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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菲伏尔的消费文化符号学

作者:傅其林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5304    2009-08-27 12:08:43

 

[摘要] 20世纪的法国符号学研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符号理论与应用方面都产生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伏尔从符号学的应用维度考察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并对之进行了批判。他揭示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这表现为元语言的突出性,语义学领域向信号的转变以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变化等方面。通过分析符号与消费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的复杂纠葛,列菲伏尔反思了从语言符号视角进行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

[关键词]  列菲伏尔;    符号学;    消费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
 
On Lefebvre’s semiologics of consuming culture
Abstract: French semiologic studies have had a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ich is with som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French Marxist philosopher Lefebvre scrutinizes and criticizes contemporary consuming cultu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pplied semiology. He shows his discovery of semiologic morphology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which the metalanguage prevails, and the semantic field shifts to signal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changes.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igns and ideology of consumption, and of terrorism, Lefebvre reflects the possibility of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from linguistic and semio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Henri Lefebvre; semiology; ideology of consumption; terrorism
 
20世纪的法国符号学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法国,不仅涌现出一系列的符号学理论著作,诞生了一群思想深刻的符号学家,还展开了诸多领域的符号学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形成了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让·波德里亚(又译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为代表的当代文化的符号学研究范式。但是国内学界对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的符号学思想及其地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他1971年出版的著作《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对其消费文化符号学思想进行论述。
 
(一)当代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
符号是当代一个神秘的幽灵。它成为构建社会文化的唯一参照物,弥漫于文学创作、社会实践、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因此要深入理解当代社会与文化,就离不开符号学的路径。列菲伏尔在索绪尔(Saussure)、叶姆斯列夫(Hjemslev)、格雷马斯(A. J. Greimas)、巴特、雅各布森(R. Jakobson)等人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元语言的突出性。按照巴特的理解,“元语言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的内容层面本身由一个意指系统组成,甚至还可以这么讲:它是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1]列菲伏尔认为,元语言理论建立于逻辑、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它被定义为:一种控制相同或者不同的信息符码的信息(符号群)。”[2]也就是说,元语言就是关于“词语的词语”。在20世纪,元语言功能与参照物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元语言功能腐蚀着参照物功能并不断取代它,参照物愈模糊,元语言就愈变得清晰与重要。这样,元语言就日益突出了。以往,处于社会语境中的词语与句子建立于可靠的参照物之上,这些参照物彼此连接,并且拥有一种来自物质知觉的、逻辑的或者共同感的统一体。但是,20世纪以降,参照物在多种压力(科学、技术与社会变化)之下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共同感与理性失去了它们的统一体,最终消解。因此,我们无意识地从语言过渡到元语言。正是这种元语言的凸显,符号变成主导的世界图像,它组织社会生活,甚至建构起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当代社会、文化同符号获得了同一性:“对象实际上变成了符号,符号变成了对象;‘第二自然’取代了第一自然,取代了可感知现实的原初层面。”[2]
元语言的凸显也关涉到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变化。列菲伏尔认为,每一次参照物的消失就解放了一个能指,并使能指成为可以获得的东西,这就给元语言迅速地挪用能指创造了无穷的机会。而且,随着可感知现实的参照物的消失,随着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的断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成为流动的、模糊的。一个中欧的画派赋予所指以第一要位,观众尽可能地提供能指,而一个巴黎的画派强调能指,允许观众来填充所指,这就是毕加索、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列菲伏尔还在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中认识到能指与所指的辩证关系:“能指变成所指,反之亦然。”[2]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女性由流动性、河流、水来意指,但是,当两个洗衣女工在黄昏唤起河流的传说时,它们就脱离了能指,变成所指。由于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艺术作品可以指向更为精妙的能指,这无疑促进了对能指本身的重视,艺术作品的创作就成为不断发现与组织新奇能指的过程。在法国的新小说中,词语是冷酷的。这种客观的零度的写作成为无调的声音,正如有着固定音高的间奏曲一样,意义成为精致的纯粹形式,取代了以往的表现性模式。词语符号的意义,不管是比喻的、专有的、类比的还是解释的意义在写作过程中消失了。结果,“符号在差异中区别,这种差异在意指过程中得到完全地揭示。”[2]对此,波德里亚几乎同时认识到:“我们便从以所指为中心的信息━━过渡性信息━━过渡到了一种以能指为中心的信息。”[3]列菲伏尔看到,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导致的是能指的泛滥,所指的空乏,“在这个世界上,你恰恰不知道站在何处;当你把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联系起来时,你迷失于海市蜃楼之中。”[2]因而,当参照物缺失时,人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从能指推出所指,从所指推出能指,不确定性就成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典型特征。
当代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也在符号学系统内部的演变中有所表现。列菲伏尔认识到整体的语义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由象征(symbols)到符号(signs),再到信号(signals)的转变。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是符号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巴特根据瓦隆、皮尔士、黑格尔、荣格的区分认为,信号是不具有心理再现的相关物,而对象征与符号来说,心理再现是存在的。信号是直接的,并具有实在性的,而象征所表现的关系是类比性及互不相符的,在符号中这种关系则是“无理据的、相符的”。 [1]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也对这三者进行了区别。“符号是在社会活动中所发挥的功能的承担者,即是说,它拥有意义。”[4]而象征不仅与意义相关,而且总与价值以及价值复合体相关,它是这些价值复合体的语言的或实质的表现,所以符号是呈现(present),而象征是再现(represent)。信号是约定的,并具有独立性。列菲伏尔关于符号、信号、象征的区分与巴特、赫勒有类似之处,不过,他更注重对符号学这三者的转变的历史性进行考察。在他看来,在许多世纪,象征在语义学领域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它来自于自然,但是包含着确定的社会意义。在西方文明的早期,随着书面语的权威性与日俱增,尤其是发明了出版技术之后,象征就开始让位于符号。而在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着从符号到信号的转移。虽然信号在语义学领域与象征和符号一起形成,但是它唯一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被人们的相互认同所赋予。因此,语义学领域的转移使得人们难以直接获得信号的意义,有时信号甚至没有意义,就如组成分节单位的字母一样。对列菲伏尔来说,信号控制着行为举止,并由对立性因素构成。信号能以符码的形式聚集,从而形成压抑系统。因此,语义学领域向信号的转变关系到感受的压制、日常生活的操纵,它通过消除语言所有其他的维度,消除象征、对比等意义,从而还原为一个单一的维度,这样,“信号与符码为操纵人与事物提供了实际的系统。”[2]
由于元语言的凸显,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信号的主导性,一切对象都沦为符号,演变为“纯粹的形式”。 [2]日常生活本身也成为弥漫符号的物体的世界以至于成为一种符号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生存在符号的世界中。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伏尔不仅在于建构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形态学,更在于揭示符号形态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符号与消费意识形态
当代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是与消费意识形态紧紧相关的。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代不是赤裸裸的金钱或者货币,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美学问题。波德里亚说:“商品(服装、杂货、餐饮等)也被文化了,因为它变成了游戏的、具有特色的物质,变成了华丽的陪衬,变成了全套消费资料中的一个成分。”[3]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也看到:“在商品生产与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5]商品的文化化、符号化与文化、符号的商品化是同时进行的。并且,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猖獗,不断地制造与散播各种符号,使得当代人置身于由符号构成的“第二自然”之中,尤其处于由流行催生的符号系统之中。符号成为当代人的图腾。列菲伏尔不是充当这些符号的虔诚的膜拜者,而是成为当代神秘符号的积极的破解者,从而揭示出符号与消费共谋的实质。
 “现代世界”是工业化与技术控制的产物,现代社会可以称为技术统治的社会或者休闲社会。1950年以来,“消费社会”日益盛行。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物质与文化物品的消费不断增加,小车、电视机等耐用的物品正获得新的,甚至愈来愈大的意义。生产者完全意识到市场,不仅意识到有偿付能力的要求,而且意识到消费者的欲望与需要。这样一个社会被列菲伏尔称之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但是消费不是纯粹的消费,而始终处于消费意识形态的审美、符号与图像的形式之中。列菲伏尔认为,当今的消费行为既是一种现实的行为,又是一种想象的行为,既是隐喻的,又是转喻的。由于符号的中介,想象的或者伪装的消费与现实的消费就没有本质的分界线,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重要。人们往往不是消费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符号:“消费品不仅仅被符号与‘好’增添荣耀,因为它被意指;消费主要涉及到这些符号,不涉及到这些消费品本身。”[2]波德里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substance significance);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6]列菲伏尔看到,年轻人消费现在、瞬间,消费年轻、女性、时尚这些符号系统;工人阶级置身于消费符号之中,消费过度泛滥的符号;知识分子与修辞、语言、元语言随波逐流,伪装的符号形态永远取代了经验,这种取代使知识分子忽视了他条件的平庸,忽视了权力与金钱的缺乏,并成为社会阶梯晋升的标签。女性、时装、烹饪作为符号被人们广泛消费,汽车也是如此。汽车是“对象”的象征,是主导对象(Leading-Object)的象征,它从经济学到言语多方面地引导着行为。汽车作为一种公路交通工具,其实质的意义仅仅是社会意义一部分。所以,“汽车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它代表着舒适、权力、权威与速度,除了其实际的使用之外,它被作为符号消费。”[2]汽车作为符号变成了修辞的、非现实主义的,消费汽车就是消费符号,人们通过消费符号实现个体虚拟的幸福。
在商品符号化的过程中,宣传品(publicity)是一种重要的催生机器。无数的能指解放了所指或者不充分地联系着所指,这使宣传品获得了充分的可行性。宣传品通过符号的伪装(make-believe)不仅提供了一种消费意识形态,不仅创造了消费者“我”的一个图像,它还使消费者在行为中意识到自己,从而与自己的理想调和。它建立在事物的想象存在的基础之上,并涉及到“强加于消费技术与内在于图像之中的修辞与诗” [2],这种修辞不局限于语言而且浸入到经验,一出时装表演中的展示橱窗是修辞的偶发艺术,是一种诗性的语言符号。列菲伏尔认为,宣传品是一种语言符号,是一种符号亚系统,是一种具有象征、修辞与元语言特性的交换语言。通过符号,交换的对象与交换价值共存,交换价值也成为一种符号系统。[①]列菲伏尔这种分析整合了符号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及的经济的交换是一种脱离了内容的形式的思想。对列菲伏尔来说,宣传品意在促进消费,它是消费品的第一,它创造神话,它借助于现存的神话为双重的目的输送能指,即提供能指普遍的消费与激起一种特殊对象的消费。因此,宣传品挖掘神话并重新调控微笑、展示等神话。这种神话就是营造意识形态:“宣传品用作意识形态,对对象传授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并赋予它以真实和伪装的双重存在。它挪用意识形态术语,把被挖掘的能指与重新调控过的所指联系起来。”[2]这样,“宣传品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交换的意识形态,它取代了曾经是哲学、伦理学、宗教与美学的东西。”[2]感到悖论的是,宣传品在形成消费意识形态的主导时,又挪用了美学与伦理价值,企图建构消费的符号诗学。
不仅物质商品能够通过符号被消费,文化符号本身也能够被消费。脱衣舞是色情象征的仪式化的消费,艺术作品与风格也为了快速的消费被分配与传播。这实质上是一种元语言的消费。绝大多数的文化消费意在消费艺术作品与风格,但仅仅是消费象征,消费艺术作品的象征,“文化”的象征,也就是说“消费者消费元语言”。[2]去威尼斯的游客不吸收威尼斯,而是吸收关于威尼斯的词语,手册里的书面语与演讲、扬声器、录制品里的口语。他听听看看,用金钱换来的商品就是关于各文化名胜的语言评论。因而大众文化与旅游业是关于词语的词语的消费,即元语言的消费。在当代社会,对元语言符号的消费以伪装为特征,这表现在电视游戏、竞争、广告、宣传等方面。这种消费既渗透进非日常领域,又蜂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符号在当代被消费充分地运用,这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审美化的过程,其实质是货币的神秘化或审美化。列菲伏尔对符号与消费共谋现象的揭橥既持续着法国由巴特开创的流行文化的符号学批判模式,又注重从意识形态层面来揭示消费文化的神话本质,体现出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神话批判的特征。
                       (三)符号与恐怖主义
列菲伏尔不仅揭示了符号与消费意识形态合谋的内在机制,更进一步剖析了符号与恐怖主义权力的深层次关系。语义学从象征到信号的转变形成了压抑的结构系统,元语言的凸显剥夺了活动与行为的自发性因素,能指与所指之链的脱节导致了无意义的能指泛滥,结果我们笼罩在“充满符号的空虚”中。[2]“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符号,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有时失去了意义。”[8]这意味着现实的抽象化、形式化,意味着康德所谓的“纯粹美”的形成,但也意味着使用价值的萎缩,本真经验的丧失,这无疑是当代社会异化的经典的形式。如果当代社会是符号化的,那么也是一个压抑的恐怖主义社会。
他首先分析了写作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如果说日常生活的历史是适应与压制的辩证运动的话,那么在恐怖主义社会,后者胜过了前者,其中写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压抑的非暴力的写作━━或书面材料━━建立了恐怖。”[2]写作制定法律,事实上就是法律。它是强制的,它强加一种态度,固定了文本与语境。这种写作就如赫勒所说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对文本的解释意义的规定:意义不与文本有关,而是与有关统治的解释有关,“它强迫地规定这种解释始终是真实的,并且是唯一真实的解释。因而对文本解释的平等权被禁止。”[9]对列菲伏尔来说,书面语作为原初的制度化而进入社会经验,通过组织创造与活动来固定这些经验。从符号学角度说,书面语指向别的“某物”,诸如习俗、经验、事件,然后成为独立的所指。写作的事件替代了写作的所指,书面语就倾向于充当元语言。它最终抛弃了语境与所指,通过加密与解密获得了支配的权力。因此一个建立在写作与书面材料之上的社会倾向于恐怖主义社会。
流行作为一种符号体系,也是恐怖主义的一个维度。这不是说仅仅是流行才使恐怖占据突出的地位,而是说它是恐怖主义社会的有机整体的一个部分。流行的主要特征不关注适应性,其目的既不是人类身体,也不是社会活动,而是事物的变化与过时。它类似于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不断地寻求着变化,今天流行的已经准备了明天的流行,因而流行始终在其自己的毁灭中繁荣昌盛。但是它形成了压抑系统。流行抓住力所能及的一切,具有一种没有特别的压力群体的压力,从而影响、干预并贯穿于整个社会及其行为领域。它通过排除日常生活而统治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不能是流行的。流行的准神(semi-gods)没有一种日常生活,它们的生活每天在流行领域中从惊奇到惊奇,但是日常生活仍然在那儿。这在列菲伏尔看来“就是恐怖的统治,特别是当‘流行’现象散播到理智、艺术、‘文化’ 各个领域时。”[2]这样,流行具有巴特所说的符号的武断性。依巴特之见,在流行体系中,符号是相对武断的,每年它都精心修饰,这不是靠使用者群体,而是取决于绝对的权威,取决于时装集团、书写服装或者杂志的编辑。所以流行时装符号处于独一无二的寡头概念与集体意象的结合点上:“流行符号的习惯制度是一种专制行为。”[10]这种专制行为对列菲伏尔来说无疑是一种恐怖主义。
年轻也作为一种元语言被制度化了,从而散播着恐怖。列菲伏尔认为,年轻带着商业化的属性与特征,确证了特殊对象的生产与消费。它在普遍的消费上设置了一种体面与“可爱”的灵韵。它能够使年轻人挪用现存的象征,通过像歌曲、报刊、论文、宣传品等这些明确阐明了的元语言来消费幸福、色情、权力与宇宙的象征。因此,在年轻人的迷醉、疯狂之中,元语言彻头彻尾地发挥着作用,这是一个没有芳香世界的芳香,空虚的能指所意指的东西就是年轻本身。性的欲望也是如此,性作为实体被建立,它挪用欲望的象征。为了组织欲望,性的能指必须被抓取,被意指,它必须被符号激励,被视觉,更准确地说被裸露的行为、回忆欲望的形式所刺激,也就是说必须使性的欲望符号化、审美化。但是欲望拒绝被意指,它创造自己的符号,这样,欲望的符号或象征只能激起欲望的滑稽模仿,只是现实事物的一种伪装。在列菲伏尔看来,性的符号化把性还原为一种精致化的社会与理智的实体,最终捣毁了日常生活,从而与恐怖主义携手。
流行、年轻、性欲成为了消费的对象,成为了符号化的元语言。这些元语言构成了强制性的符号系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这导致了空间的纯粹形式化,导致了“符号的暴力”。列菲伏尔清楚地认识到:“一种纯粹的(形式的)空间界定了恐怖的世界。如果颠倒这种观点,那么它仍然保持其意义:恐惧界定一个纯粹形式的空间,它自己的权力空间。”[2]形式的纯粹抽象是形式的权力的运作过程。纯粹的形式获得了一种可理解的透明性,成为可以操作的,成为一种分类与行为的媒介。因为真正被感觉到存在的东西是形式与内容辩证的矛盾的统一,所以“分离开内容(或者参照物)的形式被恐怖主义强化。”[2]这表明,在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符号化、形式化与恐怖主义构成了内在的同一性,它们彼此强化,携手共进。纯粹的形式以伪装的形式设置了自己的自律权力,而恐怖主义也维持着幻象,维持着批判思想的零度。形式与来自形式的制度的恐怖主义功能就是维持透明性与现实的幻象。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拒绝相信他们自己的经验,没有人强迫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强迫自己,这就是当代“恐怖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这就是审美文化的政治领导权的确立。如果根据伊格尔顿的理解,“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11]那么在列菲伏尔这里,符号就是恐怖主义权力之无意识的代码。
列菲伏尔对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显示出他对当代消费文化批判的尖锐性。符号的运作导致了当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促进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加剧了当代恐怖主义的自然化。既然如此,一种可能性的新社会就必须消除或者转变这种符号中介。因此,对当代社会的符号学批判就成为列菲伏尔的文化革命、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维度。他说:“我们的激进分析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来反对它们自己,以一种形式的分类来攻击着迷的分类,揭露它们的普遍内容,即是由恐怖维护的日常生活。”[2]这样,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就是消除恐怖主义,探讨反恐怖主义的可能性,这是探寻或者张扬一种与生产主义、经济主义、恐怖主义相对的价值范畴:“文化革命实现的最本质的条件之一,就是恢复艺术、创造、自由、适应、风格、经验价值、人性的存在这些概念,重新获得它们完全的意义。”[2]这离不开语言符号的转型的探讨与实践,这涉及到一种语言的发明,因为日常生活语言的转变意味着形成一种不同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转型是某种新东西的,要求新词语的东西的创造。”[2]列菲伏尔与德里达的思想在分歧显示出相同的旨趣,后者意在“拯救语言”,“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景”,“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 [12]尽管列菲伏尔的批判带有浪漫主义革命的色彩,但是在日益暴露弊端的消费社会中,其价值是不容抹杀的。这种批判既持续着自50年代起巴特所开创的流行文化的符号学批判,又直接影响到他的教学助手波德里亚。波德里亚在他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着对当代文化的符号学研究,[13]成效卓然可见。列菲伏尔与巴特、波德里亚一起构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消费文化的符号学批判的重要的学术范式,有助于反思中国当代消费文化。不过,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而忽视了符号学这一重要的维度。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84,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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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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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3.
[11]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6-27.
[12]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24.
[13] Poster, Mark. “Jean Baudrillard(1929-)” [Z].in Edward Craig,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662.


[]这种认识在波德里亚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一书中得到更为具体地阐述,后者认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使用价值和所指拥有战术上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和能指则拥有战略上的价值。这一系统在功能的但却是等级化的两极性之上,从而在绝对的意义上强化了交换价值和能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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