这种“本质属性”,真的存在吗?认为它真的存在,因为不存在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法玩了——这是康德和他的“先验统觉”(transzendentale Synthesis derApperzeption),也即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第三层次意义的解释资质的核心“综合直觉”。这其实氏有点赖皮的,“自立法”的玩法令很多人攻击康德的自大与虚浮——虽然这其实是一种捍卫伦理的姿态——但问题又来了,这种伦理又是从何而来。对潘诺夫斯基的批判以贡布里希为最早最急,他不仅是批判图像学,更是批判图像学中意义生成机制中本质存在由来论断的极权主义倾向。

一般来说,我们在文艺复兴精神中最为看重的,就是“人本思想”,但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又从何而来?或者我们绕回来,这个图像学内在意义的最终解释权“综合直觉”从何而来?康德没有给出解释,黑格尔希望以“绝对精神”打通本体论与观念论,胡塞尔悬置一切观念的现象学,等等等等,这些为存在、存在的意义立法的行动,其实都难说成功。那么再后撤一步,是否是“理性化”本身就是未必正走得通的?或者是,我想说,它只能是不断运动的、开放的、不断根据负反馈而进行调整的、无法形成定论的?这个好像跟我们从小思政课讲的是一致的,但真正去体验了,是精疲力竭的、某种绝望的状态——这当然也是存在主义所描述的——而寻求一种合理的、有边界的学术论断——如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我们无言以对,只能称它们为绝美”(中译本序) 

三、图像学与符号学

一般情况下学界可能认为图像学与符号学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这里我主要参考了刘晋晋老师在美术大观中的一篇论文《潘诺夫斯基的差异——图像学与符号学、形象研究之辨析》,他梳理了图像学概念的历史变化过程,对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概念进行了还原分析,提出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不是符号学,认为后人将潘氏图像学与符号学简单等同,其核心误解在于:符号学研究如何构造意义,而图像学的意义其实不是意义,它是图像志(对应符号)的综合,是意义生成的“本质”,而理清其中的差异才能彰显两者的真正意义。

此处辨析我认为很值得继续讨论,一般而言我会采用赵毅衡老师的说法,认为符号学即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也即意义学,而意义从何而来?目前我的认知会说,存在本身就有其合法性,它不仅涌现出自身,更确定了其存在的场域。一方面,因为存在的离去,如裁纸刀丢了,其锋利的本质才在观念中显现,再经过某种对本质把握,其他锋利属性的存在其实也可以用来裁纸:正因存在的不在场才有的对本质把握的需求。(这点立刻就会让人想到那个经典的定义:意义的不在场才需要符号。赵老师更有进一步的推论: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另一方面,意义生成于“诸存在者”(ontology即本体论,翻译也很混乱)之间(项间/主体间关系),诸存在者不仅涌现其自身,也涌现其符号学体系。本质与意义,统一于这种存在(Being and all beings)的自我涌现,这点非常难讲,因为脱离了精神分析语境,我自己也绕不清楚,只能在书评这种比较轻松的环节供与大家交流批评。

再回到本节,刘老师所认知的“意义与‘意义的本质’”的区别,在我这里算不得区别,这种认识论维度的差异都统一于现代哲学的本体论。但潘诺夫斯基的“一厢情愿“,即认定有一种“内在意义”并能被“综合直觉”把控,这是一种太old-fashion的结构主义的思维了,它幻想着某种超语言的纯粹解构,我确实没办法再回头认同,哪怕它很美好,但其核心正如贡布里希所批评的:源于神学。

四、总结

混乱的书评献给混乱的图像学讨论,更献给同样混乱的、思维迸发的全球六十年代,人的存在的意义危机依然牵引着当代社会,无限进步的幻觉的停滞迫使我们必须去挣扎出一条本体论道路,这里应有一层观念翻转,即历史应当服务当下,而不是又又又支配当下,这里其实就是我与潘氏图像学观念的核心差异:你真的不用将意义交付于某种空渺的先验本质,过去永远在未来会被回溯性的建构与救赎, 振奋昂扬,大胆的和过去的痛苦悔恨告别,因为生存本身已是一种伟大的责任(加缪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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