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符号学”一词被正式提出以前,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之内已经出现了运用符号学方法对民俗文化的符号系统进行讨论的文章。在这一领域,匈牙利学者的贡献非常突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民族学家米哈伊·霍帕尔(Mihaly Hoppal)在追溯民族符号学发展的文章《匈牙利的民族符号学研究》(Ethnosemiotic Research in Hungary)中指出,民族符号学的“史前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他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献,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包括以下几项:匈牙利学者嘉伯•卢克(Gabor Luke)在其1942年出版的专著中对民俗艺术的符号系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民俗学者桑多尔•多墨托尔(Sandor Domotor)专研木制墓碑柱上的标志装饰物,他在1944年以“作为民族志概念的象征”(The Symbol as an Ethnographical Concept)为题发表了论文,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维尔默斯·沃伊特(Vilmos Voigt)就在厄特沃什·罗兰大学开设了民族符号学课程(尽管当时“民族符号学”这一名称还没有产生),为欧洲的民族符号学研究奏响了序曲。1971年,霍帕尔和沃伊特几乎是同时提出了“民族符号学”这一概念。霍帕尔认为,乡村文化中的交流现象可以被视作不同的符号过程,可以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他对交流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符号进行了研究,并揭示出其背后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为了描述这一关注民族学现象之符号过程的学科,他提出了“民族志符号学”(ethnographic semiotics)一词,并以“民族符号学”(ethnosemiotics)作为更加方便的简称。沃伊特则指出,文化符号系统可以通过语言系统模式来实现;因此,个别的民族学现象是具有符号性的,民族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认清一个族群的文化本质。[②]
这种对文化结构之“先在”的否认也体现在民族符号学的发展上。在“文本”概念进入民族符号学研究之后,其研究的对象渐渐从单个的民俗文化符号转向了产生意义的符号整体,也就是文本。这种转变体现在民俗学研究上,就是从对“俗”的关注转向了对“民”的观察与思考。[⑩]这种对文本意义的关注,使得民族符号学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民俗研究范畴,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这方面,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民族符号学:个人和理论的反思》(Ethnosemiotics: Some Person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可谓有开辟之功。
米哈依•洛特曼(Mihhail Lotman)在《心相世界与符号域》(Umwelt and Semiosphere)一文中指出:“心相世界”与“环境”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专业术语上的区别,而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范式——前者认同海德格尔的时空观,将时间和空间视为由“存在”而产生的所在;后者的理论立场则是达尔文主义,把生命体看作时空的产物,时间和空间则被认为是先在的。而尤里• M•洛特曼的“符号域”理论所采取的理论立场,和“心相世界”的话语范式有诸多共通之处。13事实上,这种话语范式的转变不仅体现在民俗学从研究“民俗”到注重“俗民”的变化上,也体现在民族符号学的发展进程上: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民族符号学研究历经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它的发展前景也因此变得更加宽广和开阔,并且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美] 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7。
刘晓静:《约翰•菲斯克研究概述》,载《长江大学学报》,第29卷,第3期,2006。
向华江,张蜜:《菲斯克的文化符号空间》,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9(2)。
Dean MacCannell ,“Ethnosemiotics”, Portis Winner, Irene & Umiker-Sebeok, Jean eds. Semiotics of Culture. The Hague, Paris: Mouton, 1979, pp.149-171.
Péter Józsa ed., Studies in cultural semiotics. P. Budapest: Institute for Culture, 1979.
Vilmos Voigt & Mihály Hoppál, Ethnosemiotics. Budapest: European Folklore Institute, 2003.
Yu V. Bromley and L.P. Kouzmina, “European Ethnology and Folklor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Chicago Journals, 24/4 (1983).
[①] Vilmos Voigt, “Ethnosemiotics”, Thomas A. Sebeok & Marcel Danesi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Berlin, New York : Mouton De Gruyter,1986,p.246.
[②] Mihaly Hoppal, “Ethnosemiotic Research in Hungary”, Hungarian Studies,8/1 (1993),pp.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