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的新展面
——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胡易容 谭光辉 李玮
The New “Studium” of Chinese Semiotics:
A Review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2015年7月3日到7月5日，“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符号学研究学者以及19名外国学者共300余人参与了讨论。大会主题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设11个主题圆桌论坛，大致可归纳为理论及符号学家专论、传播与媒体符号学、文化与艺术符号三大板块，试介绍如下：
一、国际学界及港澳台同仁的研究动向
此次国际大会邀请了17位嘉宾作大会主题演讲，其中五位国际、港澳台学者，可以视为为中国符号学派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国际化动向的参照。
现任国际符号学会（IASS）会长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教授的发言主题为Code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他指出，从皮尔斯到西比奥克的体系中，存在一种被称为“阐释符号学”或“符码符号学”的不可阻挡的运动。一种朝向未来的阐释符号学超越“符码”的概念，用以解释交流的本质。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李斯卡（James Jakόb Liszka）教授曾任美国皮尔斯学会主席，是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专家，他的成果《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刚刚由四川大学出版社迻译出版。李斯卡发言的核心问题是语境对符号意义的影响，回应了科布利的判断——皮尔斯符号学在西方符号研究中正在成为一种符号学的主导潮流。他同时还强调，对索绪尔与皮尔斯理论共通点的研究也不可忽略。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继续了皮尔斯的话题，他关于“释义方法与符号分类”将“释义”作为所有符号分类的核心关键，展开了对符号释义类型的探究。台湾大学蔡秀芝教授则从“解释”的方面继续柯布利教授的话题。她从“书写·符号与记忆”来反思符号轨迹与解释者的自身关系。她将人的记忆和文本书写融入对符号学的解读中，实际上具有某种后现代认知解释符号学的色彩。
圆桌会议中，其他海外学者的发言主题展现了多样化的切入点，如：韩国高丽大学学者吴桐的论题“社会电脑化设计”、爱尔兰科克大学学者柯里尔（Germán Gil Curiel）的“电影叙述”讨论、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学者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的“认知科学与认知符号学”研究、瑞典兰德大学兰塔（Michael Ranta）就“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集体身份建构”的演讲，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海教授关于“创意产业时代的审美”的论题。这些来自港澳台及海外学者的多元化研究旨趣构成了本次会议的国际学术语境。
二、理论探索与符号学家专论
哲学符号学是最具基础理论色彩的论域，也是避免符号学被庸俗工具化的学理基础。赵毅衡教授的主题发言“认知差：意义发生与传达的符号现象学原理”讨论的是具体的术语，其深意却是希望建立一种符号学的普遍性哲理基础——他称之为“意义的符号现象学”。这一论题引发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来自迪尤肯大学的董明来博士对符号学与现象学哲学相关话题进行了回应，其论题“文本作为意识对象及其层级关系：从艾略特与形式主义之争”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考察来论证艾略特的论辩，并讨论了“文本”作为一个意识对象的诸层级之间的关系。
在符号学家专论方面，此次会议所设“皮尔斯、索绪尔与传播符号学理论史圆桌”，深入讨论了两位学术开创者。如，北京语言大学卢德平教授“实用主义哲学与皮尔斯的符号学革命”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宏大背景下讨论皮尔斯所述之符号与实在的关系。在结论中，他质疑了后皮尔斯时代西方符号学从理性走向感性、从思想走向经验、从辩证走向机械、从法则走向语境的态势；反思了某些庸俗化解读皮尔斯的趋势。索绪尔是圆桌另一重点讨论对象。相较于皮尔斯研究，对索绪尔的论述展现出更务于精微的细节探究。屠友祥教授《语言单位：居间介质与话语链》考察了索绪尔符号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居间介质”（un milieu intermédiaire）；南京大学于秀英老师则以索绪尔理论为起点，意在尝试借助索绪尔的理论理解非语言符号。
不过，此次会议所论并未完全局限于两位开创者，涉猎的学者既有罗兰•巴尔特、德勒兹、杜夫海纳、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克里斯蒂娃等熟悉的名字，也有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等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学者。例如，张智庭教授集中阐释了巴尔特“中性”思想及其在阐释中国文明中的理论实践，而这种文化阐释最终回归于符号学“演变”模态上的定位。
此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另一个逐渐展现活力的广阔领域。此次会议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张碧“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指称物”、杨建刚“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符号学接轨的理论洞察，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方法论运用进行了一定剖析。
会议理论涉及面，既有学界熟知的“双轴理论”、交流叙述学，也有近年兴起的“非自然叙述学”。从总体上看，单纯的西方学者和理论的介绍在本次大会上并不太多，不仅有新的理论概念提出也有体系化的构想，如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翻译符号学之构想”试图建构一个“翻译符号学”以解决文学、文化传播过程中关于翻译的理论基础问题。而浙江大学李思屈教授提出“精神符号学”展现符号学的文化伦理与现实建构意义。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符号学研究已在自身理论探索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中国传统思想与符号学遗产
中国符号学思想遗产是符号学运动与中国丰富文化底蕴结合的独特面貌，也是中国学者将对世界符号学运动贡献的特殊财富。中国海洋大学孟华教授的“汉字符号学”是系统化归纳汉字视觉符号研究的典范。在他的论题“中性——汉字中所隐含的符号学范式”中，将巴尔特的“中性”概念改造为“二元对立项的中间状态和消解方式”并运用于汉字符号的分析。他提出，以汉字为代表的“中性符号学”或将为中国符号学走向世界找到一个重要接口。刁胜虎、何光顺、季宏、李红、杨赛、祝东、肖新平等诸位学者以今日之符号学理论重现了孔、孟、老、庄、子的符号思想，充满了跨越时空与中西会话碰撞的思想火花。除了思想研究，中国礼仪规制和器物文明也是符号思想遗产的重要方面。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的孟祥林关于“先秦主流货币符号的演变”的论题探讨了我国原始社会、殷商、西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阶段内不同货币符号的流变意义；另一位学者王胜军则从“中国古代书院祭祀”的仪式归纳了“儒学获得了它的意义世界”的符号体系方式。
从地缘与世界文化史的大格局来看，中国文化符号遗产实际上是东方文化思想的一个部分。东方宗教所蕴符号学思想丰富，但其研究难度极大而涉足者不多。令人欣喜的是，此次会议既有讨论空灵而不尚文字的“禅宗符号美学思想”（李建春），也有不畏繁难的华严宗符号学思想研究（桑大鹏《中国李通玄“易学华严”的符号学意义》）。
从研究理论来看，学者们既重视经典，更兼有思想遗产的当下意义思辨。如，兰州大学祝东“秩序失衡之际的符号反思”提出礼崩乐坏之后，礼学符号系统沦为一种没有所指内容的空洞能指，而“道”的形上思考以去符号化的方式让人过一种本质直观的“自然”的生活；无独有偶，西北师大李红“老子思想的符号逻辑及其现代接受”讨论的是老子当下的的文化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张兵“孝观念的‘身体符号’解读”的对象是更为鲜活且具有跨越时空维度的一贯意义之“身体文本”。
若谈不足，则是圆桌所涉中国符号思想遗产论题较为集中于“先秦”，而魏晋玄学、唐唯识学、阳明心学、清代朴学等符号思想的论域锋面依然有待展开。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思想及其东方智慧对符号学具有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启示方式，如何进一步挖掘弘扬将成为中国符号学发展路径上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课题。
四、文化与艺术符号学
艺术领域的广泛发展在符号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如果说中国符号遗产研究代表的是时间跨度，则曹顺庆教授的“变异学”代表文符号化传播过程中的“他国化”的空间和地缘跨度。他指出，处于传播和交流中的文化与文学必然会产生变异，会产生文化过滤、误读甚至翻译上的“创造性叛逆”，“成为他国文化的一部分”。符号学的中国化，既是文化变异，也是对符号学的重要补充符号学的中国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丁国旗研究员讨论了媒介的变化对文学形态乃至本质的重大影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龙迪勇研究员认为，建筑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建珍、吴海清则指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主导符号发生的三次大规模的变迁给文学符号场域带来了激烈的变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乔国强教授从文学史的“虚构世界”、“真实世界”以及“交叉世界”三个方面讨论文学史的性质的做法，可能颠覆历史的纪实性。
符号学之于文艺的典型应用，是解释中国文化或文学中的问题。符号学、叙述学理论能否证明其进行文学、文化艺术批评有效性，关键要看这些理论能否被很好地用于具体作品批评之中。从数量来看，每个讨论主题板块之中都不乏具体艺术作品的批评。文学叙述分析方面，可分为外国文学评论和中国文学评论两类，有关中国文学的发言多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方面，《特利斯当与伊瑟》的叙事结构、《菲洛梅娜》的细节与定位的虚构性、《无名的裘德》中的小时间老人的意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凝视”与身体、库切《内陆深处》的人物形象建构几个问题分别涉及叙述学中的情节结构问题、虚构问题、人物形象问题、话语权力问题、人物角色功能问题等，对叙述学理论建构具有参考价值。
相对于西方作品，中国文学作品分析显得更为丰富。古代文学被讨论的有南戏赵贞女故事（欧阳江琳）、李商隐诗中的神仙境界（王芊）也有经典名著“贾宝玉死亡符号”（张劲松），现代文学作品被讨论的话题有王孟筠故事的底本与述本（胡余龙）、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局外人视角”（黄平）、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幸福伦理学（伍茂国）、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圣经叙事（惠萍）、孙犁《芦苇》的符号意象（宋宁刚）、《狂人日记》的隐含作者（唐敏），以及三位云南诗人的抗战鼓动诗、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幻想叙事等。这些讨论涉及叙述学或符号学中诸多核心问题，说明了叙述学、符号学的各种理论均可以被恰当地用在叙述作品分析之中，而且在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中又可得出符号学、叙述学理论的一些规律，从而形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中国艺术的特殊形式也带来不同的学术反思维度。康戈迪亚大学华人学者段炼教授依能指-所指二者，艺术史符号学角度重新界定了“中国山水画”。他认为中国风景画的内在本质必然表现图像观念与哲学精神之“道”，而未诉诸形上意指的一般风景画则不能在美学意义上称之“中国山水”。与之呼应的是，西南民族大学彭佳将中国山水画之“山水”视为承载了美学、哲学和伦理意义的“自然文本”——她以生态符号论视角阐述了中国人与自然间多层次的符号意义关系。
此次会议所涉具体艺术门类既有传统绘画，也有音乐、舞蹈和影视及新媒体艺术；从涉猎面来看看，既有古典现代的时间跨度，也有大众艺术、民族艺术的视角宽度。有关音乐的发言，除了波兰学者加姆热特（Malgorzata Gamrat）关于李斯特的研究，四川大学陆正兰教授对“音乐当代跨媒介语境下的多种修辞方式和功能”回应了大会议关于“新媒介时代”的话语背景。相对于大众所熟知的艺术文本，对于族群艺术的研究本身即有强烈的人文使命意识，如凉山彝族宗教仪式阵程式化符号研究（蔡富莲）、从川西北羌区到马家窑文化（李祥林）、藏文化的空间句法（宋卫红）、布朗族“布朗弹唱”（赵凌）。
此外，影视作品分析是本会的一个重要兴趣点。有两位外国学者发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朗加（Dana Renga）研究意大利黑手党电影；爱尔兰科克学院的柯里尔（Germán Gil Curiel）研究埃德加•艾伦•坡的短篇小说在电影中的表现。中国学者关注的电影包括《茶馆》、王小帅新片《闯入者》、王颖的电影《雪花秘扇》、韩片《超级中国》、安东尼奥里的《红色沙漠》等。综合性研究包括广西农村题材影视剧中的农民形象和李芬斯塔尔的宣传电影。影视文本分析所涉面较广，涉及形式的意义、改编、逻辑形式、叙述层次、艺术形象、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显示了影视符号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中国当下网络文学也是讨论热点，网络小说中的“美食”书写、网络文学的个人主义叙述、网络叙事与当代文化建构等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五、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融合
现代传媒作为当代学术的基本话语背景，既是大会主题也是整个符号学发展极其重要的展面。表意介质的多媒体转换是现代媒介技术的直接后果，而跨越空间和文化的传播就是现代媒介压缩了时空距离之后的信息内爆效果。前述学者的许多论题都可以被称为一种广义文化传媒符号学的研究，传统美学家们的“跨媒体意识”也在论题中充分体现。例如，傅修延教授的“音景”研究、谭光辉教授的“叙述声音源头”研究以及赵宪章教授的“文学图像”研究代表了文学研究的多模态化与跨媒介的方向。其中，赵宪章教授从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来提出他的“语图符号学”，是对这种多媒介文本研究在当代符号学研究中重要性的肯定。
“新闻与传播圆桌”学者的论题，从传播学本位的角度提出了与符号学理论对接的迫切需求。其原因正是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所指出的——新闻学如今正面临着来自现实与学术的双重困境，在此语境下，新闻学学科必须有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的态度，而用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审视、理解新闻传播学自身，是当下可以丰富新闻学研究的一种思路。典型如西北大学李玮以“符号标出性”关照了“新闻文本呈现的模式与功能”。作为传播学的另一重要的文体，广告和品牌也毫无争议地成为符号学分析方法活跃的重要场所。在这里，符号学既可以延续鲍德里亚与巴尔特的大众文化批判特征，用以对当下广告和品牌中的的隐含价值、意识形态等进行剖析，也可以作为一种中性无偏向的工具，用以揭示品牌或广告中的符号运行机制；还可以如四川大学教授杨效宏所言“抽象出其表意规律，是符号学在实践行业的一个重大价值”的那样，进行经验的、建设性的研究。广告学者饶广祥在广告的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论辩正是一次建设性研究的践行。他指出，纪实型叙述的体裁特征，让广告获得了巨大的创意空间，……因为它本就是当代社会的造梦机器。
与广告相连的是图像与媒介社会景观——被称为读图的时代充满了鲜活的文本。图像圆桌呈现出不同于“艺术圆桌”所论图像的那种审美需求性和“艺术体裁性”。南京大学韩丛耀教授以“符号／符码／图像”为图像与符号作了出于符号学又回归符号学的界定。的确，媒介图像构成了传媒世界的真实生活——它既在“品牌传播中叙事”（李义娜）中呈现，也在“新闻图片互动意义实现方式的话语解读”（刘波）；对于个体生活的现代人，需要“图像的生态智慧”（孙丽君），而国家需要“形象的表征策略”（刘丹凌）；新闻文本在“图像视觉修辞意向”（刘涛）作用下获得更强大的劝服力量。图像既是具体的操作符号，也是抽象价值建构。在胡易容的“镜像奇点论”中所说的图像即是更意指社会集体的媒介镜像自观。正如最后发言的朱永明教授所言——图像根本就是当代人的生存方式。
应该说，此次会议打开了符号学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全面接触的新局面。来自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们展现出了强烈的反思能力和提问意识。新闻符号学研究到底能为新闻传播问题带来什么启示和借鉴？对于传播学而言，符号学只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研究对象？以及，作为一种方法的符号学，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对此，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的观点是：所有的符号学应用研究都不能局限于将符号学视为一门工具，同时也应该视为一个对象。既要将符号学的资源用以解决应用学科的实践与问题，也要用应用学科的特殊性去回馈、反哺符号学。中国传媒大学传陈卫星教授则指出，试图用符号学来做一切文化分析的做法，其实质是是一种黑格尔主义，一种同语反复……。如此，在将符号学方法请进传播学领域时，是否是适当的便值得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也提到，无论我们是通过经验、思辨的或者是其他什么方式去生产知识，我们都必须得清楚，知识生产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忠告，对于符号学这门可能陷入“膨胀能指”、“能指漂浮”的学科而言，尤为具有警示性。
就当前信息化社会或互联网与符号学的关系问题，中国社科院姜飞教授的研究尝试在呈现人类传播技术、理念的变迁历程中，从符号学的视角揭示文化生态的重心变迁隐喻。复旦大学教授廖圣清从“文本挖掘角度”回应了姜飞教授提到的信息挑战。他指出，符号学对媒介内容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它不再是孤立地去研究媒介内容，而是把媒介和整个社会系统结合起来研究。在用户参与内容生产已经突破了单纯由媒体主宰生产的模式的背景下，“文本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成为突围之道。
六、符号学与自然科学的交界锋面
本次会议所有圆桌主题都受到一个命题影响——新媒介语境下的符号传播学，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该主题旨在表明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即当前的文化传播最大变数是来自于“传媒”。从更广义的科技革命角度看，并非单单“传媒”而是近三百年来整个科技发展对人类知识方式造成了深刻影响——对符号学亦是如此。上个世纪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思潮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到新高度。本次会议的“认知符号学圆桌”也是科技新语境下与人文思潮在符号学领域的再次交汇。“认知符号学”不仅是符号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也被认为是有可能改变符号学面貌的突破方向之一。其引发的关键问题是：认知符号学自身属性是“人文”还是“科学”？以及“认知符号学”是否应更多地借重“科学”技术？
此话题的不同论点交锋激烈而明晰。以四川外国语大学熊沐清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认知符号学的科学化立场。他认为认知科学对符号学最突出的界面效应在于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方面，它可以为符号学的解释提供更为科学和深入的证明。这种科学手段引入符号学的主张在国内得到了响应。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张纾舒博士的《新媒体传播与小屏体验：一种基于认知神经的实验研究》采用生理\心理测量的手段，从实验的角度给出客观数据，用以说明受众在使用不同大小的媒介终端上的信息接受规律，以此来探讨小屏时代的传播形态，提高传播效益。
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如赵毅衡教授则认为，作为人文学的“认知符号学”不是符号认知科学化，而是在符号学传统基础之上的思辨性方法。他提出：“认知符号学：一种‘认知人文学’而不是一种‘认知科学’”，并认为对符号学的“认知科学化”，最好保持一定谨慎。持第三种立场的是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苏晓军教授，其“认知符号学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互补研究”从认知符号学学科展开的角度来看待认知符号学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间的互补关系。他认为，认知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社会符号学、视觉符号学等不同，它不属于任何符号学的分支；认知符号学不属于诸如皮尔士符号学、索绪尔符号学、格雷马斯符号学等任何流派；认知符号学也不是替换认知科学的时髦标签。对认知符号学领域的贡献，可谓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各占三分之一。认知符号学既是对这三个领域的整合，也是对这三个领域的超越。
可以预见，对“认知符号学”不同理解和路径将继续并存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这种学科边界的探索也可能对现有学术体系造成冲击，但这未必不是一种于符号学有益的促动。任何一种新知都是在试错中诞生，今天符号学的学科间并存或理论路径的多元化局面恰恰展现了它的包容与开放，这也是本次大会特别突出的主旨。
小结：
如果将1980年左右，胡壮麟等老师的一批符号学介绍论文作为中国符号学发展在时间上的起点，迄今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经过三十年砥砺的中国符号学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第三个十年结束的2010年，从参与人数和论文数量来说，我国目前产生的符号学论文与专著，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而国际符号学学界也注意到，世界符号学的重心有可能向东方迁移。赵毅衡指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种转移的真正发生有一个前提，即把数量变成质量，把 “中文的符号学”变成 “中国符号学”。诚然，这不容易，但却是中国符号学第四个十年摆在中国所有符号学学者面前不可回避的任务。此次会议召开的2015年7月，正正是这第四个十年的中间点，也是由数量向质量转变这一任务的一次检阅，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