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是我刚收到的国际学会会长Tarasti教授的复信。我返回后一直非常忙，还没顾得上和学会委员会详谈，昨日礼貌性地临时给会长写了几行，告稍后再叙，不想他马上回复，而且看来十分诚恳。先把他的信转发大家一阅（简译如下）：

 

2012,11,10

Dear You Zheng

Thanks, I shall soon write to the Board a general thanking message about the Chinese world congress. I must say it was a truly great success, start of a new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semiotics in China and also globally. This is not a politeness but a fact!

I leave tomorrow for Vienna for a symposimu but shall be back on wednesday!

all my best and special thanks for your incredible work to realize our congress.

yours

 Eero

 

 幼蒸：谢谢来信。我将向学会委员会发出关于中国世界大会的感谢信。 我必须说，它是一次真正的巨大成功，开始了在中国以及世界符号学史上的新阶段。这不是客套话，而是一桩事实！

明天我将去维也纳参加研究班但于周三即返回！

对于你为实现此次大会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致上我特殊的感谢。

耶罗

 

XXXXX

 

本来只想将此信转发大家，以反映国外学者对于大会的评价，但译到信尾，注意到会长再次对我个人的感谢语，倒想就此再多说几句。我写此信不是为了向大家自我表扬，但却打算以此小事来反映一件大事：会长的态度增加了我对西方学人的好感（本来我对他们是深抱批评态度的）：愿意承认自身的不足和对学术意见不同者不产生负面情绪。（就如上次我和英国副会长公开笔战一样，我曾不客气地指出他的问题是：对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了解十分不足）

我和会长相识二十四年。他多次邀请我去芬兰开会，全部招待，而在2008年南京师大研讨会告别宴会上，我曾忍不住当大家面“驳斥”他的‘西方傲慢’（他对未来在南师大召开第11届大会提出了多项苛刻条件）。外院领导们大概当时还担心过不要因为我的‘无礼貌’而使办会事失败吧。后来我继续在通信中与委员会多人辩论，责备他们的不当本位主义意识。大概过了好几个月，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恢复自然。至于在近年来筹办南京大会期间我与委员会各国代表的辩论始终未断。但最后总算准备就绪。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当我知悉，会长除个人待遇要求外，在为夫人已经争取到特殊全程招待后，又突然加码要求给夫人也安排商务舱。我对他这种在乎待遇的态度立即非常反感，又是忍不住马上去信质问。我的信写道：‘我对于你向南师大要求夫人特殊待遇一事，不会提出反对意见，那是他们的决定，但我对你所提出的理由（为了保持旅途期间精力维持以便到南京后开好会），完全不能接受！’他见我此信后一连两个月都将彼此的称呼改为加上‘姓’的全称，以示彼此出现了距离。

至于南京大会的节目方面，如我的发言所谈，反映了我对西方符号学现状的批评态度。细心的人会知道其中包括对会长本人学术方向的批评：他本人正是打算把符号学理论挂接到存在哲学上去的主要人物。实际上他正要在大会上介绍他自己的‘存在论符号学理论’。而我的发言以及若干节目安排都是批评这一方向的。我早就准备好，从此会以后就与西方同行进一步分离（在对待西方符号学方向问题上，以及在对中国文化参与世界符号学的态度上），因为我对西方学者的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几乎不抱什么改进的希望了。

没想到，一个月来（我们的大会结束刚一个月）会长已经两次来信对于大会的效果表现出‘看起来相当诚恳的肯定态度’。那么：“他没有对于我的各种对西方学术批评的表现发生反感吗？”（我这样问自己）我有意在大会发言这个场合，面对着这么多海内外海德格尔崇拜者，宣称海德格尔是上世纪人类理性的“第一敌人”。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西方人对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污点多有批评，但均一致称赞他的哲学“天才”，我则对此从根本上加以质疑。言外之意呢？岂非对西方哲学史本身提出根本的质疑：你们的所谓“本体论”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能够这么在理论上被忽悠吗？我发言时另一主持人Demort Moran的书我刚翻译完毕，我也仍然对他的将海的行迹和思想分开的态度表示质疑。会后有人告我他对我的“独立思想”表示尊重。我则在现象学的圆桌会议上公开对Moran说：你的海德格尔评论曾被人批评不够厚道，而实际上你应该批评的更多！顺告，即将担任下届国际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的Moran对我说，他对于能够在最后一刻成功到南京来开成这个现象学的圆桌会议非常满意。因为他当然认识到我们安排他和纽约Wolin在南京讨论海德格尔虚无主义问题是具有普遍性深意的。而对于特意安排此节目的我来说，这就是：在中国，在崇洋媚外甚嚣尘上的中国土地上，向西方思想理论界“说不”！也以此对国内理论青年提出相应的警示。

不仅如此。在大会上我们还向西方同行透露了更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文科学理论前途的问题：中国独特的历史思想资源，将在充分掌握了现代西方理论思想之后（而不是像新儒家那样托古避战），有机地参加到全球化时代人文科学建设中来。这本来也是我以为西方学者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绝对掌握不了这个部分。那么，现在当塔拉斯梯（似乎情不自禁地）表现了这样的“称赞”之后，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个中西文明交遇中的特大问题呢？（可惜，在此之前，中国上世纪的历代“大师”们都未曾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我们绝对不必再受到前辈‘厌恶‘理论话语几代人的限制了。他们的思想方式已经属于上世纪了。中国学人如果还想在今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人文理论论坛上发言，就必须勇于攻克西方思想理论高端。至于打算对西方理论家宣传“易经”的海内外狂想家们，你们还有没有基本的正常常识能力呢？你们就是打算通过“风水文化”去与西方现代理论对峙的吗？）对此，很可能是我自己又“自作多情”了。他或他们可能根本没注意到我以上所说的那些富有“挑战性”的言论含义。也许他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渐渐意识到此次南京国际大会所包含的深远的理论性意义。

 

尽管如此，仅只根据会长的这前后两次类似的“诚恳谢意”，我也不得不对我们的西方同行增加一些正面期待。让我用此一一时兴起的信笔抒怀，来平衡一下我近来多次发表的对西方人文学者风格的负面言论吧。此外，此处所谈种种也可向国内学人提供一些“会外花絮”。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事业推动之艰难，也可谓一言难尽了。

李幼蒸 2012,11,11

 

XXXX

 

我在一口气写完以上文字后，又把他在大会刚结束后不久发给我的信录此。顺便指出，由于院校体制关系，为了最后实现昆曲演出，我被要求：须由塔拉斯梯去信向南师大提出要求才便于安排昆曲演出；之后，为了促使符号学外宾意识到昆曲和符号学的关系，我又在动身前两天提出为演出写一中英文“符号学简介”的建议（特别因为两岸文化界为适应市场化时代，由于对传统戏曲美学问题没有正确深入认知，又由于两岸文化人乱予改动，此“昆曲国粹”正在进一步面临着有效生存的危机），同样的，我又被要求需由会长再来信以表示有此需要我才可动手写。这样，在再次获得会长向相关方“致洋信”后，我才在动身前一天（当然是在脚伤中）获准匆匆完成此宣表中国“国粹”的说明书的机会。感谢季海宏博士和顾晓梅老师也在最后一刻才于黄金周开始前安排了?印说明书的事。会长的感谢信中岂非让老外有些“诚惶诚恐”？今日中国大地上，为了宣扬中华国粹，也需要先由洋人来认定和支持才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先的台湾中研院路线导致一种台湾学术界共识：只有在获得西方汉学界认定的中国学问，才是当今最高的中国学问。台湾社会长期崇洋媚外也就算了。我倒特别关注那些在海外自以为已成为中国学问最高权威的一代知识分子们：你们的学术良知到哪里去了？你们在忽悠谁呢？）

 

2012,10,17

Dear You Zheng

 

The Nanjing congress was a great success indeed, one of the best world congresses altgother. People are terribly satisfied with everything!

We got many new Chinese contacts. The Kung Zu theater was a wonderful idea, totally fascinating. Thanks to you for insisting this idea for a congress in China, now it became reality!

 

all our warmest regards and wishes for the autumn!

 

best

幼蒸：南京大会的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最好的世界大会之一。人们对一切的一切都极其满意。昆曲演出的主意真好，非常迷人。谢谢你在中国举行的此次大会上坚持了这个主意，现在它成为现实了。

致上我们最热烈的问候和秋日的祝愿！

耶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