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神话-理论研究-符号学论坛

解读神话

作者：魏伟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二辑浏览量：5034 2011-05-24 22:19:44

解读神话

——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学分析

摘要：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电视转播被公认为成功的范例。从机位、麦克风的设置和字幕设计等符号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转播在符号双轴——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实际操作上作出的努力。作为话语的解说则承担着实现转播个性化的重要使命。在转播中还存在着三级神话：明星凝视、权威建构、女性和种族偏见，隐含在转播的深层结构之中。通过对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学解读，我们可以厘清现代专业电视体育转播的神话机制。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趋势益发明显。作为战争隐喻的体育赛事日益成为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元素。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认为，“当今时代，是体育带给全世界民众以集体记忆……体育是远古时期奇观现象的一个伟大的现代形式。”[1]在各种体育项目中，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毋庸置疑地占据着体育话题中的首席地位。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认为，“有关体育的话题（包括体育秀、谈论体育秀的话题、谈论体育记者们谈论的话题）是政治辩论最轻易的替代品……对于成年男性来说，足球就像小女孩儿摆弄洋娃娃一样，是一个教育意义深远的比赛项目，它教会你如何占据你应该占有的位置。”[2]

进入电视时代以后，多数当代人对体育，尤其是对诸如奥运会和世界杯这种可以称之为“现代奇观”的大型体育赛事的认知，几乎是等同于电视转播中的影像的。1954年瑞士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电视转播的世界杯赛事，当时转播的场次有开幕式和揭幕战等。[3]但那时的电视传播受众面相当窄。进入卫星电视时代以后，世界杯才有了被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当时的全球累积受众第一次突破400亿人次，其中决赛的电视观众创纪录地达到17亿人。[4]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倾向于判断出，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得到了多数受众的认可。从世界各国的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来分析，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几乎都独占鳌头。2010FIFA南非世界杯期间64场比赛的全球总体收视人群超过500亿人次，连以往从来不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现场直播的朝鲜也破天荒地在本次世界杯期间对部分场次进行了直播。而同样在2010年举行的FIBA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全球累计受众不过10亿人次左右。这有力地证实了“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不仅如此，较之以往，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体现在作为符号的机位、麦克风和字幕等方面，世界杯的电视转播继续朝着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1975年，爱德·巴斯康姆比组织一批体育学者用符号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对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展开了研究。但30多年过去以后，随着电视转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当时的研究已经比较陈旧。在今天的电视传播过程中有不少新的含混不清的意指关系，因此利用符号学的视角对世界杯的电视转播进行解读是很有必要的。

一、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群

1999年瑞士HBS（Host Broadcast Services）公司成立以后，凭借国际足联总部即在瑞士的独特优势，于2002年开始承担韩日世界杯的电视转播任务，当时吸引的全球观众达到288亿人次。继2002和2006年两届世界杯的成功转播后，2010年又承担了南非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在机位设置、话筒设置和字幕设计等层面更进一步，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绩。

1.机位、麦克风设置和字幕设计

2010年被誉为“3D电视体育转播元年”。借着2009年底3D电影《阿凡达》的强势卷入，包括ESPN、英国天空电视台等媒体纷纷于2010年推出专门转播体育赛事的3D频道。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电视转播首次实现了3D信号的传输，25场比赛的画面通过3D传输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由于3D传输在技术尚仍处于摸索阶段，能够收看到3D转播的绝对人数仍然不多，因此高清信号仍然是本次世界杯转播的主要信号流。在南非的各大体育场内，使用高清摄像机依然是主流的拍摄方式。

从世界杯电视转播的历史维度来考察，机位的多寡从一个侧面代表了转播水准的逐步提升。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转播，ZDF每场比赛使用五台摄像机。[5]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时，转播的机位总数达到11台。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时，RAI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使用16-18台摄像机拍摄比赛。[6]2010FIFA南非世界杯在上届德国世界杯25台摄像机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部分场地实现了32+1（1指场内M号机位）的机位设置，而在另外一些运动场实施的是无航拍和有线机位的30+1机位设置。多视角、多机位的拍摄可以确保赛场内的绝大多数信息不致丢失。

图1 转播机位设置图[7]

在机位的构成上，5号、6号、7号、8号、18号和21号六台超级慢动作摄像机（super slow motion cam）和为本届世界杯转播专门增加的29号和30号两台超动作摄像机（ultra motion cam）可以保证受众清晰地捕捉到特定运动瞬间的图像，视觉震撼力很强。位于双方替补席附近的16号和17号两台斯坦尼康（steadycam）摄像机可以在高速运动中保持画面主体的清晰，由它带来的平行位移的视觉冲击令人难忘。位于两边球门后方的摇臂摄像机和为赛前采访专设的26号迷你摇臂摄像机也能够为受众提供独特的视角。2010FIFA南非世界杯新设置的27号和28号两台底线摄像机能够为球是否越过门线提供比较有力的佐证。31号航拍摄像机（aerial cam）可以带来宏伟的空中视角。32号有线摄像机（cable cam俗称蜘蛛摄像机）提供的是广角镜头，带给受众一种上帝俯瞰众生的震撼效果。18号、19号、20号和21号四个反向机位打破了美学中同轴的理念，为受众提供更多理性的视角，使正向镜头中一些容易被忽视和误解的“盲点”清晰化。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几十年来，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使用的反向机位画面第一次没有特别加以“R”或“Reverse Angle”的字幕标注。这表明转播机构倾向于认为，多数受众已经能够清晰地认知哪些图像来自于反向机位。

在麦克风位置的设计上，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也创下了历史纪录。在德国世界杯每场18只麦克风的基础上，这一届世界杯每场比赛的麦克风数量达到27只以上。除去部分随机话筒和防风式麦克风以外，不少设置在球场四周的是立体声和环绕声采音设备，配合高清信号同时提供的是5.1声道，受众甚至感知赛场内的声音流向，使转播的音效趋近完

美。为了达到更完美的音质效果，部分电视台在转播时还对场内“呜呜祖拉”发出的声响进行了降噪处理。

图2 转播麦克风设置图[8]

此外，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官方网站、数据采集和管理以及电视转播的字幕使用的仍然是意大利三角信息公司（Delta Tre Informatica）的系统。该系统不仅提供正常的首发替补名单、比赛信息等字幕，还为各国、地区转播机构和解说员提供各种动态数据，包括场上22名运动员、裁判员和球的即时运动轨迹，每名运动员更新的跑动距离都可以通过系统得知。此外，在罚定位球和越位、进球瞬间慢镜头回放时的一些技术分析也能通过该系统实现。

图3 转播字幕和动画设计[9]

2.转播符号的双轴关系

任何符号表意的过程都必然出现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双轴操作。现代体育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受众的兴趣从组合轴向聚合轴逡动。根据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论，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硬件和软件的革新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上的革命，同时它也是在双轴关系上继续挖掘潜力。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是最后呈现出来100多分钟的组合轴操作，但每个镜头、每段声音和每个字幕、动画后都隐藏着数量不等的聚合轴操作。

数十个不同性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各种字幕、动画使电视转播的聚合轴被彻底解放，呈现出超宽幅的特点。在一个特定时间内，使用哪个镜头的画面和哪种字幕动画成为困扰导播和切换的“幸福的烦恼”，即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谓的“焦虑带来的自由晕眩”的状态中。

罗兰·巴尔特在《明室·摄影纵横谈》中提出了“punctum”(刺点)的概念。他指出“刺点是把局面搅乱的元素。它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刺痛了我”。[10]刺点是对文化正常状态的破坏，使受众在介入时获得惊喜的感觉。在电视转播中，由斯坦尼康、蜘蛛摄像机、超动作摄像机和超慢动作摄像机等、环绕声麦克风和各种技术软件提供的以往难以想象的服务正是比展面更容易吸引受众关注的刺点。这个聚合轴突然扩大的浓重投影深刻地改变了电视转播的实质，证实了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摩尔斯所谓的“足球的电视转播是欲望和资本的隐喻”。[11]

二、个性的符码：作为话语的解说

在全世界电视和新媒体机构共用一个标准化媒介赛事信号的前提下，世界杯电视转播的个性只能体现在作为话语的解说上。根据美国传播学者詹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等进行的多次实证研究表明，体育解说员的解说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受众对体育赛事的认知，尤其是对抗、激烈程度等。[12]HBS为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广播电视和新媒体机构提供国际声道和英文解说声道，此外根据用户可选择以A队或B队为主队的同期声道。几乎每一家持牌转播商都会通过自己的解说来实现世界杯转播的个性诉求。

丹麦传播学者普莱本·劳斯伯格曾经指出，“体育解说员的话语是电视体育转播诸领域中个性化最突出的，在对电视体育转播的研究中，体育解说的文化研究价值最大。”[13]说赛事解说的文化价值大，是由于解说文本中的话语潜藏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跨文化交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规范可以被认定为无论何时“人都可以定义规律”，[14]解说员被赋予了相应的话语权才能够在社会公器中“畅所欲言”。

足球解说员在世界杯期间的解说普遍带有比较明显的国家身份意识。英国学者阿伦·汤姆林森和加里·万内尔认为，“任何对世界杯重要性和国家主义形式的认知，都必须考量到不同国家认同发展的复杂性和张力。”[15]因此，参赛国解说员在面对本国球队和其他国家球队时，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对非本国球队的一般是不足解码，而对本国球队有时难免过度解码。非参赛国和地区的解说员可能在某些场次的个别语境下存在过度解码，大部分时间属于不足解码，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曲解。无论属于何种解码方式，在他们的话语被传播后，本国和地区的受众在解读时，都会受文本自携元语言、自身能力元语言和语境元语言的影响，对赛事展开不同的解读。世界杯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它可以吸引大量平时很少关注足球的边缘球迷和非球迷群体。不同群体在解读解说员的话语时存在迥然的差异，只能通过片面化的方式解码。例如，批判立场强的球迷过分注重解说员出现的语误，专业理性的球迷注重解说员对技战术的阐释，处于陪伴收视动机的女球迷更注重解说员对背景材料尤其是花絮类信息的介绍。因此，在世界杯这样的语境下，足球解说员往往只能在专业性方向作出妥协，来照顾尽可能多的边缘球迷群体。因此，激情澎湃、幽默娱乐甚至是诗性十足的个性解说方式成为了各国和地区解说员的自发选择。于是，CCTV解说员在世界杯转播中的各类叙事诗体解说、迭声解说和忘情呐喊等层出不穷。拉美国家解说员长达数十秒的gol长调、英国天空电视台解说员的戏讽、朝鲜中央电视台解说员在国家队丢球后的长时间失语折射出了鲜明的民族性和社会包容性。他们把个性注入到解说中，实际上是给整个电视转播贴上了一个标签，区别于其它转播机构的标签。正因为此，世界杯期间各个电视机构的解说所受到的关注是一般的体育赛事无法比拟的。

约克大学学者安德鲁·图多尔提出了分析世界杯媒介研究的范式，但这种传播研究方法仍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在两极符码的划分上略显凌乱。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学》中提出了“神话”这个二级意指系统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深入文本，才能在内涵层面中找到神话的位移。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呈现出了多级神话系统，需要运用符号学的理论进行解读。

口头（解说等）

语言话语写作（报纸，杂志）

一级符码信誉和结构

声音画面摄像、编辑等

重放、电子技术等

专家作用

专业知识合法化

故事结构

二级符码叙述个性化

明星

刻板印象

国家认同民族性

国家主义

图4 世界杯媒介研究的领域[16]

三、转播的一级神话：明星凝视

电视转播中的球类项目很难兼顾所有个体，因此往往在部分，甚至是极个别的个体上着力甚多。英国学者托比·米勒认为，“体育允许受众欣赏和解剖男性身体。它为凝视男性提供了一种合法的途径。”[17]因此，世界杯体育赛事转播中必然会突出显性的能指——大牌球星。突出英雄主义由来已久，但在世界杯的转播中达到较高值。学者内尔·布莱恩和休·奥多内尔对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进行的文本分析中，就明确地提出媒体对马拉多纳和加斯科因不遗余力的过度关注。[18]在2010FIFA南非世界杯期间，荷兰球星罗本的半裸像成为了各大媒体集中捕捉的镜头，不少球星色彩斑斓的纹身更成为了赛事叙述的重要噱头。从2006FIFA德国世界杯的转播开始，HBS开始专门使用22号和23号明星机位（player cam A和B）来捕捉比赛过程中明星球员的一举一动。这个典型的明星凝视的标出行为很容易被解读为转播的一级神话。

在国际足联设定的严格标准下，举办世界杯的场地大同小异。电视转播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寻找出各个体育场的个性，并将其放大化。但对体育场的呈现远远没有对明星球员的关注更为重要。虽然足球是集体项目，团队配合十分重要。但对于电视转播而言，对明星的凝视更符合叙述的需求，更易被受众接受。明星机位本来多用于官方纪录片的制作，但由于在上届世界杯决赛转播中，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的镜头没有被常规镜头捕捉到，而只在明星机位中被“捕中”。因此导演组紧急征调明星镜头的图像，使其在转播中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2010FIFA南非世界杯的转播中，明星机位捕捉到的镜头大量运用于电视转播中，例如有阿根廷队的比赛转播中，几乎总有一个明星机位对准梅西，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世界足球先生关注的需求。由于阿根廷队的主教练马拉多纳本人也是超级明星，因此反向机位中的19号或20号机位也频频对准马拉多纳，捕捉到个性鲜明的他在场边的各种表情和举动。这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此外，世界杯转播中的明星凝视还体现在赛前赛后对明星球员和主教练的官方采访。场边安置的26号迷你摇臂摄像机就是专门为采访设置的。HBS的8人场内报道组负责向全世界的媒体提供对明星的采访和动态报道。再有，在运动员从休息室到比赛场以及运动员唱国歌的过程中，镜头总是不自觉地在明星身上多作停留。尤其在遇到类似朝鲜队明星郑大世流泪这样的场景时，导演还会动用斯坦尼康以外的其它机位来附加呈现。

明星凝视的神话虽然看似自然，但它在实质上破坏了电视转播在呈现集体运动时的努力。在转播中，一次本来流畅的配合画面在某位明星球员处滞留，对场内一个完整事件的叙述由于镜头对明星表情的插播显得支离破碎。持球人与球队配合的语境割裂开来，部分重要的图像信息是缺失的。另外，对明星射门、犯规、冲突等重要画面不厌其烦的及时回放、慢镜头和超慢镜头重放使整个赛事转播经历严重的变型。这种空间上的型变和时间上的延宕反复使转播正常的线性传播遭受毁灭性打击，也使受众越来越难以欣赏和解读集体项目中团队配合的魅力。赛场内发生的动态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但赛事转播对明星的凝视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四、转播的二级神话：权威建构

电视转播中的世界杯影像究竟是不是客观现实？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在谈论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时曾经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会隐含的指称物就是电视转播——一级奇观代表的集成，它是通过电视拍摄和转播进行选择的。由于竞争是国际化的，因此各国、各民族间的偏见被电视转播平面化了。这的历程经过了双层遮蔽：一是无人得窥全豹，二是无人知道他们根本看不到。因此，每一位电视受众都有看到了真实奥运会的幻像。”[19]世界杯电视转播在凝视明星的同时，为自身树立了一座丰碑。电视转播的画面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核心权威，不仅普通受众对此深信不疑，就连足球界的所谓权威——球员、教练和裁判也无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正如学者内尔·布雷恩等所言，“（世界杯的电视转播）运用熟悉的面孔、约定俗成的规则为我们带来了看上去是一元的电视转播，构成了所谓的足球‘专家’”。[20]

根据皮尔斯的三分法，高清转播的世界杯应当属于像似符号中的绝似符号，它带给受众的是一种超真实感的体验。2010FIFA南非世界杯赛英格兰队与德国队中，当值乌拉圭主裁判拉里昂达对英格兰队兰帕德进球的误判引起的巨大争议几乎改变国际足联的比赛规则。这里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乎所有人的观点都是以“镜头反映的是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电视转播已经“真实”到去符号化的程度，它已经跨越赛场赛事的所有亲历者的感知，成为真实本身。

事实上，绝似符号与镜像符号不同，它是客观现实经过电子设备处理后的“再现”。那种视绝似符号为现实的幻像其实是乌托邦式的谬见。实际上，由于角度和视觉差异，世界杯电视转播中的不少犯规和越位争议镜头在正向和反向的再现中有时都是相互矛盾的。就上述案例而言，不同的视角得到的进球幅度不尽相同。如果当时进球与否细微到如同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决赛加时赛中的第一个进球一般，那么各机位的镜头间可能就会出现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如果以“与电视转播的镜头不符”为由改变足球运动的规则，增设诸如“鹰眼”之类的设备，实质上是将人类的竞技运动技术化，去人性化。

但电视转播义无反顾地控制着在与国际足联暗战中的话语权。他们甚至不需要标榜自己的权威性，因为就连教练员和裁判员也在媒体中运用电视画面来验证判罚和执教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HBS的七位世界杯转播导演成为了逾越国际足联所有专业人士的世界杯“超叙述者”，受众对电视画面的依赖为他们轻易取得的超叙述地位提供了温床。世界杯期间，很少有人探讨电视转播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切似乎都接近自然，自然化的事物应当“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约定俗成的。

五、转播的三级神话：女性和种族偏见

按照常理推断，由于世界杯在非洲举行，因此电视转播中的种族偏见应当降低到几乎不可见的状态。女性更是由于出现频度低，因此在转播中应当很难出现女性偏见。但根据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理论，文本清晰的话语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因此，阅读不仅要在文本层面上展开，更应当注重文本的空白、沉默、失误和歪曲。在对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进行文本分析后可以见到，在转播的文本深处还隐藏着第三级神话，即女性和种族偏见。

根据对这一届世界杯15场比赛转播文本的调查，在电视转播中，有女性出现的镜头平均长达为3.3秒，低于男性平均长度的4.6秒。频率普遍在12-14%之间，远远低于男性的78-81%之间。在女性呈现的画面中，身着奇装异服的和性感女性的比例高达84.8%。与女足世界杯截然不同的是，男足世界杯“自发进入雄性状态”。不仅赛场赛事几乎没有女性介入，就连参与电视转播的工作人员也鲜有女性。看台上的女性为博出镜的可能，只能身着被标出的服饰、饰品和纹身，或如巴拉圭女球迷一般以性感的方式出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届世界杯电视转播对女性的呈现是片面的、扭曲的。在这种片面和扭曲的背后，深藏着转播机构的传播意识形态中对女性介入世界杯的偏见。

与此类似的是，在对有6场非洲球队、有6场亚洲球队和7场欧美球队间的比赛转播文本的调查中，显性的种族偏见几乎难以察觉。但在镜头的使用上却存在一定的种族差异。例如，在运动员失去明显得分机会和被出示红黄牌等窘况之后，画面中呈现的白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球员的中近景的比例为44.8%和41.6%，特写镜头比例为48.7%和51.2%，出现大特写的镜头比例分别只有6.4%和8.2%。而黑色人种球员的中近景比例为19.6%，特写镜头比例为58.3%，大特写镜头比例约为22%。根据西方传统的影视摄像法则，镜头在展现窘况中的人时，大特写和特写往往会使人的面部表情被放大，是一种隐性的镜头偏见。因此，在文本的话语背后，依然暗含着转播机构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

女性和种族偏见的神话，藏匿于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深层话语中。一旦被发掘出来就会发现，这套话语法并非孤立存在，它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在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文本背后掩盖的是特殊情境下的特定法则。

2010FIFA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成功，是现代电视转播技术日益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也是转播机构在符号学方面的革命性胜利。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神话机制，深藏在转播的深层结构中等待唤醒。通过对转播的符号学剖析，我们看到了转播自然化背后的种种玄机，这对于技术和意象都处在学习阶段的中国电视体育转播界来说是不得不借鉴的范式。如果理论界也失语于华丽的转播之下，那么二者之间的鸿沟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填平。

作者简介：

魏伟，四川体育学院新闻系，联系方式weiweiscu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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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land Barthes. What is Sport?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57-pp59.

[2] Umberto Eco. Faith in Fakes: Travel in Hyperreality ，Translated by William Weaver. London: Minerva, 1995, pp170-pp171.

[3] Andrew Tudor. World Cup Worlds: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ccer World Cup 1974-2002 ，Arthur Raney, Jennings Bryant. Handbook of Sports and Media,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6, pp218.

[4] Geoff Hare. Buying and Selling the World Cup , Hugh Dauncey, Geoff Hare. France and the 1998 World Cup: The National Impact of a World Sporting Event,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p124.

[5] Edward Buscombe. Football on Televis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75, pp50.

[6] Preben Raunsbjerg. TV Sport and Aesthetics: The Mediated Event, Gunhild Agger, Jens Jensen. The Aesthetics of Television ,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12

[7] HBS Operational Info. http://www.hbs.tv/orientation/. 2010-08-12

[8] 同上

[9] 同上

[10] [法]罗兰•巴特.，《明室: 摄影纵横谈》赵克非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pp39-pp41

[11] Margaret Morse. Sport on Television: Replay and Display, Toby Miller. Televis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381.

[12] Jennings Bryant, Dolf Brown, Paul Comisky, Dolf Zillmann. Sports and Spectators: Commentary and Appreciation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2. 32(4), pp109-pp119. Jennings Bryant, Paul Comisky, Dolf Zillmann. Drama in Sport Commentary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7. 27(3), pp140-pp149. Paul Comisky, Jennings Bryant, Dolf Zillmann. Commentary as a Substitute for A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7. 27(3), pp150-pp153.

[13] Preben Raunsbjerg. TV Sport and Aesthetics: The Mediated Event, Gunhild Agger, Jens Jensen. The Aesthetics of Television,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17.　

[14]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bington: Routledge, 2002, pp34-pp36.

[15] Allan Tomlinson, Garry Whannel, Off the Ball: The Football World Cup, London: Pluto Press, 1986, pp2.

[16] Andrew Tudor. World Cup Worlds: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ccer World Cup 1974-2002 , Arthur Raney, Jennings Bryant. Handbook of Sports and Media,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6, pp220.

[17] Toby Miller. Men of the Game, Kay Schaffer, Sidonie Smith. The Olympics at the Millennium: Power, Politics, and the Games, 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1-pp104.

[18] Neil Blain, Hugh O’Donnell. The Stars and the Flags: Individuality,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the National Dimension in Italia ’90 and Wimbledon ’91 and ’92, Richard Giulianotti, John Williams. Game Without Frontiers: Football, Identity and Modernit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1994, pp245-pp269.

[19] Pierre Bourdieu. On Television, Translated by Priscilla Parkburst Feugu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9.

[20] Neil Blain, Raymond Boyle, Hugh O’Donnell., Sport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uropean Media,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3-p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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