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新世纪回顾整个20世纪西方形式-语言文论的发展可以发现，20世纪语言研究呈现出的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重要维度直接影响了西方语言论文论的三个走向，使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本文从语言研究三个维度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影响入手，力图从宏观和全面的视角下梳理和勾勒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逻辑理路和整体格局，以促使我国文论界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形式—语言文论的变化和发展。

[关键词] 语言论转向形式主义 语言论文论 文学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 I0 

20世纪被称为语言学的世纪，语言研究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其成果还渗透、染指到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给其他学科从思想观念到方法论都带来了重大的变革。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从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语言入手，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起以形式、结构、符号、文本、细读、意义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一系列文学理论派别，这些派别在20世纪中期前后就被命名为“形式主义文论”， 成为20世纪文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派别之一。不过，站在今天新世纪的立场上全面回顾和审视刚刚过去的20世纪，应该说这个提法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因为它不仅忽略和排除了20世纪后最后30年一些采用语言学理论发展起来的重大文论流派活动，而且也忽视了这类文论派别之间在内容和理论基础上的诸多重大的差别。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采用语言学理论发展起来的文论诸家中，并非都以关注语言形式自身作为理论基础，以“形式主义”概括过于狭隘。除了语言形式维度，20世纪语言研究还出现了语义和语用两个维度的重要发展，其成果也都先后被吸收移植到文学理论中，因此，以“形式主义文论”来概括整个文论流派的发展是已经过时和不适当的。从这个角度看，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来替代形式主义文论概念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它不仅能准确指出这类文论都是从语言研究入手发展起来的特征，而且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各种具有不同特色的语言论文论。

由于以往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分辨关注的不够，人们对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往往出现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的现象，甚至有人认为语言论研究已经过时，没有发展的空间。实际上，语言论文论的发展不仅贯穿了整个20世纪，而且呈现出不同维度发展的丰富内容，我们认为，20世纪的语言研究出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重大维度都对文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呈现出三条规律性的发展路径和线索，并且这些路径和线索之间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承继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论文论的整体格局。本文拟从就个角度入手，重新概括和勾勒一个世纪以来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逻辑理路和整体态势，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和变化。

 

 

一

 

语言论文论第一条发展路径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前三者即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的形式主义文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欧陆的文论流派，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它们都是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为理论基础，文论研究的重心集中体现在语形维度上，因而在其诗学的主要原则上呈现出众多大致相同的特征。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初促成了现代语言学领域中的革命，对现代思想和人文社会等多种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索绪尔的影响最重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语形维度上，索绪尔对语言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改变为“共时性”研究模式，并提出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这个鲜明的形式主义的观点。索绪尔最具革命性的看法在于他指出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为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由此动摇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自然对应的联系，索绪尔的语言学使语言形式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最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对20世纪欧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都排斥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映”和“表现”特征，强调转向文学内部语言符号的研究。

被伊格尔顿确定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在诗学领域发现和采用索绪尔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的，维塞高度评价说：“他们敏捷地承认并且抓住了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贡献，表明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当代智力动向的变更保持了怎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比较而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广泛地体现出来，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在1959年之前尚不可得”^[1]（p5）。俄国形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分支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迅速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贡献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例如在文学批评的任务上，他们主张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什克洛夫斯基在以工厂的生产来比喻文学理论的任务时就宣称“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而雅各布森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性”概念同样强调对文学作品内部构造和形式的研究，他曾讽刺性地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把其他学科的材料拼凑为文学研究对象。这些反对外部研究的观点明显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子。

其后的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直接的延续关系。从文学理论上看，布拉格学派文论不仅更系统地重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而且也更为自觉地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对形式主义进行综合，“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形式主义，这就是：他们把形式主义理论摆进了符号论或符号学的框架”。^[2]（p41）布拉格学派能做到这一点与它自身也是索绪尔之后欧洲一个著名的语言学流派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诗歌语言的音位学研究，在布拉格学派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托多罗夫认为这是形式主义对美学的独特贡献。

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纽约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率先把音位学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并认为“音位学能为所有的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3] (p3)}，此后，罗兰·巴特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来分析一系列文化现象，拉康在精神分析学，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等在叙述学等领域纷纷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解释模式，由此掀起了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最有影响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在文论领域，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直接发展和集大成者。布洛克曼就把彼得堡、莫斯科与布拉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前二站^{[4] (p9)}。法国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索绪尔提出的二元对立概念和原则都被结构主义扩展运用到包括文论在内的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由此确立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把对内部结构的研究作为一切学科和现象研究的目的。就文学研究而言，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以重构结构、进行结构分析、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文学结构模式为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罗兰·巴特在文本中找到了5种符码，格雷马斯找到了“符号矩阵”等等结论。需要强调的是，结构主义文论所做的这些研究仍都集中于语言符号形式内部，沉溺于集中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坚决地排斥语言符号与外界的指称联系，体现出鲜明的语形维度的特征。

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很多方面颠覆了结构主义的中心命题，德里达对索绪尔的批评也十分尖锐，但是，应该看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着索绪尔语言学规定的主要原则，即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性，排斥其与外界的联系。“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有的放矢。”^[5]（p32）德里达十分欣赏索绪尔就能指与所指关系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原则，认为索绪尔已经踏上了解构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解构”并不彻底，他没有彻底切断词与物的联系，他仍然囿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没有把差异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指与能指的纵向关系中，而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的，即能指不再能涉及到超越它自身之外的实体、事物和思想，它只能涉及到其他能指。由此，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反形而上学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5](p230)，这个命题的含义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所以在解构主义批评中，解构主义注重对文学文本内部差异和矛盾的寻找，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游戏。这一强调文本语言世界的自指性，排斥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主要原则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而解构主义意义的“延异”观，则是把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推到了极致。

综上所述，20世纪欧洲大陆的语言论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都遵循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主要原则，其文论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语形维度上，强调对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突出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因此欧陆语言学文论的优点在于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使人们对文学语言自身形式主义特征有鲜明的认识，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即我们熟知的人们对形式主义的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联系的诘难。

 

 

二

 

 

语言论文论第二条发展路径是英美的新批评文论，这个流派往往被文论界误解为形式主义流派，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混为一谈，实际上英美新批评虽然同样关注文学语言问题，主张从文学语言入手探究文学问题，但在理论基础和重大主张上都与欧陆形式主义文论呈现根本性的区别。

新批评的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不是直接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地域的差异，特别是文化上的不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在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文学批评界引起重大反响。在此之前，新批评则主宰了英美批评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英美新批评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受到英美语言哲学的影响。

在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中，语言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在欧洲大陆哲学中，语言问题只是哲学许多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在英美哲学中，语言问题则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甚至一度是“唯一”的问题。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哲学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在他们看来，语言问题取代了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最重要的问题，20世纪哲学领域中发生“语言学转向”正是首先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的。分析哲学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都强调语言是一种独立的外在于人的自足存在，但是，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一样完全切断语言与外部的关联，只关注语形维度，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至少是首要目的）是表征和传达事实的知识，而且这些事实是应该可以被证实的。这一区别实质在于它们分属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这两门不同的学科，按照陈嘉映的说法，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区别主要还是在“两者的目标不同。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甚至制造语言，哲学家从理解语言机制走向理解世界，他不打算制造任何东西，而只是期望一种更深形态的理解生成”^{[6]（p23）与欧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是相通的，但是英美新批评与大陆形式主义批评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就是仍然保留语言意义与外界世界的关联，新批评侧重的是语义维度的研究。}。即语言哲学掌握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意义，世界等传统的哲学问题，因此对语言系统内部机制的认识也是服从这一目的的，所以，语言哲学永远不会放弃对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意义的联系。这一侧重语义维度的特点明显影响到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在要求把文学建立一门独立的系统科学，强调批评的科学化特征，重视文学语言的分析方面与分析哲学，甚至

英美新批评公认的先驱是艾略特和理查兹，应该说作为大学教授的理查兹理论贡献要更为系统，对新批评的理论影响更大和更为直接。兰色姆在《新批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就提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理查兹先生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7]（p3）理查兹解决意义问题的办法是提出语境理论，这也是他的语义学批评的核心，即认为一个词表示的意义最终是由语境决定的。理查兹的语境理论和语义学批评融入了大量心理学理论，但是理查兹主张的心理学不是精神分析心理学，而是一种有生理依据的实证心理学，他把精神等同于神经系统，认为是一种冲动系统，绝大多数的精神中的冲动是混乱的，只有诗人能够调和冲动，使经验得到非同一般的组织，批评则是对这个过程的复现、分类和认识。理查兹开创的微观语义学批评对他的学生燕卜逊和美国新批评的影响深远，燕卜荪对文学语言表现出“朦胧”意义的七种类型的探讨，美国新批评派对悖论、反讽、张力和文本有机体等概念的探讨都是沿着理查兹语义学的批评道路深入的。但是燕卜逊和美国新批评都反对理查兹把心理学理论引进到文学批评中，摈弃和排斥心理学方法和主观意图介入，而致力于追求一种“客观的”、“科学化”的批评。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提出反对在批评中融入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就体现了新批评的这一原则。}。用艾略特的话而言，新批评实际上起源于“理查兹教授的课堂方法”。在20年代，理查兹在剑桥等课堂上地致力于“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的工作，由此开创了微观语义学的批评方法。他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在于“实证”，而文学语言则是一种虚构陈述，它依赖暗示、暗指、联想、想象等丰富细微的意义来表现一种艺术真实。因此，理查兹十分重视对词的“复义”问题探讨。这明显受到英美语言哲学趣味的影响。实际上理查兹一直重视对意义问题的研究，他不仅在与奥登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中探讨一般语言意义问题，而且在文学批评领域里也把文学意义问题抬到极高的地位，他指出“文学批评中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在于回答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作意义？’‘我们在弄懂意义时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弄懂的到底是什么？’”^{[8] (p210)}理查兹的这一看法对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深远，文学意义问题正是从他开始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排斥作者主观意图和心理学途径的介入并不是切断文学与外界的关系，它只是切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混淆和忽视。新批评往往被文论界误读为类似形式主义的文学作品自足的理论，实际上这是没有注意到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区别，以形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新批评。应该指出，新批评在重视文学语言分析，排除作者主观意图等方面与欧洲形式主义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是新批评与之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时候，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在新批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理论中，兰色姆仍然强调“诗歌旨在复原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散乱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本源世界，就此而言，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7](p281)新批评仍然强调文学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作用，只是这个世界不在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那样有条理的世界，而是充满了光怪陆离、混乱和矛盾的复杂的现代世界，这与文本中的悖论、张力、复义和反讽等表现特征是契合的。

总之，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的语言论文论是有重要区别的，其根源实际上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与英美语言哲学在语言研究上的区别，是关于语言究竟是世界的某种反映，还是一个可以成为自立、自足体系的认同区别。“当然，几乎没有人主张语言与世界毫无关系，但对于语言依赖世界到什么程度，即我们是否可以暂时完全不理会世界，也能够把语言的结构、功能、意义说清楚，还是只能联系到世界才能充分阐述语言的这些性质”^[9](p243)，欧陆语言论文论与英美新批评文论的差别实质是语形维度与语义维度的区别。

 

 

三

 

 

语言论文论发展的第三条路径是70年代在英美逐步兴起，随后波及欧陆的文学语用学研究。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语用学理论。语用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语用学这一术语提出很早，是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1937年对符号学的研究中自造了“pragmatics”一词，他把符号学划分了三个分支，即：语形学（syna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分别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符号与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符号的运用问题。但是语用学真正成为显学则是在50年代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和60年代格赖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和合作原则之后，他们的理论被公认为当代语用学的基础^[10](p274)。

语用学的出现和崛起，是20世纪现代语言学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现代语言学是自索绪尔开始的，自索绪尔提出著名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以来，现代语言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致力于对语言体系本身的抽象研究，即对“语言”的研究，而忽视对“言语”，即对具体语言使用的研究。前者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对语言系统本身抽象的研究，但是语言毕竟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跟人类复杂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脱离对语言具体运用的研究，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而且脱离了对语言具体运用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清楚地研究语言系统本身。正是在这些认识下，语用学研究开始出现和兴起。所以20世纪语言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抽象的语言系统研究逐步具体化的过程，是从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到语用学研究的发展过程。 语用学的出现和兴起是为针对和弥补以往语言研究的缺陷而提出的，是现代语言学研究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发展迅速，80年代以来，语用学研究已是席卷世界各地，波及到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等多种学科领域。

文学语用学正是随着语用学的兴起，通过语用学跨学科研究而衍生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学语用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80年出版的托格特和普里特合著的《文学专业学生的语言学》一书中^[11](p255)，但实际上早在70年代，文学语用学研究就以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兴起在美国展开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已经被剑桥文学批评史收入，成为与结构主义、现象学和接受反应理论等并列的一种当代主要西方文论流派^[12](p347)。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牛津学派的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属于分析哲学的日常语言学派。分析哲学在30年代后重新定向，把日常语言和人的关系置于了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先驱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改变了他早期对语言的看法，纠正了语言极端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倾向，提出了语言“游戏论”、“生活形式”论以及“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等新观点。其后J·奥斯汀、G·赖尔和P·斯特劳森沿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日常语言学派的研究。其中奥斯汀在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所做的题为《如何以言行事》的系列讲座中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最受瞩目。奥斯汀一反传统语言观，即认为语言只是对外部世界描述的工具，从而把语言和世界分隔开来，把言与行对立起来的看法，而提出语言也是一种行为，说话就是做事，言就是行的新观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观强调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是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把语言纳入到人类交际行为中来考察。这一新语言观迅速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施太格缪斯曾用一句很简短的话概括这个理论：“我们借助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并认为奥斯汀的新观点“使2500年来以任何一种方式研究语言的人感到羞耻”^[13](p66)。其后奥斯汀的学生塞尔继承和推进了其老师的言语行为理论，出版了《言语行为》一书，从此“言语行为理论”才正式成为该理论的名称。

从20世纪70年代起，言语行为理论被英美批评界应用到文学研究领域里，在文学理论和实用批评两个方面都被广泛运用，实用批评方面主要多集中在对戏剧的批评上。文论方面，自理查德·欧曼在1971年发表的《言语行为和文学的定义》^[14]一文最早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讨论文学定义问题开始，言语行为理论被广泛运用来讨论文学语言、虚构、阅读等各种文学基本问题。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到目前为止在英美批评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70年代早期，以欧曼、塞尔为代表的学者最初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讨论文学的定义和文学虚构问题，形成一种新的“摹仿论”学说。由于是初步运用，他们仍受到传统的摹仿论或反映论文学观的强大影响。第二阶段则是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普拉特、费什为代表的批评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则是以一种挑战或矫正形式主义缺陷的面貌出现的，他们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观点批判前期形式主义文学话语观点，重新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和联系，恢复文学话语的日常交往性特征，关注文学的交际交流性特征，开始揭示出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第三个阶段则是从80年代后期发展至今，以希利斯·米勒、保罗·德曼、乔纳森·卡勒为代表的批评家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观点来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文学的创造性、文学阅读、文学文本对读者的说服作用、文学修辞研究等问题。特别是希利斯·米勒自90年代以来在他的一系列重要批评论著中一直坚持提出把文学看作是一种言语行为，被我国学者评价为“他后期所倡导的言语行为文学理论观念是他文学理论探索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颠峰性的理论果实。”^[15]1995年，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当代唯一代表来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被《剑桥文学批评史》收入，开始与结构主义、现象学和接受反应理论等当代有影响的西方文论流派并列，^[12]这象征着文学言语行为论得到国际文论界的普遍的认可。此外这一理论还在文化研究方面得到广泛的运用，例如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性别表演”理论和“酷儿理论”都运用了言语行为理论对性别身份、性别政治学都做了极富说服力的阐述。^[16]

在欧洲，文学语用学虽然直到80年代才在欧洲得到迅速的发展， 1988年首次国际语用学研讨会的召开和1991年由塞奥主编的论文集《文学语用学》^[17]出版，标志了“文学语用学”正式具有了独立学科的性质。90年代后更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有多部研究成果问世，内容涵盖了文学语用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原则，方法论以及运用语用理论对文学作品所做的个案分析等等。应该说无论在英美还是欧陆，文学语用学的研究正还处于发展时期。

文学语用学是从语用的维度来研究文学，它使文学研究回归到生活世界，克服了形式主义与语义维度只从语言自身和语词意义层面研究文学问题的缺陷，强调从语境和意向等多种现实环境因素来解释和理解文学问题方式，使文学研究走向实际复杂的研究模式，由于现实语言的使用与使用者主体和文化、社会语境以及语言形式自身都有密切的联系，文学语用的研究不仅不是要完全推翻形式主义和语义学文论的成绩，而是在它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而且还呈现出一种综合的研究趋势。

 

上述三条发展路径共同组成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西方语言论文论的整体格局，可以看到，由于侧重是语言研究维度不同，西方语言论文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显示出色彩斑斓的复杂状况，我们在研究语言论文论时不应该忽略这些复杂的因素，笼统地谈论语言论文论，更不应该以偏概全认知语言论文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三条线索也是互有交叉、互有相通之处的，同时它们之间在理论发展上又有前后内在的变化脉络，至今，语言论文论仍在发展，并没有衰弱，这显示了语言论文论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N维塞.俄国形式主义[A].罗里·赖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2] 安·杰斐逊、戴维·罗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 Nigel Fabb,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Language in the Verbal Arts of the World [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4]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 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John Ransom, The New Criticism[M].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41.

[8] 理查兹.意义的四大种类[A].戴维·洛奇.20世纪文学评论 (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 徐友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6.

[10]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 Traugott &Pratt， 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0.

[12] Peter Rabinowitz, Speech –Act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ies[A],Raman Seld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 8,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施太格缪斯.当代哲学主流 (下卷)[M]. 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4] R Ohmann, Speech Ac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vol.4,1971.

[15]肖锦龙.试谈希利斯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J].外国文学.2007.2

[16]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 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2

tity [M ]. London: Routledge, 1990.

[17] R.D.Sell, Literary Pragmatics[M].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