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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 ——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作者:乔国强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5851    2009-11-01 19:39:17

   

内容摘要:文学史的述体是由三重述体构成的。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关键词:文学史;叙事;述体;时空;伦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一般说来,寻找经验科学领域里的普遍规律或科学假设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尽可能地寻找该科学领域的范式。符号学的范式研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当然,强调符号学并不是认为符号学的范式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而仅仅是认为符号学的范式研究能给予我们一些启发,至少它们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能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范式提供很多帮助。不过,文学史的研究毕竟不是一般作品文本的研究。除了文本之外,它至少还要牵涉到史学与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本文试图用符号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来分析、阐述文学史叙述中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并探讨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范式。
 
 
一、文学史叙事的多重述体
 
如果说文学史研究与其他经验科学一样,都是隶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其根本目的也会像其他科学那样,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普遍规律或科学假设,以期能够对文学的历史给予一个较为科学地解释。这无疑是一种从认识论的维度上来看待、观察文学历史的做法。
不过,目光仅仅停留于此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方法论的维度上来考虑文学史家为获得科学的解释而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似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从认识论的维度上看,文学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它要求其所叙述的对象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要求所叙述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具有可解释的逻辑性,或者说这种“联系”能够被科学的方法所证实[1];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维度上看,任何方法的选择都无法避免其主观性,都离不开选择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选择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是受时代和环境制约的,而所有这些选择最终都要体现、落实到由选择者构建而成的文学历史叙述的文本上。这个悖论本身恰好也说明了文学史叙述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文学史叙述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对于叙述主体的认识上。一般说来,我们在研究文学史叙事时,考虑更多地是叙事逻辑,即更多地是想揭示被叙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很少关注叙述者与文学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诚如我们所知,文学史写作的两个基本任务是收集、筛选资料和组织安排这些筛选好的资料。要完成这两项任务,文学史撰写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实际上决定了对文学发生及发展历史的认识和拟采用的写作方法;他们判断文学史的起止年限,阶段划分、命名,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规定详述或略述的作家、作品和如何衔接叙述的中断;他们还承担对文学史相关资料的考据,并在文学史文本中说明这些相关资料的来源,然后还要将这些经过他们考据的资料融入到总体的叙述框架中。
问题在于,文学史家或者说文学史撰写者与文学史文本里的叙述者的关系颇为复杂,即既亲密无间,又有所不同。亲密无间是说文学史家与文学史叙述者实际上是一个人——文学史家即文学史叙述者。但文学史家又不完全等同于叙述者,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学史家在叙述中使用的是第三人称,而非是表明他/她自己身份的第一人称;二是任何文学史叙事都是一种集体性的叙事。文学史文本虽然是文学史家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撰写的,但他/她因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和环境中而不能不受到其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地把这种影响折射到文学史文本中。也就是说,文学史家与文学史文本里的叙述者并不能直接等同起来,二者间的这种撕扯不清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牵涉到“述体”的存在方式、内涵以及影响等重要问题。
 “述体”(instance énonçante)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符号学家高概提出来的,其意是指“话语产生的中心”,既可以指身体,即叙述者“自己身体”,“属于我的东西,自己所属的领域”;也可以指说话的人——那个努力表达身体感受经验的理性的人。[2]高概认为,身体与理性的人之间的关系是,“身体不言语,它行动,它感受痛苦,感受愉悦,但它不说话。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把身体的行动、痛苦及愉悦表达出来。”[3]“述体”是一个处在核心的现实问题:它把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建立起来。可见,高概提出“述体”是一个“二重”的概念——身体和说话的人,所强调的是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是“我”的意义空间的非语言性中心。[4]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E·本韦尼斯特也提出了叙事中的“二重述体”的概念。他所谓的“二重述体”也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反射现实的、被他称作参照对象的产生意义的人;其二是指形式因素、语言指示,即被他称为参照体的文本因素,所有被印刷、被书写之物。[5]本韦尼斯特的“二重述体”与高概的“二重述体”有所不同:前者指“产生意义的人”和文本因素;后者指“身体”和“表达身体”的人。
高概、本韦尼斯特提出的“述体”和“二重述体”概念,对于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按照他们两人提出的“述体”与“二重述体”之概念,文学史写作可以有以下的两种“述体”结构:
 
    结构1:高概的二重述体
 
      述体1:身体——文学史家本人的身体存在
      述体2:表达身体的人——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
 
     
 
       述体1:本源述体(话语:“我”)
           
                         述体2:投射述体(叙事:“他”)[6]
        
 结构2:本威尼斯特的二重述体
     
述体1:产生意义的人——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文学史家或文学史叙述者
      述体2:文本因素——文学史文本或被印刷、被书写之物[7]
 
上文的结构1是将不言说的文学史家的身体和言说的文学史家分离了开来,强调的是文学史家的身体存在,暗示了文学史家的社会存在(身体)决定文学史家社会意识的表达(叙述)。不过,这个二元结构中把言说的文学史家仅仅视为是“表达身体的人”,似乎没能完全揭示出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写作中的功用和意义。事实上,言说的文学史家并非仅仅是表达自己的身体,而且还赋予自己的表达和由其整合的文学史资料以某种意义。结构2似乎是在将结构1合二为一的基础上,增加了“文本因素”一项,但却忽略了不言说的文学史家的社会存在。如果将这个“二元的结构”修改为一个“三元的结构”,似乎更能揭示出不言说的文学史家本身、言说的文学史家以及文学史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
 
结构3:本文作者的三重述体
     
      述体1:身体——文学史家本人的身体存在
      述体2:表达身体的人或产生意义的人——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
      述体3:文本因素——文学史文本或被印刷、被书写之物
 
结构3在整合了结构1和结构2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三重述体。本结构的特点是在强调身体存在决定着表达身体的文学史家或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的基础上,还从结构2中提取了由文学史家投射到文学史文本中的叙述者所代言的“文本因素”。它旨在说明:一方面,身体存在本身显现出自身的意义:身体尽管不言语,但是它的存在方式、经验感受决定了言说者的文学史家,抑或说人的感性认识决定理性认识的意向性;另一方面,身体被外界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身体的存在和感受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制约的。换句话说,身体处于何种时代、何种环境,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存在方式与感受经验。
虽说不言说的身体会影响、决定到言说的文学史家,但是这种影响和决定不一定是线性的和单向度的,更多的情况下可能是波浪起伏的和多向度的。例如,我们假定不言说的身体对某文学现象或文本的感受是正面的,言说的文学史家对其的表达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甚或是两面都兼而有之的,即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正面的可能多些,反面的可能少些,反之亦然。只是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情况来看,不言说的身体决定言说的文学史家线性的和单向度的更为多见一些。这当然与特定的时代境遇有关系,应该说是正常文学史写作中的特例。
说不言说的身体决定言说的文学史家,并进而决定文学史文本这个文学史叙事范式还只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否能成立,还需要做一些“证伪”的工作,即用具体的事例,考察一下文学史写作的实际情况是否如结构3所示。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以文学史家王瑶及其所撰写的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王瑶不言说的身体,是如何决定作为文学史家言说的王瑶及其所撰写的文学史文本的。[8]
夏中义曾评介说,“1934年王瑶从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伊始就是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他回到西南联大的清华中文系续读,成为朱自清的得意门生”及至1949年后,教育部让他出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纲编写组成员,“他激情澎湃,颇有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9]夏中义在对王瑶的评介中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时间:1934年和1949年。但是,在此他没有解释王瑶为何在这一年进入清华后即成为了政治活跃分子,也没有解释王瑶为何在1949 年教育部让他出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纲编写组成员,而“激情澎湃,颇有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的缘由。
钱理群在《“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一文中道出了个中的原委。王瑶出身贫寒,“为着生活,也为着渴求真理,一直流浪在外,并且时时有一种与幼时同伴‘隔离的孤独的感觉’——这孤独感其实是伴随了先生的一生的。”[10]钱理群在文中所提到的“贫寒”、“挣扎”和“流浪在外”等词语真实地道出了王瑶身体的存在状态。身处在这种状态下,自然会有“隔离”、“孤独”等情绪涌上心头。
1934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社会上反政府势力的镇压。仅上海一地,国民党政府就查禁了进步刊物76种,进步文章、书籍更是高达149种,还暗杀了倾向抗日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申报》的主持人史量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军队也开始大规模地进攻苏区。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上继续执行了错误的左倾路线,致使中共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而告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1]就是在这一年,王瑶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无法真切地知道他当时是否了解这些情况。但完全可以想象到,作为一个刚刚步入高等院校且有追求的热血青年,他应该或多或少地知道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并且积极地参与进这场革命之中。这一点从他晚年所写的《自我介绍》一文中可以得到证实:“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12]许久以来激荡在他内心的“隔离”、“孤独”感和外部汹涌的斗争情势,促使初涉政治的他成为了夏中义所说的“政治活跃分子”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当然,这样论述并不意味着所有类似王瑶这样处境与感觉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可能是另外的一种选择。王瑶在这样的境遇下做出这样的选择,正说明了他本人所具有的对生活的正确的感悟能力和对世事的正确的认识能力。换句话说,他的选择是一种在感性的基础上所作的正确的理性意向性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任何一个对新中国没有敌对情绪的人,尤其是那些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都会为祖国的新生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和自豪的。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且富有亲身感受的知识分子,王瑶产生出一股对中央政府(教育部)的重用而“激情澎湃,颇有回归母亲怀抱的感觉,”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未经历此时、此事者所不能体悟的。王瑶的身体徜徉在四周欢乐的氛围里,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生活而焦虑,为战乱而忧闷。他的感官更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得到重用而沉浸在愉悦之中。这时,他的意识与身体是一致的,即意识单向、线性地表达了身体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表达”甚至成为身体生存需求的一种仪式。
但是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融入到王瑶精神中的学识、学养又无法使其完全听任身体感官愉悦的摆弄。于是,出现了一种被钱理群喻为“自我生命的挣扎”[13]状况。这种“挣扎”表现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中,就是不言说的身体与该书中言说的叙述者之间出现了对撞与分裂,乃至于悖论:王瑶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用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作为建构新文学的指导思想的,这说明王瑶在主观上是想发现、追踪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逻辑,即重点在于说明、印证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可是在论证的过程中他又情不自禁地用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言语来评价作品,显示出对作品自身艺术价值的倾心,从另一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所处时代、环境与学术自觉性之间的矛盾。
对于王瑶为何要“削文学之趾,适政治之履”[14]的原因也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探讨,如温儒敏是从王瑶在写作该书稿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来诠释这种分裂与对撞的。他说:“对王瑶而言, 来自‘学术生产体制’的更大的约束和冲击是两件事,一是从1951 11 月开始,文艺界配合‘三反’、‘五反’形势,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运动,并进行有关高等院校文艺教学中错误倾向的讨论,王瑶首当其冲,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接着,19529 月,随着院系调整,王瑶从清华调到北大中文系不久,出版总署委托《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对《史稿》(上册) 提出许多政治性批评。”[15]
显然,王瑶的“革命性”、“政治性”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他的文学史观不得不与时俱进,但是王瑶毕竟又是一位不同于政客的学者,在面对生机勃勃的文学作品时,他又会自然而然地被艺术感染力所吸引,不自觉地偏移到文本上来。[16]这一现象恰好说明处于“三重述体”中的王瑶自己不言说的身体,在通过言说的叙述者直接和间接反映到文学史叙事文本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冲突。这一现象说明,就言说的叙述者而言,不存在任何无意义的叙事。每一个叙事都有其意蕴,都是自我解释的,即都折射出叙述者的身体现实存在与叙述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文学史叙事的多重时空
 
在西方,文学叙事空间理论已有不少建树,如西摩·查特曼提出的“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加布里埃尔·佐伦提出的建立在虚构世界基础之上的强调读者参与构建的空间理论;W. J. T·米歇尔和玛丽-劳尔·瑞安两人分别从不同侧面提出的四个类型空间说;安·达吉斯坦利和J. J·约翰逊提出的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说;大卫·米克尔森分析的叙事中的三个形式问题等。[17]而对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关系,则很少有人做出系统的阐述。
勒内·韦勒克提出的“透视主义”触及到了文学史叙事的一些时空关系。[18]不过,他的时空论也有未论及之处,如他没有界定文学史叙事中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内涵;没有详细阐述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层次;没有明晰地表达出对文学史家在重塑时间与空间两维度中主体作用的看法。这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也是本论文要探讨的问题。
先探讨一下文学史叙事中时间与空间的具体内涵问题。一般说来,文学史叙事中的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因为,一定的时间寓于一定的空间内,一定的空间也寓于一定的时间内。二者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具体表现上有多种形式,如一定的时间内还可能有多个空间的共时存在,或一定的空间里也会有多个时间或时段的存在。如果用西摩·查特曼提出的双重时空观(“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19]、董乃斌给文学史所做的“四本”(文本、人本、思本、事本)的界定[20],并结合韦勒克的“透视主义”来区分,文学史的时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那就是将文学史家(述体)叙述的“文本”(以作品为主)和“人本”(以作家为中心)归于“故事时空”;将文学史家(述体)参与解释的“思本”(主要是指有关文学的思想见解或韦勒克所说的“以后历代价值”)和“事本”(有关文学的一切事情)归于“话语时空”。从分类中看,“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是一目了然的,但实际在文学史叙事中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往往是叠现或交叉的,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
但是,以上只是说明了文学史叙事中文本时空归类的范畴问题,而文学史叙事时空述体与文本之间的时空关系还没有涉及到。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提出:“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21]这句话有些晦涩,按照其他研究者的解释,詹明信的意思是时间已经变为永恒的当下而成为空间了。我们同过去的关系也是空间的。[22]他的这一观点无疑道出了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讲是正确的。其实,作为述体的文学史家与其所处理的材料和对此材料所做出的解释情况也是如此:以往所有的文学史材料都汇集到了文学史家面前,从而“变为永恒的当下”了,并进而成为具有当下性的空间。不过,从文学史的写作情况来看,我们却无法因为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为当下性的空间,而把我们同过去关系中的“时间”从“成为”的“空间”中剔去。时间和空间虽共寓于一个事物的统一体中,但各自却有着自己的不同指向、功能、诉求或意义。
从实践上来看,文学史写作是由述体(文学史家)来完成的,是述体以当下的处境和今人的视域来遴选并构建文学的历史阶段、叙述并解释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探寻文学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展望文学历史的未来等等。也就是说,文学史的时空既不应该只以文学史文本来界定,也不应该将时间和空间二者因其当下性而合二为一。文学史叙事的时空既应将文学史家这个起着主导作用的述体,纳入到时空范围及其关系网络中,也应该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对应的范畴来考虑。惟其如此,才能呈现出如韦勒克所说的那样,完成文学史本应该完成的使命——“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
简言之,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文学史家)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文学史家)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不管是文学史的时间还是文学史的空间都是自然存在的,但又都是由述体重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而不是舍弃了“述体时空”的二维时空。自然,从批评实践的角度看,这个三维时空也只是一个大致、粗略的划分。如果细分的话,还可以将每一个时空维度再分为若干个层面,譬如从宏观上着眼,又可以把各时空维度划分为物质时空和隐喻时空;从微观上着手,叙事结构还可以分为逻辑的或形式主义的时空和现象学的或话语的时空,或将对文学史“四本”的解释分为伦理时空和审美时空等。
我们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来看一下文学史叙事几个层面上的时空问题及其意义。王瑶在初版自序中介绍说,该书的基本部分是他在清华大学讲述“中国新文学史”的讲稿,时间是“北京解放时”的1948[23]1949年,王瑶应教育部邀请,出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纲编写组成员。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王瑶把该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当作自己“编著教材是的依据和方向。”[24]这一背景是述体存在的真实时空,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述体的物质时空;其隐喻时空则是体现在该书文本中由述体王瑶安排的叙事结构和对文学史中“四本”的叙述和解释。二者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的,即述体的物质时空以文学史文本中叙述者的视角、篇章的结构、文字的形式、修辞的使用以及意象的构建等方式隐含于述体的隐喻时空中的。
在前一节中我们论述过,述体是“三重”的,其中作为“身体”的述体是处于物质时空中的。而作为文学史叙述者的述体则相当于一个介质,既处于物质时空中,又处于文本这一隐喻时空中。作为叙述者的他/她或如镜子般的折射,或如种子般的反映了处于物质时空中的述体。例如,作为述体的王瑶在其所处的物质时空中,既是一个“激情澎湃”地接受教育部的邀请并着手撰写和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的王瑶,又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悟力的[25]王瑶,具有鲜明的两面性;而隐喻在该书中的述体(叙述者)王瑶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自己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又在书中体现了一位富有学养、情趣和洞察力的文学史家。这种不对称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述体”的三重性。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叙事结构也可以从三重述体、三重述体所寄予的社会现实及其二者之间关系上来考察。王瑶在1951年间和1982年间撰写/修改《中国新文学史稿》时“身体的在场”、他的这个处于变动中的“身体”对文学史“叙述者”的影响,以及二者与他所生存的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叙事结构为特征的话语意义空间。也就是说,在这个话语意义空间的创造上,王瑶实体的身体和外部现实以及与以话语形式表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叙事结构两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另外,这一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历史时空的融合,即他用的是一种如梅洛-庞蒂所说的“我们处于其中”[26]的现在体态来构建由述体和意义空间共同生产出来的话语。
具体地说,1951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叙事结构从篇章分布上来看是由以下三大部分组成的:“初版自序”、“目次”以及由“绪论”、“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和“左联十年”两编构成的正文;1982年重印版的篇章则扩展为五大部分:在原来的三大部分之外,增加了“编辑例言”和“重版代序”两部分。在这一重印版中,“编辑例言”放在全书篇章之首。毋须讳言,这个以出版社名义刊印的“编辑例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心声——表达了出版该书的缘由、观点、目的、内容、政治立场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等。王瑶在两个版次的“自序”中也有意无意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他身体所处的外部现实有如此要求,也就难怪王瑶为何把中国新文学的起点放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间点上并把这一时间点称为“伟大的开始”,而且还在“绪论”和正文的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编第六章中不断地“呼应”和“发挥”教育部的规定。至于他为何在重版时又增加了一个刻意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文学在斗争中发展的“重版代序”,就更不难理解了。在这里,由三重述体与外部现实的关联和互动构成的这一时空范式,规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叙事结构。
另外,由于三重述体与外部现实的关联和互动原因,文学史文本中的时空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它既有文学历史本身的时空,又有表达述体的或文学史家安排的时空,二者以“非等时空”的方式并存。文学史家在文本中使用的术语、意象、象征以及遣词造句等也共同构成了一种意义时空,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使用的“投枪”、“匕首”、“叛徒与隐士”、“在白色恐怖下”等术语和意象,共同营造了一种肃穆险峻的时空氛围,与他为全书定下的革命的基调相契合。
 
 
        三、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伦理
 
雷蒙·威廉斯在界定“历史”这一词条时追根溯源,总结出该词条所含有的几个基本意思:早期这个词具有询问的意涵,后来引申为询问的结果,最后则带有知识的记载、记录的含义。从15世纪以来,这个词指向一个对过去的真实事件的记录,和“关于过去的有系统的知识”。18世纪初期,这个词又有一个新意涵,即过去的事件不被视为“特殊的历史”,而被视为是持续、相关的过程。这种对持续、相关过程做各种不同的系统化解释就成为新的、广义的历史含义。[27]也就是说,从18世纪以来,历史叙事实际上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历史叙事将不再是孤立地叙说一个或若干个历史事件,而是叙述一些具有过程的相互关联的事件;其二,历史叙事是一种解释性叙事。
文学史叙事也不例外,也是非孤立的、具有过程的和解释性的叙事。正是这种“非孤立”、“过程性”以及“解释性”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文学史叙事三重述体的性质决定了文学史叙事时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约。具体地说,文学史叙事时空的伦理有三层关系:一是述体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二是述体与历史本身之间的关系;三是述体与文学史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其三者之间关系的规约是,述体与外部现实的关系决定了述体与历史本身和述体与文学史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某一特殊时空里,述体会因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或明或暗的压迫而做出完全的或部分地趋附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这不仅体现在述体的价值取向受外部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也体现在述体所采用的话语形式被其所处的外部现实主流话语形式所限制。[28]当然,这种制约和限制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也并非是绝对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历史境遇下,述体会自觉地、有意识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述体对此会有所选择的:有的述体可能会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伦理选择标准;也有的有意回避主流意识形态而把“文学性”作为自己的伦理选择标准;还有的会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折中点。
述体对文学史叙事时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约的选择是由代表述体的叙述者通过话语的形式来完成的,诚如罗兰·巴尔特所指出的,不存在没有语言介入的事实。[29]不过,巴尔特同时还指出:“一旦语言介入(实际总是如此),事实只能同语反复地加以定义……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30]他的意思是说,历史话语永远不可能完整无误地“复制”或“再现”出所谓真实的历史事实,即对事件的“复制”或“再现”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复制”或“再现”。或者换句话说,历史话语是一种具有虚构性的话语。这种虚构性既体现了述体和述体所处时空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两种取向之间所确立的微妙关系或规约。从话语的角度来看,这种体现主要是通过语言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折射出来的。例如,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时虽然常常通过使用第三人称叙述等方法来“故意省略对作品创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以给人客观的“历史的贞洁”感或“指示性幻觉”[31],但是,述体叙说文学事件时所使用的代表个人或社会集体行为的“指称”或术语、对文学史中“存在项”和“发生项”[32]的选择与结构化的安排、对蕴含与事实相互渗透的价值观的表达等,却仍能明晰地凸现出述体对叙事时空伦理关系的认识和对与其相关规约的选择与价值取向。
仍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述体,王瑶既是一个个人述体,也是一个社会述体。他在书中所表达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取向,而更多的是他所处的主流社会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取向。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语言状态是,主流话语体系由“阶级”、“革命”、“斗争”等词语构成。文学和史学界对文学和史学的相关指称均蕴含着主流话语的价值观。文学史家们运用这一代表社会集体行为的主流话语体系叙说中国新文学历史“事实”,不仅模糊或混淆了这些历史“事实”与历史“实在”之间的界线,还让我们无法看清中国新文学历史概念的一些主要特征,甚至无法厘定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真实脉络。
在当时的语境下,王瑶与所处主流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遵从的关系,他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几乎完全接受并采用了当时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采用主流社会所倡导的富有政治色彩的“因果叙事”的方法,来说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他所秉持的这种“遵从伦理”还体现在他的叙事策略上。他为说明中国新文学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33],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安排了这样一个叙事路线:在正文开篇首先提及1915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和191912月的《新青年宣言》一文;尔后又有组织地穿插、引用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不是在同一时间里发表的文章和来往的书信等,将这些权威史料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并在叙述中插入自己观点,反复说明新文学的起点不是在1915年;最后又有意识地回到他在绪论里一再论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命题,并且断言五四运动到来之前,中国文学界发生的变化只是对旧文学的革命,而非革命的文学,即不属于中国新文学,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34]他的这种把活生生的历史时刻简化为“政治化的评价视点与研究范式”[35]的论证方法,再次反映了他所“遵从”的政治伦理。
王瑶在书中运用的一种类似拉康所说的“表意锁链的断裂”的叙事策略也折射出他的“遵从伦理”的学术立场。例如,他在评介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时,凸现新文学“主题”方面的评价多为引用他人的观点(如延安《解放日报》和周而复的评价等),而在品评其文学性时则用自己的观点。[36]不过,他似乎不敢在这种品评中“逗留”过久,而是很快又回到所谓的“主题”上来。文字叙述出现羁绊,段落与段落之间或篇章与篇章之间好像有一道道沟壑、丘陵,叙述中的意义和旨趣也给人一种“支离破碎”、形式独特而互不相关的感觉。这种品评给他的叙述增添了一些文学的色彩,但由于遵从“主题”统领的规约终究使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没能摆脱,或者说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从而成为一种时代的产物。
通过王瑶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例子说明,文学史述体时空的伦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伦理关系,其相关的规约也是一种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规约。我们不应该脱离王瑶所处的时空来责备他的文学史观,而应该通过王瑶的例子来反观文学史家与其所处时空的关系,并进而研究文学史撰写的相关问题。鉴于此,本文所提出的建立在“三重述体”基础上的文学史叙述范式意在为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重写文学史提供一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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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卡尔·G·亨佩尔认为,科学的历史解释中必须包括一组关于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中特定的时间C1、C2、C3……Cn发生的陈述,一组普遍假设的陈述。这两组陈述都合理有效地被经验事实所证实,以此为依据,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有关事件E发生的判断。这样,对事件E的解释才是真实的。参见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杜蒲、柳卸林译,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9-970页。
[2]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3] 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1页。
[4]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1页。
[5]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1页。
[6]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2页。
[7] 参见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1页。
[8] 所以以王瑶为例,实在是因为中国学者的命运与中国这片土地的特殊紧密关系。就我有限阅读所知,欧美学者鲜有此类情况发生。即便有,也不似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样独特。这也说明我的论点和论证存有一定的缺陷,有待同仁指正、完善。或许本文以“中国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为题更为妥贴些?
[9] 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代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0] 钱理群:《“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见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编选:《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11] 参见(2009/2/13)
[12] 王瑶:《王瑶全集》8,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13] 钱理群:《“挣扎”的意义——读<王瑶全集>》,见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编选:《王瑶和他的世界》,第318页。
[14] 司马长风:《新文学的分期问题》,《新文学丛谈》,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2页。
[15]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25页。
[16]参见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30-31页。
[17] 程锡麟等的论文《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对此有较详尽的介绍。见傅修延主编:《叙事丛刊》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15页。
[18] 在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史相关章节的写作是由韦勒克完成的。为叙述方便,把《文学理论》中表达的文学史观视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有关韦勒克“透视主义”中的时空观,参见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19]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96.
[20] 参见董乃斌主编:《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页。
[2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0页。
[22] 参见程锡麟等:《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见傅修延主编:《叙事丛刊》第一辑,第200页。
[2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自序》,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3页。
[2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自序》,第3页。
[25]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30页。
[26] 转引自高概:《话语符号学》,第22页。
[27] 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4-205页。
[28] 散木在《其荣也至极 其辱也难堪》一文中写刘大杰的“荣”与“辱”堪为述体受外部主流话语体系所限制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转引吴中杰先生的话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几次修订,“让他‘西子蒙不洁’。”散木还引用他人的回忆说:“刘大杰用‘儒法斗争’来诠释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曾有人劝他: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刘回答说: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相逼甚急。”见散木:《其荣也至极 其辱也难堪——刘大杰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09年3月4日。
[29] 参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30] 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93页。
[31] 参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7页。
[32] 此处借用罗兰·巴尔特的概念。此处“存在项”(existents)指的是“实体或主题”;“发生项”(occurrents)指的是“属性或主题”。参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8页。
[3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5页。
[3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31页。
[35]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26页。
[3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83-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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