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虽然任何意义表达和解释必须使用符号，符号学是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公分母，但是符号学的主要用武之地是文化研究。尤其在今日，在全球文化正经历重大转型的时刻，符号学为研究人类文化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具体研究文化现象的“门类符号学”，为当今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结合，则使符号学的视野更加宽阔。迄今为止，文化符号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这就需要符号学者们踏踏实实的努力。

关键词：意义，文化，符号学，应用

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意义与理解意义）的必须而且独一无二的工具，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反过来，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因此，符号学即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而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为文化研究的各种课题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方法论，符号学必然以文化研究为最主要目标。

但是，有两个特殊原因，使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小于一般符号学。首先，人类使用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是个超大体系，符号语言学早就形成独立学科，[1]文化语言学也在形成，[2]因此，文化符号学转而更关注非语言符号；第二，因为叙述是符号学最典型的研究对象，叙述学已经发展成独立学科，文化符号学才更关注非叙述文本。

因此，文化符号学，特别关注非语言，非叙述的文化现象。这只是一个分工问题，一个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应当涵盖语言学与叙述学。

符号学是形式论在二十世纪发展的结晶，符号学实际上是形式论的成熟形态。而形式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文化批评的四个基本理论支柱。近半个世纪，文化批评发展迅速，流派迭出，都是以上四个支柱理论的结合，应用与发展。弄清楚这四个支柱理论本身，才能从根子上弄懂现代批评理论的各种变体，及其最新发展，不至于跟着“新潮流”疲于奔命，也不至于地拾捡一些新术语浅尝辄止。

国内学界，在这四个支柱理论上用力并不平衡，对形式论-符号学下的功夫可能最为不足。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最扎实的贡献，此书主要在评述符号学诸家的学说；胡壮麟，王铭玉等人发展了语言符号学，使之成为中国符号学的最大支脉；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一书，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一种总结，自成一家；赵宪章对现代形式美学作了相当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国内尚有不少学者集中精力于符号学的单科应用，例如叶舒宪等人在符号人类学上卓有所成。合起来看，国内学界的符号学研究，已作出不少成绩，但是留下的空白更多，尤其是缺少理论上开发的努力。

这原因倒不完全是国内学界的责任：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符号学本身的发展，遇到比其他三个支柱理论更多的困难。符号学目的是为当代人文-社科各种课题的研究寻找一个共同的方法论。这个任务只能说完成了一部分：当今在各种文化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但是至今的成果不能令人满意，表现在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完整而合用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许多文化符号学著作只是罗列各种应用范围（例如传媒符号学，时尚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影视符号学等等），用同一个理论，涵盖文化研究中任何可能的应用领域，至今尚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

符号学在今日，依然受困于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语言学为符号学提供了基本模式，索绪尔的符号学实为符号语言学。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在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大家手中迅速成熟，符号学在六十年代起步发展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也使之长期难以摆脱语言学模式。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论意义》等）都构筑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符号学。例如巴尔特研究时装，集中于时装的语言描述；格雷马斯提出的符号方阵，实际上是概念语项的对立，都难免落入结构性共时封闭格局。

符号学的另一种模式，是皮尔士于二十世纪初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有“根据性”，这就形成了符号的基本分类，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与非人类符号扩展；皮尔士也模式提出了所指的复杂构成，解释项成为进一步表意的起点，形成无限衍义。由此，符号学突破了语言学模式的封闭系统。西比奥克，艾科等人从皮尔斯理论出发，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士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也是当代符号学的转捩点。有论者甚至认为索绪尔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has been only minor），[3]“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但是并非故作惊人语。对于有志于符号学的学子，应当说是一个适时的提醒。

符号学的第三种模式，建立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即以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这一派坚持巴赫金开创的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长年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提出许多精辟之论。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这一派理论主要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较浓。

这三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各有阻碍符号学进一步发展的弱点。语言学模式由于过于依靠系统的同型性，很难摆脱有机论；逻辑-修辞模式继承了欧洲修辞学传统，但是也重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苏联符号学派对所谓“三论”的热衷，容易使符号学落入准科学，而失去人文学科的敏感与灵活。

从上世纪后二十年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能提出更合适的模式，而当代文化的迅速转型，却对符号学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符号学近年在另外两个方向迅速向前推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

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形式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文化解码理论，霍基等人的社会符号学，博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博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都是这种结合显著的成绩。他们的论辩展开的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的意指看成编织社会话语权力网，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上契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

符号学与心理分析的结合，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所用的“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从“能指链”着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在克里斯苔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中，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结合的桥梁，在性别研究中，如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与符号学相当部分重迭：梅洛-庞迪最早结合符号学与存在主义，格雷马斯，库尔泰等人发展主体符号学理论，塔拉斯提最近的著作发展了存在符号学，[4]德里达从符号角度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喀勒与艾科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了全新的阐发，而希尼与利科等人发展出系统的现象符号学。这是符号学近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号学与这几个文化批评支柱理论的结合，已经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可以说，自从后结构主义兴起开始，几乎所有新起的学说，都是于符号学融合的产物。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学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符号学与非欧美民族哲学传统的结合，也有相当程度的展开。中国学者在整理中国哲学中的符号学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如黄亚平，申小龙，孟华等人的汉字符号学，李先?j等人对先秦名学的总结等。

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认为（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源头：语言学（包括语言哲学），逻辑学，修辞学，阐释学。[5]这个说法显然不全面，美学，诗学，非语言传播研究，认识论，甚至生理学，都为二十世纪符号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6]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因此所有与意义研究相关的学问，不问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参与到符号学中来。如果至今没有能够充分融入，那么符号学的发展就应当下功夫吸收这些理论。目前，符号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项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国的名学，禅宗美学，唯识宗因明学的成果，不仅是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符号学”，而是为了推进一般符号学。

应当坦诚地说明：单靠东方现代之前思想史的理论成果，不太可能为符号学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体系，正如西方二十世纪之前关于符号的讨论，例如欧洲中世纪发达的修辞学，都无法转换成现代符号学。它们只可能有借鉴意义，不可能从西方古代各种有关意义的文献中构筑一种符号学理论体系。这是一种“虚构的谱系学”，或“黄金时代传说”（Golden Legend）。[7]同样，要构筑一个独立的“东方符号学”，一样是荒谬的，因为现代符号学是在现代性充分成熟后，在对意义问题的刨根问底的寻求成为气候时，从多个源头（索绪尔，皮尔士，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等）同时产生的。这种条件在二十世纪之前，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不存在。企图靠十九世纪末之前的“纯中国”学术资源建立一个中国符号学，如靠十九世纪末之前的“纯西方”学术资源建立一个西方符号学，一样是历史的不可能。符号学不可能靠回到任何一种过去来向前推进。

自八十年代以来，符号学本身的主要推进方向，却在“门类符号学”，即各种课题的应用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都涉及意义活动，因此都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例如，在实用符号学方面，出现了广告符号学，商品符号学，商标符号学，时尚符号学，明星符号学，旅游符号学，游戏符号学，体育符号学，竞技符号学，教育符号学，赛博空间符号学等；在社会符号学方面，出现了城市符号学，考古符号学，宗教符号学，亚文化符号学，民俗符号学，生态符号学等等；在艺术符号学方面，出现了电影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图像符号学，建筑符号学，设计符号学等等。以上单子还不包括超出一般社科与人文领域的“准科学”，如法律符号学，人工智能符号学，甚至风水符号学，预测符号学，刑侦符号学等等。

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是近二十年来的成果，其范围之广，确实地证明符号学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总方法论。其中某些著作本是“门类研究”（例如霍尔的大众传媒研究，纳泰兹的音乐符号学）却对符号学理论有所贡献；但是也有相当多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应用的理论局限于浅层次的概念套用学科实践上虽然有意义，却没有能发展理论。符号学理论要从门类符号学实践中得到丰富，还要两个方面有意识的努力。

从这个局面也可看出：现有的理论模式的实践意义有限。无论是语言学模式，逻辑-修辞学模式，信息论模式，在应用中都暴露出局限。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建立一门有理论深度，同时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真正可以作为人文社科“公分母”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近年来，东西方的符号学家都在为此而努力，更成熟的文化符号学已经在形成。

要建立一个文化符号学，我们不得不才去（采取）的方式，一是沿着符号学发展脉络总结符号学至今为止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二是检查今日符号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与其他现代批评学派，以及与中国传统符号理论的结合；三是总结符号学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应用；在总结这三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意义问题（包括意义的产生，发送，传达，接受，理解，变异）是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共有的核心问题，而符号学的任务就是提供研究意义的基本方法。从符号学着手，头绪纷繁的文化现象就有了一个共通的理论框架，相互之间出现比约性，而理论也就不再是架空之论。当今时代面临一个大变局：文化发展迅疾，变型加速，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满溢”。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建立一个文化符号学理论，在今日既有可能，也有迫切的需要。

但是建立文化符号学有一个难点：文化这个大概念本身边界模糊，当前的变化使其边界更为流动，本研究对文化的定义也必须有一定弹性，必须避免套入僵化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符号学理论发展史上有足够的教训，例如巴尔特曾认为各种文化符号学讨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因为必须像本书一样用语言来讨论文化现象，例如不可能用图像讨论图像符号学。[8]如何提出一个相对有效的理论框架，同时保持文化研究本身的动势，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建立文化符号学的另一个难点是：文化符号学发展至今，文献资料虽然丰富，研究路线却相当散乱。目前国内国外已有几种文化符号学论文集，进行理论综合的却并不多。

温纳（Irene Portis Winner）与西比奥克（Jean Umiker-Sebeok）编辑的《文化符号学》[9]一书，是1977年在休斯顿一次会议的论文合集，可见早在70年代，符号学家们就力图建立文化符号学这个学科；

福赛特（Robin Fawcet）等人编辑的《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10]，此书分上下两卷，集合了几十篇文章，上卷讨论社会与语言，下卷讨论文化与语言，理论框架都落在符号语言学之中；

希尔佛曼（Hugh J. Silverman）所编《Cultural Semiosis》[11]论文集，讨论梅洛-庞迪，利奥塔，德里达等人进行的“学科融合”努力，文章非常出色。但是编者承认，该书并不试图综合各家，因为他们并不构成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论著，译成英文后编在几本文集中，其中洛特曼的《心灵宇宙》[12]第二部分关于“符号场”的几篇论文，理论上较完整。但是依然未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

此外国外尚有几本普及类型的书，例如斯威茨（Tony Thwaites）等人编写的《介绍文化传媒研究：符号学方法》[13]把符号学方方面面的实际应用都介绍了，但是重点在各种传媒体裁；达奈赛（Marcel Danesi）的《分析文化：导论与手册》[14]则把文化划成条块，综合的理论就不得不简略。

因此，文化符号学并非细读国内国外已有资料就能完成，因为没有一种文献建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我们不得不对一个世纪以来各个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包括学科融合与课题应用方面的成绩，综合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在当今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推进符号学这门当代批评理论的支柱性学说，为各种课题的文化研究提供一种通用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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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参见邢福宜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0年2版

[3]. Winfried No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4 

[4]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0

[5] 茨维坦．托多洛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页;

[6] Winfried Noth，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

[7] Paul Bouissac, “The‘golden legend’ of semiotics”, Semiotica, 17, 371-384

[8] 罗兰.巴尔特认为“人类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因此符号学研究的是:“当事物与语言相遇时会如何”。《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p.3，p. 10

[9] Irene Portis Winner and Jean Umiker-Sebeok (eds) Semiotics of Culture, The Hague：Mouton 1979. 顺便说一句，Jean Umiker-Sebeok是美国符号学界领袖人物Thomas Albert Sebeok（1920-2001）的妻子。

[10] Robin Fawcet et al (eds),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11] Hugh J Silverman (ed), Cultural Semiosis: Tracing the Signifie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8

[12] Yuri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tr Ann Shukman , London: I.B. Tauris, 1990

[13] Tony Thwaites et al, Introducing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A semiotic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1994

[14]. Marcel Danesi and Paul Perron, Analys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and Handboo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