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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模型

作者：张新军来源：《国外文学》2010年第1期浏览量：6844 2013-11-01 20:55:16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学者借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建立一种叙事语义学，但远未穷尽可能世界理论的启发价值。本文结合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思想和量子力学理论，动用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尝试提出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统一理论模型。这一模型由三个范畴组成：（1）虚构性，描述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的关系，主要论题有虚构世界的本体论、发生学、类型学；（2）叙事性，描述叙事世界的内部结构及运动，主要论题有文本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构成与类型、人物私人世界的模态结构；（3）经验性，描述主体对叙事世界的建构与体验方式，主要论题有叙事的模拟论诗学基础、读者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过程。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在《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角》（1999）导言中将叙事学的惊人嬗变刻画为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走向后经典阶段，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理论不过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而在玛尔格林（Uri Margolin）看来，叙事学由三个不同范式组成：经典结构主义或形式范式、可能世界或语义学范式、功能和语用范式，它们反过来又导向文本认知处理、影响、效果、接受的社会语境等问题。^[1]可能世界叙事学以语义学作为理论取向，在叙事理论的版图上，至少应与其它方法范式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可能世界理论并非是像许多后经典版本那样是以批评阐释为中心。从共时的角度看，存在着两种的叙事学，一是总体叙事学，描写叙事的一般规律、结构特征或认知过程，二是类型叙事学，基于具体的文本和媒介类型或特定的阐释学取向，生成的概念范畴是策略性和限制性的。可能世界叙事学应是一种总体叙事学。本文将首先述评文学理论中的可能世界方法，然后提出可能世界叙事学的一种理论模型。

自1970年代以来，哲学逻辑学的可能世界语义学陆续为文学理论所借用并改造，用以探讨叙事虚构问题。多利策尔（Lubomír Doležel）关注文学虚构的本体论地位及其特征，提出虚构世界的模态范畴论。^[2]艾柯（Umberto Eco）提出文学世界的层次模型，包括现实、文本、人物亚世界，聚焦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世界之间、叙事文本中人物的表征世界与文本现实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讨论文类理论，尤其是“幻想”作品。帕维尔（Thomas G. Pavel）从更广泛的历史视野来追踪文化景观中可能世界的边界迁移及其本体论的分裂与融合。迈特尔（Doreen Maître）考察虚构世界的体验并提出虚构类型学。瑞恩（Marie-Laure Ryan）结合符号学、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等描述了作为叙事动力的故事语法、叙事虚拟世界的体验模式、数字叙事的互动性等系列问题，并直接干预了数字文本性中游戏学（ludology）与叙事学的论争，是叙事学可能世界方法的集大成者。在其著作《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叙事理论》（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1991年，获现代语言学会奖）出版后，赫尔曼如是评论：“此书之后，叙事理论将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3]在赫尔曼和帕维尔等盛赞其跨学科综合性的同时，也有学者表达了由衷的困惑与恐慌，称瑞恩的理论是一场“蒯恩式的梦魇”、一种“伪科学的、蒙昧主义的批评理论”。^[4]这种激烈的措辞反道出了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原创性。

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模型为叙事语义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使叙事学能够重新关注起一度被遮蔽的虚构性（fictionality）问题，如虚构与现实的关系、话语类型的区分等。经典叙事学的语言学基础并不能使它找到能对虚构与非虚构话语进行区分的文本特性，于是，虚构性问题被叙事性所遮蔽或者被整合进了叙事性。^[5]瑞恩这样对二者进行区分：“虚构是进入文本空间的一种旅行模式，而叙事则是在该空间范围内的旅行。”^[6]可能世界理论被认为是对虚构性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同时，可能世界理论作为一个参考框架，也用来描述故事世界的动态生成过程、一种迥然不同的故事语法，也为叙事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理论。此外，可能世界理论还能够对叙事的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进行分析与阐述。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世界思想不仅扩大了叙事学的理论视野而且增强了叙事学的解释力。

叙事学召唤可能世界理论有其具体的学术与现实背景。首先，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以话语置换“现实”的泛文本主义立场遭遇了某种尴尬，如修正史学对大屠杀的否定。因此，文学理论家要求重新区分不同的话语类型和文类模态、区别性对待真实和指涉，区分本体论问题和纯粹认识论问题，换言之，关注与虚构客体存在模式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它们的语言学模式或叙事表征问题。^[7]这就是说，必须重返虚构性论题。可能世界方法打破了结构主义思想的文本封闭原则，将叙事虚构视为建构可能世界，强调了叙事积极创造现实的功能。可能世界方法既保留了文本理论又引入了历史与认知维度。

其次，由于数字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彻底改变了文本形态和经验模式，迫切需要新的思路来审视叙事虚构及其接受问题。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宣称我们已进入他所谓的超现实社会。对德勒兹（Gilles Deleuze）而言，虚拟世界（指记忆、梦幻等而不是技术意义上）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的，但并非所有的虚拟都能成为现实。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论信念》更是提出实在具有想象的、真实的、象征的三种模态（即IRS三价元素）。他们同可能世界理论家刘易斯（David Lewis）一样都阐述了现实的多元性问题，甚至可以说同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理论遥相呼应。可能世界模型不再预设现实世界的特权地位，而是把现实世界视为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虚构世界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表征，而是按照通达规则进行模拟的一个可能世界。如果说传统叙事学模型是以真实话语交流情景为基础，那么可能世界理论预示着以模拟论诗学置换表征诗学，而且为以超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数字叙事学奠定了基础。

最后，当我们讨论各种媒介、各种本体论层次的叙事时，需要一个共同的隐喻——“世界”——来帮助我们实现詹明信所谓的“代码转换”（transcoding）。^[8]这样，可以用同一个术语连接跨领域的概念范畴。通过可能世界术语，我们可以打通叙事理论研究的哲学、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视角。可能世界的通俗定义是指世界可能的存在方式，是我们假设过去事态、预测未来事态、制订行动方案的思维工具。同样，从使用的角度，叙事被定义为通过模拟来预测和规划我们未来的行动，这些模拟“有助于我们为世界中的行动做准备。我们能够在模拟中行动并检验后果，然后才在现实世界中付诸行为。”^[9]在叙事学里，故事被刻画为读者在文本解码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建构，或者说是读者所形成的关于故事世界的心理意象。这样，世界、宇宙、叙事、故事在特定语境中可以作为同义词使用。

对可能世界方法持否定态度的学者通常强调哲学可能世界与文学虚构世界之间的诸多不兼容性。譬如，可能世界的抽象假说性质与叙事虚构的本质（充满意味的具体性）正好矛盾；可能世界是未实际化但可以现实化的世界，然而虚构世界按定义是不可能现实化的世界。其实，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把可能世界看作抽象的集合论模型，一种类似数学或柏拉图结构的东西。诺尔特（John E. Nolt）就从字面上来理解可能世界，世界就是宇宙，最有趣的地方是其时空流形，人们生活其中、时间流逝、事件展开。^[10]在瑞恩看来，理论模型的跨学科挪用不能苛求源学科与目标学科之间完美一致，既然没有关于可能世界概念的任何正统阐释，那么将此概念应用于文学想象世界就不一定是隐喻性歪曲，反而是对可能世界模型的潜在维护。^[11]总的来说，叙事学对可能世界概念的使用，既是技术性的又是隐喻性的。一方面，叙事宇宙被描写为可能世界的集合，虚构个体被描写成各种属性的集合，另一方面，虚构世界并非抽象的逻辑建构，而是能够被现象感知的具体空间与实体。

关于可能世界的理论工具意义，瑞恩这样说道，“该理论对文本符号学提出了两个概念：‘世界’这个隐喻可以描述文本所投射的语义域，而模态概念可以对构成语义域的客体、状态、事件的各种存在方式进行描述与分类。”^[12]虽然可能世界模型框架通过提供对虚构世界的概念阐释为虚构语义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但是多利策尔强调“关于文学虚构的综合理论不会出自对可能世界语义学概念体系的机械挪用。文学的虚构世界通过在文学文本中体现、通过充当文化制品而显示出一种具体性。综合的文学虚构理论将出自可能世界语义学同文本理论的融合。”^[13]

除哲学领域外，可能世界理论的另一个学科源泉是量子力学。经典世界和量子世界的分野彻底改变了我们关于物理现实的观念。量子客体被认为存在于它所有的可能状态的叠加（superposition）之中，这些状态在经典物理学意义上是相互排斥的，如著名的波/粒二象性。量子系统通过波函数来进行描述，计算它处于某个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概率。按照哥本哈根阐释，人们的测量行为打破一个量子对象的叠加，迫使它从其波函数中选择一个状态，从而使计算的概率坍缩（collapse）成测量所显示的值。然而，多重世界阐释（Many-worlds interpretation）摈弃波函数的坍缩思想，宣称量子事件引起现实的分裂，宇宙像树枝一样分岔出多个平行世界，存在于各自的历史时空或时间轴线之中。量子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假说可以通过重新阐释整合到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叙事学对哲学和量子力学中可能世界的挪用，不能拘泥于源学科的“正确”使用，而是按照目标学科的要求灵活改造和使用。

叙事虚构作为一个文本符号系统，编码一个可能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替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转移到虚构世界。戴维·赫尔曼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叙事诗学的标准，将虚构世界的经验分析为三个组成部分：（1）本源域（文本被读者处理的世界）；（2）目标域（虚构世界，构成读者处理的输出）；（3）文本特征系统，触发各种世界知识，其方式是从本源域将读者投射到目标域。^[14]任何虚构理论必须能够同时说明这三个成分在读者从其当下指示中心向替代世界转移中的作用。受可能世界理论启发的叙事学模型将涵盖所有三个成分。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平行本体论能够同时说明成分（1）和成分（2），“再中心化”和“最小偏离原则”^[15]通过将成分（1）和（2）连接起来而说明成分（3）。赫尔曼的框架为可能世界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统。

再看看当代量子物理学家泰格马克（Max Tegmark）和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的量子分析框架。他们将世界分解成三个亚系统：对应于观察者主观感知的自由度（主体）、被研究对象的自由度（客体）、其它一切（环境），以分开研究它们并考察它们之间的互动效果。^[16]将此图式进行叙事学改造：客体改写为叙事世界（可能世界），环境改写为现实世界，保留主体，将之阐释为作者或读者。以其中某项为中心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将生成一个叙事学的理论模型，由三个相应的范畴组成：（1）虚构性（fictionality），描述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2）叙事性（narrativity），描述叙事世界的内部结构；（3）经验性（experientiality），描述主体对叙事世界的建构与体验方式。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以“世界”作为根隐喻，广泛征用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描述叙事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心理表征之间的互动关系。

“虚构性”范畴主要讨论叙事虚构与经验现实之间的界面关系。这一侧面在经典叙事学中倍受忽视。传统小说（虚构）理论无不赋予现实以优于虚构的特权地位，而波德里亚等后现代理论家则走向另一极端宣称现实的退隐。多利策尔考察了虚构派生于现实的模仿论各个版本后，提出用可能世界理论来超越传统的模仿语义学。^[17]“虚构作品可以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里的真实情况的描述。”^[18]基于可能世界的虚构语义学能够包容虚构实体的存在，解决虚构话语的命题真值问题，为非现实的可能实体、属性和事态的存在建立了合法性。可能世界语义学为文学虚构提供了一种平行本体论，主张现实与虚构之间是一种相互模仿的连续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反映关系。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描述为莫比乌斯带，人类心灵就是现实与虚构两个平面之间爬行的蚂蚁。对虚构世界的认知需要征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同时，对虚构世界的体验反过来又导致恐惧、伤感、乃至尖叫等现实的身心反应，并间接地调整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在艾柯眼里，真实或现实世界也是一个文化建构，我们是通过大量的世界图景来了解现实，如大英百科全书或者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经常是正确或错误的、相互矛盾的，因此，说某物存在，是指根据我们所共享的世界图景而存在于现实中。^[19]

虚构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刻画：（1）认知有限性。虚构世界注定是不完整的，只有某些可构想的陈述可以说是真或假，而其余的则不能决定。经典的例子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麦克白夫人有多少个孩子？”或“包法利夫人左肩上是否有胎记”等。（2）认知聚焦性。虚构世界虽然认知广度有限，但因聚焦时空或心理世界的某一片段而获得了认知强度，通过信息筛选或陌生化手法让我们获得对生活经验的某种洞见或从他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世界。（3）语义密度。指特定篇幅的文本所表达的关于故事世界的信息量或细节密度。套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正是虚构话语的语义密度“使得石头具有石头的质感”。（4）系统嵌套。可以彰显各个世界之间的因果条件关系，通过将虚构世界的特定命题进行恰当定位而判断真伪，即，它是一个叙述事实还是纯属人物臆想。（5）不可能性。虚构世界能够刻画逻辑意义上的不可能世界。

只有从跨学科的视角才能对虚构化给予完整描述：虚构化的根基在于人类认知的生物学机制；文化规约管制着虚构域与现实域之间变动不居的边界；对虚构的理解则需要心里通达性。可能世界语义学还有助于说明虚构个体的存在方式，如个体的生成与命名、语义特征与变迁、跨世界旅行等。以可能世界通达关系为依据可以计算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相对距离，从而对虚构世界作出类型学描绘。^[20]文学虚构的类型学刻度是判断阐释方法适宜性的基础。根据不完整性原理，虚构世界的特定侧面必然是缺失的或不完整的，而特定阐释理论又是针对特定侧面的。

“叙事性”范畴旨在描述叙事文本系统内部各个世界之间的结构关系。可能世界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关系在叙事性范畴里被称作现实性与虚拟性，叙事的动力就来自二者之间的张力，情节被刻画为张力场中虚拟性系列“坍缩”所留下的踪迹。在向文本世界的心里转移过程中，读者将文本现实世界确立为系统的中心，围绕它的是虚拟世界的星云。这些虚拟世界或是人物的私人世界或是作者或叙事者所表现的文本现实世界另外的可能样子。于是，故事被看作所有不同走向的虚拟世界的叠加状态；随着时间的演化，某些虚拟世界得到现实化，即坍缩为叙事现实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有些虚拟世界则因时间维度的制约而成为不可能世界，另一些则依然处于虚拟状态直到叙事封闭。

叙事世界的现实性可以通过多利策尔所谓的“认证函数”（authentication function）得到确立。^[21]匿名的第三人称（Er-form）叙事者的言语行为携带认证权威，而个人化的叙事代理（人物）的言语行为缺乏这种权威。主观化的第三人称形式和第一人称形式（Ich-form）则是二者中间的过渡地带，构成分级（graded）函数。虚构叙事的极端情况就是破坏认证权威，描绘未认证的世界，譬如果戈里为代表的“神侃”（skaz）叙事。这就是说，叙事陈述的真值主要是由话语特征所决定。但是，叙事虚构的不完整性还可以通过瑞恩所谓的“最小偏离原则”来填充其默认值，即我们将现实世界的知识用于虚构陈述的赋值。如《包法利夫人》里根本没有说爱玛的丈夫有两条腿，但陈述“查尔斯·包法利只有一条腿”将被看作虚假的。因此，经典叙事学的文本理论不仅得到了维护，而且还补充了认知视角。

可以从同质与异质、离散与连续的视角描写叙事现实的可能组合模式。同质世界指它们受同样的自然或超自然的规律所制约。这些世界或者相对自主的区域如果处于同样的时空维度并具有逻辑联系，那么它们就是连续的，反之则是离散的，或者构成隐喻关系。叙事世界的构成被刻画为现实与虚拟的叠加态与贯通态。人物的认知世界叠加在现实之上，如果文本不提供认证，就形成“幻想”类型的不确定状态（如《螺丝拧紧》）：事件或是的确发生，因此是现实的一个部分，这时现实世界受超自然规律制约；或是事件并不曾发生，不过是人物的感官幻觉或想象的产物，因此叙事现实依然是自然世界。如果文本提供认证，叠加态则坍缩成现实与虚拟两个确定的世界，如堂吉诃德与风车/巨人的格斗，同样的个体在不同的世界里形成同一性的分裂。故事现实还可呈现为多重走向或结局的叠加，如《法国中尉的女人》。现实与虚拟的贯通表现为一个世界侵入另一个世界，形成本体论层次的逾越，即错觉（trompe-l'oeil）或错位（metalepsis），如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的小小说《公园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Parks）。

瑞恩关于人物私人世界的模态结构（知识世界、责任世界、愿望世界、幻想宇宙）则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语法，它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它们与文本现实世界的冲突则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动力学基础，也为读者从人物行为推导人物的心理运作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经验性”范畴试图把握人们对叙事世界的心理体验。经典叙事学中盛行的叙事交流图式将阐释置于假设的经验之上，某些文本结构的在场是通过它们对读者的效果来演示的，也就是说，将叙事交流虚构为一个由各个主体参与的关于阅读的故事。^[22] 1990年代中期叙事研究悄然产生了认知转向，更加关注叙事识解的经验过程。我们主张将叙事学的符号学基础从经典的表征论（representation）转向后经典的模拟论（simulation），以便对叙事经验做更全面的描述。模拟是用一个简化过程来模仿另一个过程，过程指的是源系统的行为特征的时间演化。相比而言，表征是关于客体或系统的静态意象或命题。于是，可能世界理论被改写为叙事作为模拟的理论。叙事模拟是指我们建构关于自我或他人的生活世界或心理世界的各种程序。一方面，通过借用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工具，将叙事描述为人类进行心理模拟的一种方式，叙事模拟的产品是一个世界模型，它可能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相抵牾或协调一致，但具有相对于现实的认知和情感功能。另一方面，模拟也表现在我们作为读者对叙事文本世界的体验过程中，与瑞恩“再中心化”思想异曲同工的有杰里格（Richard J. Gerrig）描述的“叙事转移”、^[23]沃尔顿（Kendall Walton）所谓的“假装游戏”、^[24]吴尔夫（Werner Wolf）所谓的“叙事幻觉”。^[25]叙事模拟的诗学被刻画为一个递归循环的反馈回路，由输入输出程序、输出故事的外化程序、读者对虚构人物的心灵模拟机制所组成。借用特纳（Mark Turner）的“概念融合”思想，输入即是他所谓的“双范围故事”，^[26]融合过程产生具有戏剧性突现意义的输出故事。然而，这个融合故事必须通过媒介转录才能与人分享。故事元素的权重、删加、重组、秩序化等外化过程要受到媒介（内部故事的心理意象翻译成特定的媒介表征）、语义（逼真性和连贯性）、语用（可述性和叙事意旨）因素的制约。外化故事可充当进一步模拟的输入。对叙事理解而言，输入故事就是文本世界和读者经验，二者的互动产生一个输出故事，即读者对叙事世界的心理表征。

心理模拟还为读者对虚构心灵的认识与移情提出了经验性的说明。我们通过模拟人物的心理来预期、把握、解释虚构人物的行为。我们想象自己处于虚构的情景中，获得人物在那种情景中可能持有的信念和欲望，将这种“假装”信念和欲望输入模拟器，模拟器“离线”运行产生输出行为，我们于是将该行动归属于目标人物。柯里（Gregory Currie）将想象看作心理的信息处理系统的一个部分，提出想象就是模拟器，连接情感、信念和欲望，它说明了我们何以能够移情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构人物。^[27]在瑞恩看来，模拟理论就是一种反事实推理形式，通过将主体置于他人的心灵，能让我们从明知是虚假的前提进行推理，并因此使我们谅解甚至眷恋正常生活中会反感、鄙视或谴责的人物。^[28]虚构心灵的模拟是我们阅读叙事虚构的动机与快感所在。因为在生活世界里，不论是官场还是情场、写作还是谈判，我们就在时刻将目标和意图等心理状态归属于他人。心理模拟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对人类同伴的认知渴望与实践。正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无法通达他人的心灵，我们转向虚构世界以求实现对他人心灵的模拟性通达。

可能世界叙事学的解释力可在两个领域得到例证。法律诉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控辩双方的叙事竞争，二者的法律故事（作为可能世界）需要法官或陪审团的裁决（即认证为现实世界）。而认证的依据则是法官或陪审团所持有的特定叙事的文类规约（往往是无意识的）。法律叙事学强调法律现实的叙事建构性，认为法律正义不过是一种形式正义，应该经过叙事正义的检验。^[29]叙事学分析能够透视法律文化现象所折射的权力运作与社会心理。在数字媒介里，故事和游戏的关系是叙事学首先要处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将故事和游戏视为建构虚拟世界的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模式。将叙事阐释为可能世界，可以解决对超媒介数字文本性的学科殖民过程中来自游戏学和叙事学立场的冲突。可能世界叙事学对数字叙事已显示了初步的描述能力。^[30]

可能世界叙事学超越经典叙事学之处在于将文本世界与我们所栖居的外部世界以及我们的内部世界重新连接起来。作为可能世界的叙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既见证了现实世界的变迁同时又参与了现实世界的创造。可能世界叙事学预设了叙事构成现实的潜力以及人类能动性的效能。正如每一次量子选择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可能世界，人类也通过自己的选择来确定哪个可能世界能够得到现实化。

注释：

[1] Uri Margolin, “Coda: the Next Generation,” Style 38.3 (2004): 276-387.

[2] 多利策尔是在文学理论中采用可能世界方法的先驱，曾发表系列论文，近有专著《异宇宙：虚构与可能世界》（1998）。

[3] David Herman, “Review,” SubStance 23.2 (1994): 135-139.

[4] 出自一篇无名氏书评，载著名期刊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1.3 (1993): 526-527.

[5] 关于虚构性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叙事学立场，结构主义的经典立场和语境主义的后经典立场。汉堡格尔（Käte Hamburger）、班费尔德（Ann Banfield）、热耐特（Gérard Genette）、科恩（Dorrit Cohn）等力图证明叙事话语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语言标记可以将文本识别为虚构。而克恩斯（Michael Kearns）和沃尔什（Richard Walsh）等认为决定事实与虚构的关键是叙事者或说话人的意图与观众的文类预期。多利策尔则坚持叙事话语的文学性与真值功能的区分，并从可能世界立场提出，虚构文本先于它所建构的世界，而（事实）认知文本则表征先于并独立于文本活动的世界。参见Lubomír Doležel, “Possible Worlds of Fiction and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29.4 (1998): 785-809.

[6] [12] 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p. 3.

[15] “再中心化”（recentering）指读者沉浸在虚构世界里，可能性的领域围绕叙事者表现为现实世界的领域被重新中心化，人物所生活的世界（文本现实世界）暂时取代了（读者生活的）现实世界。“最小偏离原则”指读者识解文本世界时尽量地遵循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参见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2, p. 52.

[7] Christopher Norris, “Will the Real Saul Kripke Please Stand up? Fiction, Philosophy and Possible Worlds,” Textual Practice 17.2 (2003): 225-251.

[8] “代码转换”是指发明一套术语，策略性的选择一个特定代码或语言，以便同样的术语能用来分析和连接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次。参见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Routledge, 1981), p. 40.

[9] J. P.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75.

[10] John E. Nolt, “What Are Possible Worlds?” Mind 95.380 (1986): 432-445. p. 432.

[11] 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in Recent Literary Theory,” Style 26.4 (1992): 528-553.

[13] [17] Lubomír Doležel, “Mimesis and Possible Worlds,” Poetics Today 9.3 (1988): 475-496.

[14] David Herman, “Theories of Fiction and the Claims of Narrative Poetics,” Poetics Today 19.4 (1998): 597-607.

[16] Max Tegmark and John Archibald Wheeler, “100 Years of the Quantum,” Scientific American Feb. (2001): 68-75.

[18] Rod Girle, Possible Worlds (Bucks: Acumen, 2003), p. 35.

[19] Umberto Eco, “Reports on Session 3: Literature and Arts,” in Sture Allén (ed.),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 343.

[20] 主要有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的“虚构模式”理论，迈特尔在《文学与可能世界》中提出虚构作品的四个一般性范畴，以及瑞恩在《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叙事理论》中提出的以九种通达关系为基础的文类系统。

[21] 为说明认证函数的运算，多利策尔以《唐•吉诃德》为例指出，我们认为叙事世界里存在的是风车而非巨人，是因为叙事者话语建构了一个世界，在此语境里相应命题的表达处于叙事者认证权威的范围之内。倘若风车之说是出自故事人物唐•吉诃德或桑丘•潘沙之口，就不能被确立为一个叙事事实。参见Lubomír Doležel, “Truth and Authenticity in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1.3 (1980): 7-25.

[22] Jonathan Culler,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Diacritics 14.1 (1984): 2-11.

[23] Richard J. Gerrig, Experiencing Narrative Worl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24] Kendall Walton, “Spelunking, Simulation, and Slime: On Being Moved by Fiction,” in Mette Hjort and Sue Laver (eds.), Emotion and the A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9.

[25] Werner Wolf, “Aesthetic Illusion as an Effect of Fiction,” Style 38.3 (2004): 325-351.

[26] Mark Turner, “Double-scope Stories,” in David Herman (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3), p. 117.

[27] Gregory Currie, “Imagination and Simulation: Aesthetics Meets Cognitive Sciences,” in Martin Davies and Tony Stone (eds.), Mental Simulation: Evalu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158.

[28] Marie-Laure Ryan, Narrative as Virtual Real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1.

[29] 前不久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场发生在湖北偏僻小镇的洗脚女刺死公务员案件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律专家担心公众舆论左右案件的公正审理，但网络民意不太在意法理问题和警方陈述，而是对案发情景进行各种叙事模拟，意在超越形式正义而实现实质正义。

[30] 例如，瑞恩从计算机理论角度对叙事学范畴所做的创造性阐释，参见Marie-Laure Ryan, “Stacks, Frames and Boundaries, or Narrative as Computer Language,” Poetics Today 11.4 (1990): 873-899. 潘代（Daniel Punday）用可能世界理论对RPG（角色扮演游戏）所做的叙事学分析，参见Daniel Punday, “Creative Accounting: Role-playing Games, Possible-World Theory, and the Agency of Imagination,” Poetics Today 26.1 (2005): 113-139.

原刊于《国外文学》2010年第1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10 年第9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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