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理论模型中的符号观
作者：胡易容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五辑 浏览量：8600 2012-12-26 23:23:37
从“信号传输”到“意义分享”
——论传播理论模型中的符号观
摘要： 传播学长期受到“无学”的诟病，而符号学理论的艰涩与理论体系的庞杂也构成其发展的现实危机。本文立足两者的互补性，通过传播过程理论经典模型的比较，指出源于北美的早期传播学传统，更偏向于一种“信号传播学”，但它逐渐受到符号观念的影响并在传播模型中引入了意义解析。这种学科方法论的互补性融合应得到更有力的推进，“符号传播学”的兴起将是这一融合的最终结果。
一、 引言：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环肥燕瘦”
传播学从理论模式到研究对象都“太瘦”。传播学的单薄而缺乏丰富的理论样式的问题已成它跻身学科之林的重要掣肘。列数传播学的几大奠基人的成就，难于上升到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拉斯韦尔的 5W 几乎是一种自明的常识，而卢因的“把关人”则更是大众媒体内部的某种经验型机制的总结，而这种机制在网络时代的有效性已经岌岌可危。传播“无学”的问题由来已久，被奉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施拉姆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 [1] 此言并非耸人听闻，传播学所谓两大流派对于构成坚实的传播理论均有各自的缺陷。批判流派并非一种系统的传播理论，而是对文化实践中的广义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分析学派都是如此。而长期作为主流存在的经验主义传播学传统则沉湎于现象观察。在理论上除了继承芝加哥学派的命题，甚少深刻的理论洞见，其理论更多表现为形而下的具体结论。翻开任何一本传播学理论著作可以看到“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培养与教化”构筑起来的理论主题。作为一种常识性观察结果，它们尚难以承担理论大厦的建构重任。传播学的跨学科性某种意义上并不能完全掩饰自身学理的不足。 传播学的学科研究对象看来也很“瘦”。相较于符号学者们对学科膨胀为“符号帝国”的不断自我警醒，传播学要“安分守己得”多。实际上，传播学的对象也可以非常宽泛，符号学与传播学对象孰宽孰窄，其实难以比较。但传播学并未深入涉足各种边界的拓展，传播的研究范围通常限定于人类传播与交往活动中。甚至在这一本来就安分的领域中，传播学继续自我缩小为以各种大众媒介形式承载的“大众传播学”。我们通常意义的传播学就是发展自新闻学并通常建立在媒体基础上的大众传播学。
与此相反，符号学的危机则在于其从理论模式到研究对象的“臃肿”而难于建构一种清晰统一的理论话语。艾施巴赫早就看到这一点，他认为，符号学研究（对象面）过大，从皮尔斯、莫里斯到西比奥克都是泛符号论者。艾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警告说，“当一门科学把每种东西都界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因而舍此无它），乃是在玩着一种冒险的游戏。” [2] 另一方面，是理论模式太“胖”。符号学缺乏统一的讨论框架。这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符号学内部各种模式之间并未达成统一，索绪尔模式、皮尔斯模式与卡西尔模式、或巴赫金模式彼此的命题并不完全兼容；二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符号学并未建立作为各个学科的通用方法。列维 - 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电影研究所呈现的符号学方法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再将克里斯台娃或者拉康的研究精神中意指的方面都考虑进来的话，不得不承认，建立统一符号学理论困难巨大。就现有的一般符号理论来看，其过于复杂的术语令人们对其实际内容感到难窥究竟，甚至觉得符号学是一门“玄学”。 [3] 如果说，符号学的学科危机多多少少是由于理论“太多”而缺乏统一，传播学则恰恰相反。传播学的学科危机则来自于研究方法论的内部危机。于是，两个学科在理论与研究对象上呈现出环肥燕瘦的各自苦恼。本来，瘦有瘦的道理。传播学轻装上阵而不纠结于理论的深邃，而以问题导向诉诸对策研究；符号学通过丰富的理论建构起人文学科的公分母的理想。然而，作为学科的传播学毕竟要有理论支持，而作为人文科学公分母的符号学也必然要落实于对象的某种“指导性”。于是，两者就具备了某种取长补短的现实需求。粗略看来，两者的危机所体现的互补特性有三：一是，符号学在传播学处可以从“玄学”的位置落实于具体的传播现象；同时，传播学可以从符号学处提升学科的学理性；二是，符号学无所不包的问题与传播学较为明晰的对象性有助于自身边界框定，而传播学的学科研究对象则正好借助符号学拓宽视野；三是，方法论的接轨：符号学作为一种科学主义思维的方法论注重定性研究，关于其量化精确问题一直颇有争议。这与符号学自身的文科中的数学的愿景有所出入，而长期主导传播学研究的实证定量研究方法可为有益的补充；反之，传播学自身在研究方法单一的情况也能得到有效的弥补。
那么，这种互补性是否能得到学科自身内在规律的许可？亦即，这两个学科的内在逻辑是否建立于某种可互为印证的共通学理基础之上？以及，这种可能性是否已经在学科发展史中实际运作，而仅仅需要捅破那层薄薄的窗纸？学理是应然的可能，而学史是实然的存在，两者缺一不可并在实际中常常彼此交汇。本文试图从学理与学史两个维度，对两学科在学科互动方面的必要性予以论证，并对这种边界融合的具体形式提供一些具体的判断。
二、 经验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信号传播学”
从名称上看上去，传播学与符号学并不那么“像”，进一步追究，却又发现两者纠缠不清。它们常常看来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与符号学从某些方面上说与符号学研究是同义语。传播学与符号学这两个学科名称术语有时甚至可以互换。 [4] 这种观点得到了来自符号学传统和传播学传统两个领域的不同角度的确证。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的《符号学概论》，将符号学与传播学几乎视为同一对象来处理。以至于中文译者在译序中谈道，“首先，符号学属于传播学，而传播的构成要素也适用于符号学”。 [5] 随后，吉罗在全书开篇第一章即将符号功能界定为“靠讯息来传播观念”，并将雅柯布森的模式视为对传播学理论的一种延展。 [6] 更多的情况，符号学者与传播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将对方视为要素之一。即：符号学将传播视为符号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传播学则常常将符号视为传播的信息方式。再看传播学领域，施拉姆那部经典的《传播学概论》，其中辟专章写“传播的符号”。他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独立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 [7] 。国内学者也基本上接受了该观点，并以此来定义传播学。例如：陈力丹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8] 。 既然如此，传播学可否称为“符号传播学”？本文的观点是：传播学应然并正在走向一门“符号传播学”，但以北美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研究中，传播学实际上并未纳入“符号”的研究维度，因而只能是一种“信号传播学”。
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说清“信号”与“符号”的差异所在。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加之中文翻译的问题 [9] ，信号与符号往往混为一谈。然而要弄清楚“信号传播学”与“符号传播学”就必须弄清楚两者的根本取向的差异。 赵毅衡 教授将“信号”表述为“不要求解释，却要求接受者行动反应”。 [10] 实际上，这一核心差异导致信号与符号的在研究中的差异体现在三个不同倾向。 一是，信号因此无须解释而倾向过程性要素并引向精确量化，符号因其注重解释而倾向受者感知。
从概念上讲，信号作为信息的基本单元，而信息的概念则来自于可计算可量度的物理学概念“熵”。学界广为接受的方式是用对立概念来对它进行定义——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信息即负熵（逆熵）” 。 1948 年， 美国 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 香农 在《通讯的数学理论》指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 , 它可以通过数学共时予以精确计算。“熵”在物理学上指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标志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 进而在科学技术上，常常用来描述、表征体系混乱度的函数。亦被社会科学用以借喻人类社会某些状态的程度。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熵是生物亲序。科学家已经发明了测量无序的量，它称作熵，熵也是混沌度，是内部无序结构的总量。后来在，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 Claude Elwood Shannon ）第一次将“熵”的概念引入到信息论中来。并转而成为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信息”的成对概念，表示一种情境的不确定性和无组织性。 符号则是诉诸意义维度的“感知”。 符号学从一开始就自设为一种超越物理层面的“意义解释”，索绪尔将符号理解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在他的语言学中表述为音义结合）。也就是说，符号需要一个释义，而皮尔斯干脆宣布，“释义之所及，符号之所在”！（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 ） [11] 这就更清楚地将符号界定为某种有关意义的存在。由此，符号学家们最终将符号学界定为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这里并非说信息无关意义，而是说，携带着意义的信息对是外在于意义的“载体”——具有客观实在和自在的意味。而符号则是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在得到感知与被作为符号使用之外，符号无所依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皮尔斯的“释义之所及，符号之所在”。 二是，信号指向反应指向固定反应；而符号因其本质的“任意武断性”而指向不确定的解释，并最终引向无限衍义。
在信息理论术语中，信息与物理科学中的熵非常相似——它是对随机度的一种测量。应用于传播信息理论，它与一个人在组成信息时选择自由度的大小有关。信号在被传输的过程中，往往被视为不变的客观存在，是发出者提供的某种确定无疑的意图。即便存在一个解码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对发出者意图的再现。这种再现存在某种机械主义色彩。这种色彩在传播学领域中导致了显性传播模型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后文将详述。
而符号学的系统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 [12] 这里说符号的本质属性在于“任意武断性”并非否定理据性符号的存在或符号中的理据性存在，而是说：符号这一事物的本质而言，规约才是其更重要并具有意义的方面。换言之，符号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而使用理据性势必湮没符号创生的初始理据性。即便每一个符号在诞生之初，都可能具有某种理据，但是这种理据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地变异为不可考证的内容，并且逐渐失去了考证的必要。 在符号哲学家卡西尔看来，符号的任意武断性及其背后的规约力量，是人类文明传承的本质性力量。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卡西尔将人类文化演化视为两个过程及其交织。一是人类与自然直接交往转向中介化交往的过程。其二是符号自身生产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阶段：第一，以像似与复制关系为主的图像符号阶段；第二，因果关系主导的抽象逻辑符号阶段；第三，纯粹意义的独立符号生产阶段。这三个阶段与皮尔斯的三类符号具有某种对应关系。第一阶段对应像似符号（ icon ），第二阶段对应指示符号（ index ），第三阶段对应规约符号（ symbol ）。从卡西尔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纵向划分可以看到，文明童年期的符号是透明性主导的，而随着人类文明向高级阶段的发展，透明程度逐渐降低，而规约性增强。原初理据性逐渐让位于“使用理据性”。
具体来说，人类文化中，大部分的符号使用，在最初都可能具有某种确切的原因，但随着这种符号的意义进入文化层，最初的功能性理据逐渐退位，并让位于更为纯粹的意义性使用。而这就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在不断的使用中进行规约，其确定的意义是具体情境下的相对确定，其终极结果导向无限衍义。
三是，信号所谓信息的基本单元，所属的学科背景是“信息论”；而符号所谓意义之学，属人文科学之维。
以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播学研究，自设了一种“信息传播论”的方法。这种方法论又是建构在对信息的理解方式上的。它特指 20 世纪三大科学理论之一的“信息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研究方法和变体（如：控制论）。信息，诉诸实存世界——被表述为与物质、能量相并立的第三大要素。其存在的方式是“客观的实存”。 [13] 约翰·菲斯克认为，信息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用来测量某一确定信道所传输的信息总量，并寻求使这个过程达到效率最大化的途径。信息论视野中的信息是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意义。 [14] 建立在上述三个不同倾向上，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主导的早期传播学领域虽然大量地谈论符号，但并未将符号学理论真正引入传播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传播学基础模型之上。本文通过对传播学经典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到传播研究的典型过程局限于“信号传播”。其重点在“信息”及其具体形态“信号”上。这一点，本文下面将通过传播模型中所呈现的要素信息继续予以论述。
三、 从传播模型演进看“信号”到“符号”的转变
由上，我们可以，将以信息论为基础、从社会科学中发展而来并以实证经验主义为主要方法、以对策及效果为主导研究导向的传统传播学研究范式称为“信号传播学”，而将重视符号及其解释作为传播的主体要素的研究方式称为“符号传播学”。当然，两者并非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菲斯克将两者视为传播学的两个基本学派。本文认为，早期经验主义主导传播学是“信号传播学”主导时代，而“传播符号学”思潮在时间上并不晚于前者，但真正可堪与经验主义传统相提并论的的系统研究流派则至今尚未完全形成。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从符号概念的引入正在改变传播学本身的学科面貌，以至于，我们很难清楚地区分“信号传播学”与“符号传播学”。
信息论的机械特性尤其鲜明地体现在早期传播学对传播模型的设定上事实上，传播学早期模型的基本构型就是信息物理学家对信号的线性传播过程。其中除了拉斯韦尔过于单一的 5w 线性模式外，几乎同时提出的“香农 - 韦弗”线性模式几乎构成此后传播过程模式的基本模型。一些学者认为，“今天，在所有促使人们普遍对模式发生兴趣的贡献之中，要数香农的贡献最为重要。就传播研究的技术方面来讲，后来在这方面的所作的许多努力，都是由香农的数学公式激起的” [15] 。众所周知，香农当时任职于贝尔电话实验室，其理论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传播渠道所能运载的最大数量的信号传递问题”。 [16] 该模式作为典型的数学模式，以信号为核心导向的思考模式，重点考虑的是“物理层面的到达”而非意义的生成与解释效果。
图表 1 香农 - 韦弗 数学传播模式（ 1940 ）
以该公式为代表的传播模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引入信号解释与意义层次的问题。如德弗勒模式是通过增加“反馈”机制对香农模式的升级。但对于讯息仍然局限于信号自身的表层结构。菲斯克在列举了传播学中的诸种模式后，总结道：“我们迄今所考虑的各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传播的过程性。它们都假定传播是从讯息 A 到 B 的传递。因此，它们最为关心的是媒介、渠道、转换器、接受、噪音以及反馈，因为这些都是与讯息的发送过程相关的术语。” [17] 的确，这些模型的重点几乎不在对于信息本身所涉及的意涵分析。换言之，它们自设的传播学是一种“信号传播学”而非建立在对意义实现之上的“符号传播学”。不过，从传播学发展史来看，模型的演进逐渐地呈现出对“符号”的重视。这一过程在传播模型上是渐进的。例如，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在德弗勒的反馈机制上进一步引入了“释码者”这一概念。
图表 2 ：奥斯古德 - 施拉姆，循环模式（ 1954 ）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 p22
释码者概念的引入并非对符号的自觉意识，而是研究者在处理信号接收时的问题的自发应对。一方面，译码和编码功能仍然是香农模式中物理发射器与接收器功能的另一种表达，而“释码者”的引入则提供了一种对“信号”自由解释的可能。而多元的意义解释恰恰是皮尔斯符号理论的起点。不过，与典型的符号学概念相比较，我们发现，该模式对于讯息的处理仍然缺乏某种层次的区分，它仅仅将讯息视为一个在传受双方来回循环的简单对象。
稍后的美国传播学者伯格纳提出的“传播总模式”则在讯息层次的区分上大有改观。
图表 3 ：伯格纳，传播总模式（ 1956 ）—— M 把事件 E 感知为 E1
麦奎尔对该模式作了很好的归纳，他认为，这个模式始于“一种感知行为”， E （事件）、 M （人或机器构成的接受者）和 E1 （感知结果）之间是一种感知的关系。在该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播研究对单一的信号传输已经进行了重要的改进。首先，感知作为起点是符号而非信号的的重要特征。前面我们说过，信号诉诸反应，而符号诉诸意义——感知恰恰是符号的一般定义；其次，该模式中，将信息的感知 E1 看作是事件 E 的某种方面的投射，这与此前的模式将信息当作一个数学变量的消耗非常不同。更重要的是，伯格纳引入了形式因子 S ，作为被感知讯息的 SE 是“有关事件的叙述”。因此，麦奎尔认为，“这个模式说明，人类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主观的、有选择的、多变的和不可预测的，人类传播系统是开放的系统。” [18] 该模式是否就是理想的符号传播模式呢？并非完全如此，客观地讲，它属于某种过渡或边界模糊状态。它还存有明显的信息论式的机械思维痕迹。最关键的在于，该模式将人的感知等同于机器的“感知”，这就忽略了符号作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与“信号反应”的本质区别，这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此后的传播学模型理论的发展沿着社会学尤其是场论的方向有着较深入的发展。如赖利夫妇的“大众传播社会模式”强调讯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的群体归属问题。马莱茨克重点突出了接受者的个体结构、自我形象与社会环境要素，他在这个总体场中看待传播信息的系统运行，麦奎尔认为该模式是数十年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的总结。 [19] 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对于社会场的诸多外部生成要素进行了诸多考虑，但它对表意本身内在过程仍然缺乏深入分析。这是由于，这些模式始终将信息传播视为一种经验实证的物理过称的考虑，而未将传播过程上升为一种“人类传播行为艺术”。在这一思路下，尽管要素日渐丰富，但解决的问题始终无法深入意义的多元性与不稳定性这一基本问题。
图表 4 ：马莱兹克系统模式（ 1963 ）
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是对传播学模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其中所收录的模式在对信息本身的解读上并未对“信息”这一关键要素跟进一步的发掘，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即是对始终秉承信息论的单线性思考维度。
这一点，在他的《大众传播模式论》再版时得到了一定的修正。他新补充的两个模式是根据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绘制的编码译码模式，以及菲斯克的媒体话语模式。
图表 5 ：霍尔编码译码模式（ 1980 ） 图表 6 ：菲斯克媒体话语模式（ 1987 ）
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译码模式，传播模式中出现了含义结构的不确定性（图 5 ） [20] 。该模式较为明确的将“含义结构”纳入了大众传播的模式中进行探讨。凸显了“含义”的不确定性。此后麦奎尔根据约翰·费斯克话语理论绘制的媒体话语模式 ( 图 6) [21] ，也关注了“文本的含义是存在于受众的话语世界与植入媒体文本的话语的复合或相似”。这里提出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多义关系问题更清晰地昭示了隐含信息对传播的重要。这一模式是从电视节目的观众心理研究出发解释文本与含义之间的差异关系到受众的态度和体验、外在的话语、文本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它避免了过于表面化地看待信息传播过程。 从符号意义立体维度出发较为全面的是雅柯布森的语义学模式。该模型从时间上来看，并非此前传播学模型的“升级版”，因此，本文与吉纳的观点不同，认为雅柯布森借用传播学的理论其实非常有限。
首先，他的核心观点与经典传播学注重“信息”及其到达是如此的不同。他认为，“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意义存在于全部交流行为中。 [22] 其次，他将表意过程视为一个由六个要素构成的立体过程。这就决定了他的模型完全不同于他同时代或稍早的香农 - 韦弗的单线模式。他进而分析了传播可能具有其中的偏向。如：当偏向于发送者时，情绪性表达占据主导；当侧重于接受者，意动性（ conative ）占据主导；侧重于表意媒介时，信息语义重要性退缩，而成为保持接触的方式。常见的是信息的不断反复造成的信息冗余效果。在信息论中，既无噪音也无冗余的传播在雅柯布森的模式中是不存在的。当传播侧重于元语言时，传播信息往往提供线索对自身进行解码，元语言性就成为较为显性的特征。在这一模型中（图 7 ） [23] ，雅柯布森提出的六因素对信息传播的复杂性和完备性远远超出了“信号传播学”的单线维度。后者仅仅看到了信息的“报告”属性与“指令”两种属性，而雅柯布森六因素考虑了包括元语言性在内的诸多非“信号”要素。
图表 7 ：雅柯布森语义学模式（ 1958 ）
回到对传播学模式的评介本身。应当说，每种模式自有其独特视角，雅柯布森的也不例外。由于他着重考虑的是语言交流问题，对于媒介要素则未加深入分析。此外，雅柯布森的语义模型是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并且对非语言交流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24] ，但今天的传播现实已经是一个包括图形在内的多媒介综合性的广义符号语言叙述。要适应今天的新的传播现实，雅柯布森的语义传播模型也需要通过这些新鲜的文本对模型的普适性提供更多的证明。但无疑该模式对传播模式的纵深化发展是具有巨大的启发性的。我们可以观察到，相比较马莱兹克等后期的诉诸社会要素的传播模型，该模型保持了单一线性的简化状态。马莱兹克诸多外在因素的引入，并不能回答意义传递的成功或失败的基本问题。遗憾的是，今天的传播学理论中，对雅柯布森及其语义模型深入研究甚少。
小结：传播学的符号化与符号学的调适
通过上述传播学经典模型的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经验主义主导的传播学模型建立在机械主义信息论的基础上，因而本文称之为“信号传播学 ”，而在以理论模型为代表的传播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符号深层次含义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从伯格纳的总模式到霍尔的编码译码再到菲斯克的话语模式，我们仍然看到了传播学领域对意义问题的重视。当然，雅柯布森的语义模型并非一个完美的模型，在传播学与符号学的接轨当中，基础模型的深入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是，传播学从机械的信号维度全面转向意义维度以深化自身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是，符号学早期的研究对象集中于语言学或抽象的逻辑学问题，如何与传播理论中的研究对象接轨。符号学界来自索绪尔或雅柯布森语言学那些在有限范围内曾经适用的那些命题，需要面对传媒文化的当下鲜活文本，提出更具普适性效力的解释。
作者简介：
胡易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1] 宣伟伯 , 余也鲁 译述：《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p15
[2] 艾科，《符号学理论》，卢德平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p4.
[3] 郭鸿，《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p11
[4] Paul Bouissac ， 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133.
[5] 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怀宇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译序 p7
[6] 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怀宇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pp1-2
[7]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何道宽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p61
[8] 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 皮尔斯将一般符号称为sign，李幼蒸先生翻译为记号，而信号的英文为signal，两者易混。
[10]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p53
[11] Peirce 1931-58.2. 172 ，转引自： Daniel Chandler ， Semiotics for Beginners ： 2
[12]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9, p.65
[14] 约翰·菲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李彬 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 p235
[15] 约翰逊与克莱尔语，引自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p19
[16] 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p20
[17] 菲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p33
[18]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p27
[19]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pp50-53
[20]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二版）祝建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P129
[21]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二版）祝建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P131
[22]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2 p83
[23]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p153
[24]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8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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