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张杰 季海宏 

摘要：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以及乌斯宾斯基的语言文化符号学是构成原苏联文化符号学王国的三根重要理论支柱。他们的理论影响早已超越了原苏联的版图，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符号学界的普遍关注。然而，我们的研究还主要是对他们理论的分别研究，尚未比较他们之间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本文则力图比较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之间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探索他们如何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的不同途径，构建自己的符号学理论，同时揭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迥异，从而进一步发掘他们怎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形成多元共生的批评模式，以此来表明他们对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巴赫金 洛特曼 乌斯宾斯基 符号学 

 

 

翻开国际符号学研究的地图，俯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原苏联符号学发展的版图，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庞大的符号学王国完全可以与西方的符号学帝国相媲美，它是由三根重要的理论支柱构架而成的。他们就是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的社会符号学、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和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乌斯宾斯基（1937— ）的语言文化符号学。原苏联的这三位著名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学术成就早已跨越了原苏联本土的疆界，对西方乃至世界的语言学界、文艺学界和符号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理论界对巴赫金、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理论分别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探讨，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曾两次撰文分析了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构成，东南大学的凌继尧教授曾专门论述过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理论，北京大学的孙静云教授也曾对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撩开了原苏联符号王国的神秘面纱。然而，与中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相比较，特别是对以索绪尔、皮尔士等为代表的符号学体系的研究而言，我们的研究又显得十分不足，我们既缺乏对这一符号学王国构成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他们之间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其实，深入探索和比较巴赫金、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理论本身，而且还能够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

 

一、             途径：语言学与超语言学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与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乌斯宾斯基的语言文化符号学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造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都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巴赫金主要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则更多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借鉴并把它运用于艺术符号和语言文化符号的体系研究。他们都是在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符号研究体系的，只不过所走的途径不同。

我们知道，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特征，是一种“一分为二，强调一点”研究方法。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强调内部语言学；又把内部语言学分成共时性语言学与历时性语言学，注重共时性语言学；接着将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分为语言与言语两个方面，突出语言研究等等。显然，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体系的内部关系研究，而相对忽视言语的研究。

巴赫金敏锐地察觉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这一特点，并对这位瑞士语言学家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把自己的语言学对象主要确定在言语上，即不像一般语言学以研究句法、词法等系统性特征为目标，而是研究在社会交往中，具体语境中活生生的对话人的言语特征。他的言语研究侧重的是，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对话语境以及因此产生的氛围。巴赫金的这种以研究言语为特征的语言学，走的是超越规则、体系的另一条研究途径，因此也被称为 “超语言学”。 所谓超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和‘文化’或‘语言行为’这样一些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①]

在远古时代，当人类语言还处在孩提时代时，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在氏族社会的村落中，人们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经常要念诵大量的歌谣与咒语。这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语言，它发自每一个念咒语者的虔诚的心，但几乎没有一个念咒语者能够明确阐释这种语言的真正涵义。这其实是一种莫名其妙，含糊不清的混沌语言。对于这些念咒或祭祀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歌谣或魔咒的意义，不是这种模糊“语言”的逻辑，更不是所谓概念和语法，而是抑扬的诵调、跌宕的节奏，饱满的情绪和神秘的氛围，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幻觉、联想和意象。一句话，关键在于“语境”，而不是“逻辑”或“规则”。正是这种“语境”能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使人感到语言的神力或魅力。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原始的语言就不具备意义和逻辑了，只是这种意义和逻辑已经与原生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它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特作用。这可以说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混杂。语言在这种状态下不知持续发展了多少万年。

随着科学理论的诞生与发展，特别是从亚里斯多德起，“逻辑学”的萌发与形成，人类逐渐掌握了“归纳”、“推理”、“演绎”与“分析”等思维方式，开始一步一步摆脱了原始的混沌，语言也由此渐渐从原始状态中走出。这样，语言符号的研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以研究“语境”和“言语”为主的话语学研究；一是以研究“规则”和“体系”为主的语言学研究。

显然，巴赫金走的重“语境”和“言语”为主的话语学研究之路，他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者，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中，对话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巴赫金的符号学是社会学的符号学，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对话探讨来确立的。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则与巴赫金不同，他们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继承者，选择的是语言学的研究途径，努力从艺术和语言符号的整体结构上去把握艺术和文化现象，找到一种结构艺术作品和语言文化现象的体系与模式。他们从运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文学和语言现象的体系性与结构性，到最终把这一研究方法推广到去探讨整个文化体系中去。在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理论那里，科学性、确定性、系统性是最主要的特征。因此，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符号学，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和乌斯宾斯基的语言文化符号学是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构建的；

洛特曼与乌斯宾斯基虽然都是继承了受索绪尔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的传统，但是洛特曼的理论思想主要渊源于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而乌斯宾斯基的主要学说则来自莫斯科语言小组。前者更主要是文艺理论家的艺术符号学家，后者则是语言学家的文化符号学家。乌斯宾斯基的学术活动起步于语言学.他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均是探讨语言学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结构语言学。正是对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为乌斯宾斯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洛特曼研究的是艺术的语言，而不是语言的艺术。他只研究艺术的语言、艺术的符号信息系统，却不去探讨这些信息的形成和渊源关系，把艺术语言从现实生活和艺术作品中抽取出来，进行静态的研究，缺乏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艺术语言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乌斯宾斯基的研究已注意到了这一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乌斯宾斯基指出：“文化在广义的符号学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确定人与世界之间各种关系的体系。”[②] 这一体系严格规定着人的行为，因为它决定着人在各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同时，这一关系体系还决定着人如何塑造世界和人自身。乌斯宾斯基强调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语言，或者是各具功能的多种语言的综合，并由此来阐述文化符号学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艺批评更强调“神韵”、“风骨”和“意境”的缘故，巴赫金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更受到关注。其实在俄罗斯，洛特曼、乌斯宾斯基是与巴赫金并驾齐驱的理论家，以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影响并不比巴赫金逊色。

在探讨原苏联各种符号学理论的特征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注重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注意揭示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都与索绪尔有着不同的密切联系。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传统，努力从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上来考察符号意义的产生，而巴赫金则批判了索绪尔的封闭于体系内的思想，走进了更大的社会系统，在符号链与符号链的对话联系中，发掘他们之间的动态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得原苏联符号学派区别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派。难怪有人说，“西方结构主义主要是研究符号的符号学，苏联符号学主要是研究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前者发端于皮尔士和莫利斯，后者发端于索绪尔。”[③]由此可见，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逻辑学倾向是很显然的，而以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原苏联符号学派所表现出的超语言学和语言学倾向也十分明显。

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理论家不像皮尔士等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单独的符号上，去分析符号对意义、对接受者的关系，而是集中探讨作为传达内容的机制的语言，以及这种机制所利用的某种基本的符号系统。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可以被理解为本文的生存器。本文的整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独立内容的符号。当本文的意义取决于构成该意义的符号意义和语言规则时，本文可以视为是基本符号的连续。由此，原苏联符号学派的理论家们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去寻找和描述各种可能存在的“第二模拟系统”，也就是非自然语言的符号语言系统。比如，伊凡诺夫和托波罗夫的神话符号体系，扎利兹尼亚克所描述的道路信号的符号语言体系，伊凡诺夫和洛特曼所探讨的电影符号学体系，等等。乌斯宾斯基一方面研究了宗教符号学体系，具体地说，也就是描绘圣画的符号体系和用牌占卜的语言符号体系；另一方面又和洛特曼一起研究了文学语言符号体系。从这里可以见出，原苏联符号学派的理论家们在用语言学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时，又在摆脱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角度看，洛特曼一方面与原苏联美学界盛行的纯认识论的方法相对立，在探讨艺术本文结构及其机制的道路上迈出了很有影响的一步；另一方面又与西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相对立，努力克服其脱离内容的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而揭示语言符号和艺术本文的文化内涵。洛特曼的艺术符号学克服了来自纵横两个方面的研究片面性。它把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充分揭示了艺术本文机制的特征，详细说明了艺术的符号性质和特点。

洛特曼进一步指出，艺术符号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阐明艺术本文的结构机制及其与各种其他的意义结构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探讨艺术语言的结构，艺术本文的意义构成，艺术语言与艺术本文之间的关系，艺术语言和艺术本文与非艺术语言和非艺术本文的语言学类似范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他反对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截然分开的批评方法。因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通过一定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的，是不可能与这一结构相脱离的。思想与结构的关系其实就如同生命与生命机体的关系，是无法分离开来的。在洛特曼看来，正确的批评方法应该是思想内容与艺术结构的有机统一。艺术本文的结构本身就含有意义，艺术形式的所有成分都是意义成分。艺术结构或艺术形式的改变，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意义。

乌斯宾斯基等莫斯科符号学派的理论家们把文艺学问题置于文化体系中来加以研究。他们以为，文艺学领域的研究中心就是对文学本文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们特别注重对文本发生功能的条件的探讨。他们的研究影响到塔尔图符号学派，使得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文艺理论家们也特别重视研究作为文学文本发生器的文学语言，并且对文学本文形成的机制作细致的分析。

乌斯宾斯基等人在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构建文化符号学的同时，又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语言和其他文艺学问题。他的研究是独具特色的，对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应该说，要是缺少了乌斯宾斯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将是不完整的。但是，也必须承认，乌斯宾斯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洛特曼的影响。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离开了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的研究将会逊色不少。

巴赫金显然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的研究方法不同。当代俄罗斯著名洛特曼研究专家鲍·费·叶戈罗夫在1999年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出版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专门就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关系写了一章，揭示了他们在符号学研究中学术观点的异同。[④]

尽管洛特曼一直非常尊重巴赫金，但是巴赫金作为年长洛特曼一辈的学者，在一开始就

非常冷淡地对待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这并非是因为巴赫金本人凭借自己在文艺学界的声望而看不起初出茅庐的洛特曼，而主要原因在于，洛特曼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继承者，其文艺符号学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传统的延续。巴赫金则早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版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猛烈地批判了文艺学中的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语词符号的理论主张。

    然而，巴赫金也是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来揭示符号意义的生成的，只不过他走出了索绪尔的封闭体系。他指出，“语言是社会评价的体系”。[⑤]只有在两个个体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集体中，个体之间才会形成符号环境。巴赫金的这一符号学思想一方面确立了以对话为核心的语言学理论。

因此,巴赫金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分别从对索绪尔和形式主义传统的继承或批判，从语言的超越(言语研究)或超越的语言(语言研究)这两条不同的途径，构建起了原苏联符号学的理论大厦，并区别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

 

三、启示：走向多元共生和融合

 

其实，巴赫金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的理论贡献已经越出了符号学研究的范围，他们分别从体系的外部（言语）和内部（语言），突破了传统的批评思维模式，对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文学批评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给予了我们以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

长期以来，语言文学的研究者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固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分析问题。虽然现在研究者们早已不再沿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模式来庸俗化地看待文学批评流派的对峙，不再用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来简单地区分人物形象的类别，也很少把历时性语言学与共时性语言学相对立。但是，语言文学的研究在根本上并未摆脱二元对立模式的限制，例如，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对立，语言与言语的对立等等。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语言与言语的对立模式，但仍然把自己的语言表征危机等基本观点，建立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解构主义语言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新历史主义的确立也是首先指出了旧历史主义的贫困，强调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间的矛盾。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在理论论述的表层意义上，还是在研究观念和思维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在原苏联和西方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之中。

应该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各种批评理论流派中的反映还仅仅是表层的，更深层的反映最集中地表现在批评思维的范式上。理论界随着研究由认识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的转向，思维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基本上是在逻辑学思维范式与现象学思维范式的二元对立之间来回摆动的。在20世纪上半期以前，西方语言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自觉运用的研究思维范式主要是逻辑学范式。其主要特征就是寻找研究对象间的共同点，通过归纳、论证、演绎，从而寻找到他们中间的某种确定的因素，进一步指出对象的本质。到了20世纪上半期，当胡塞尔建立了现象学理论后，西方学术界已不满足于用逻辑学思维范式来分析语言文化现象，开始探索用新的现象学范式思维范式来解构逻辑学思维范式。这一新的研究思维范式并不过分注重由逻辑推理得出的研究结果，却更注重探讨和感受过程本身，它不努力揭示复杂现象间的共性，而是区分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个性，从而探讨这些现象间的非规律性和偶然性。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期，学术界在经历过一场思维范式转换之后，不少学者又开始重新审视范式转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研究走进了语言符号游戏的怪圈。这一审视又使研究转向了新的逻辑学思维范式，进入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大文化之中。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语言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来不一定对立的概念相互对立起来，甚至在考虑问题时也很容易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思考。其实，无论是语言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还是逻辑学思维范式与现象学思维范式，都可以是相互共存的，并且应该是共生互补的，相互融合的，不存在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及其同事们在构建结构文艺符号学和语言文化符号学理论时，主要采取的是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并以此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动了批评思维模式向多元共生的转移。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首先把艺术、语言等现象放置到大文化系统中去考察，把它看作是一种与科学模式、道德模式、宗教模式、哲学模式、游戏模式等并存共生的独特模式，在横向的比较中见出其创作的独特因素。然后，他们又将语言和艺术现象当作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认识与交际双重功能并存。从语言和其他艺术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来看，他们具有认识功能；从语言和艺术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来看，他们又具有交际功能。这两种功能的交织便规定了语言和艺术作品符号系统的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又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洛特曼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融为一体的，二者共存于同一结构之中······”[⑥]

洛特曼还认为，在艺术这个系统中，艺术创作、艺术本文和艺术知觉三者是相互依存，共生于一个整体之中的。他特别重视艺术本文系统的研究。在洛特曼那里，艺术本文是相对于非艺术本文存在的，艺术符号是在与非艺术符号比较中见出自己特征的，词语符号与非词语符号共生，各类艺术形式平等共存等等。

显然，洛特曼在注意区分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特征时，更强调他们间的相互联系，重视系统性。洛特曼明确指出，系统大于个体相加的总和，甚至如若没有系统，个体也就无法存在，或失去存在的意义。洛特曼的批评思维模式的多元共生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理论既存在着相似之处，又有着不同之处，甚至可以说相似之处有不同，不同之处有相同。不过，在我们看来，不同还是要大于相似，不同是根本。具体说来，巴赫金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都十分注重“关系”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只不过洛特曼、乌斯宾斯基注重的是符号体系内部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巴赫金重视的则是体系之外的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

可以说，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主要是从体系化的语言文化研究来推动思维模式的转换的，而巴赫金则更主要是从非体系化的言语研究或曰对话研究来实现多元共生的批评探索的。巴赫金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话语，努力走出体系的限制，把空间的静态分析与历史的动态分析融合起来，把本文的形式研究与文化的语境研究联系起来。巴赫金凭借着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了解，探索的是一条把中西方文艺批评传统结合起来的语境批评途径。

从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传统来看，特别是从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来考察，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无论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有多大的差异，研究所择取的角度有多么的不同 ，但是他们的文艺探索大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以解决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主要矛盾为着眼点，或是以作者为中心，或是以文本为中心，或者干脆脱离作者与作品以读者为中心。这种研究往往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清晰性，但又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在认识方法上往往强调对认识对象的总体印象、感悟、领会，而不太注意对事物局部的精确把握。因此，我们又可以把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称为是经验式批评，“整体式”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就是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读者（作品的社会效应）的一览子考察。在具体分析文艺作品时，往往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探讨，以求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

如果把中西方文论的研究做一个比较，在我们看来，也许用中医和西医的特点来加以区分是最合适不过的。中医强调“整体的把握”，如“神”、“气”等，而西医则习惯于“局部的解剖”，哪里有问题就用手术刀割开哪里。前者多半凭经验，后者主要靠科学。

巴赫金努力汲取中西方文艺批评传统的长处，通过对话语境分析，把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整体性”与西方文艺批评的“科学性”结合起来，试图发掘出艺术本文意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探索出一条更加能够揭示艺术特性的批评途径。

巴赫金与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不仅是原苏联文化符号学王国的三大理论支柱，分别代表着原苏联符号学研究的不同途径，而且反映着语言、文学和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不同方向。前者是从体系外部的动态研究摆脱了体系的束缚，后者是从体系内部的静态研究超越了体系。这不同的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为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