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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误识:符号权力的巫术

作者:张怡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7585    2009-11-01 19:54:54

 

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是我们理解自我与本我、小我与大我,个我和世界关系的必经之途。然而文化决不是静止的人类行为的档案记录,文化的各种符号体系无不形塑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础。为逃避人类个体生存的偶然、脆弱和荒谬性,个体必然将自身置于群体的文化体系之中,以获取价值和意义。因此无处不在的差异和竞争渗透着社会生活。与现代制度紧密结盟的文化符号正是在冲突频繁的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区分差异、标示等级的关键角色,与此同时又巧妙地、不易察觉地掩饰着自身的表演。而分工细密、体系庞大的现代社会正日益地依赖符号系统的象征暴力,来巩固和维持它的支配秩序。这正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1930-1932)的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思想。
布迪厄是法国继涂尔干之后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在法国当代人文思想界,他的影响和地位堪与五十年代的萨特和八十年代的福柯媲美。2002年元月的日历还未翻过,与癌症做了顽强搏斗后,布迪厄停止了他的思想历程匆匆辞世。法、德、英、美等国的主要报纸都用大量篇幅作了报道。法新社引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评价:“布迪厄是积极力行的思想家,也是推动思潮的积极分子,此双重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所作的努力将成为历史上最深刻的见证。”
布迪厄如此轰动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与他的社会学成就有关,也因为他自九十年代以来以行动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体制化的舞台上,受到学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应该说布迪厄激活了自左拉、萨特以及福柯以来的知识分子干预时政的传统,使科学、学术越出学院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知识分子争取社会公义和道德的有效力量。
布迪厄是个锐意创新、成绩斐然的社会学家。在此之前社会学在法国曾一度衰落,经过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社会学家的修整,社会学得到自涂尔干以来的全面复兴,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学科设置,而是深入到教育、宗教、文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中,从新的视域提出问题。布迪厄属于经历过60年代反本质主义思潮洗礼的一代,然而和他的同龄人相比,如德里达、福柯等,布迪厄的大师地位直到80年代才得以确立,从5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学研究在此时结出硕果,一批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问世,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由于他晚到的声名和长期以来对学术界保持低调的“局外人”姿态,使他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现代和后现代的争论拉开距离,他持之以恒地探索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社会学方法,给我们带来相当的启发。
布迪厄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即法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现象。他切入问题的意识和路径使他将文化看作由社会-历史形塑的特定符号体系,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在布迪厄看来是几乎重合的两个词。他避开将文化还原为社会结构、个体文化创造、抑或优秀的文化经典和文献档案的传统思路。他认为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space of symbolic stances)中,文化的空间既相对独立同时又与“社会位置空间”( space of social stances)结构上同源(homology)。[1]广阔的研究视野使布迪厄将文化的定义从文本的范畴带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不只是对社会的记录、再现,而且还是动态的,生成性地形塑社会生活。文化的各种符号体系包括语言形构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赖以交流的、实践的社会空间。因此布迪厄毫不含糊的指出:文化是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的游戏,无人能从中遁逸出来做彻底的旁观者,从这一层面言,学者们也称他的文化社会学为“文化的田野工作”。[2]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中最重要的贡献即是揭去文化的中立、自然的表象,突显出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系——提出文化的符号权力理论,并据以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进行批判。布迪厄将高度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由许多相对独立同时在结构上同源的空间“场域”组成,每个场域(field)自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法则,场域间的关系虽然盘根错节,但根本上由它们与支配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比如,他分析19世纪末逐渐形成的相对自主独立的文化生产场域,在结构上与社会空间的等级结构同源,因此享有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场,虽然以“无功利”的反经济逻辑运作,但从未断绝与权力的秘而不宣的交往。布迪厄在教育领域里研究还揭示,晚期资本主义表面不断民主化、社会化的教育体制实际仍然是现存的统治秩序、合法文化再生产的基地,社会支配结构将经济上的不平等分配转化为不易辩识的教育文化资本,将特定的被合法化的文化形式强置(impose)给受教育者,悄然无声地完成对来自不同文化群体,身体性情和习惯迥异的学生的筛选、剔除、分类。
70年代末以来布迪厄越出教育领域更为彻底地检省各个社会文化领域中存在的“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布迪厄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在付出了某些代价后,符号暴力可以发挥与政治暴力、警察暴力同样的作用,而且还更加有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没有为这些‘软性’的暴力形式留出余地,而这些形式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发挥着作用。”[3]从这一意义上看,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的根本点是对文化的认识(recognize)和误认(misrecognize)作用的发现。布迪厄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力图综合古典社会学三条传统,并做出有原创意义的发展:它吸取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资本的理论;韦伯关于宗教等文化领域对经济制度的强大作用的强调,以及他“合理化”之说;涂尔干对社会分类体系以及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分析,这些理论师承无疑启示布迪厄意识到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政治、经济结构作用和反作用。可以说,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是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重构和发展,也是对古典人文主义将文化奉为经典,抽去其历史维度和政治意义的传统观念的突破。
布迪厄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绝非仅仅是将利益观引入文化分析,将文化庸俗化,而是借助“资本”、竞争性的“场域”观勾勒和突显神圣化的文化悄然实施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角色。布迪厄对文化的揭示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对文化的庸俗化和功利化,而应该被读作是对文化偶像、神圣机制的除魅。正如华康德透彻地评价道:布迪厄的哲学人类学不是建立在利益观而是在认识和误认的基础上。布迪厄认为人类行为并不是个体有意识地筹划对财富的积累、对地位和权力的获取,而是遵循一种在人类群体中形成的下意识的“实践感”。为了逃避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荒诞感,个体必须将自己置于一个社会群体中,获得一个名份,一个位置和一项功能。侧身于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存在就必然意味着差异,差异隐含着等级划分,由此交替产生区分(distinction)与掩饰(pretension),认识和误识,任意性和必然性的无穷无尽的辩证关系”。[4]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实践逻辑和认识论反思的知识方案之上。这一独特的知识方案既区别于同时代的文化理论,又体现出强大的综合性力量。它试图溶解势不两立的各种二元对立矛盾,如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者,客观制度与主体身体,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等。布迪厄明确地意识到对社会的研究需要放弃“学究姿态”,回到流动的社会生活中,回到生动的日常实践而不是社会实践的标本中。所谓“实践的逻辑”类似于游戏感,只有亲身参与,沉浸于游戏和实践中,对处身其中的游戏或社会世界获得前反思式的下意识把握,这种下意识把握体现为一种信念(doxa),即将对游戏规则或世界法则的下意识经验内化为身体经验,行动者和游戏、世界之间形成先于判断表述的统一性。这种信念经验(doxic experience)是由行动者和形塑他(她)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关系形成的经验。[5]正如足球运动员通过长期的苦练、熏染,将他们对足球比赛的规则的理解内化进身体的技巧,他们的身体可以本能地意识到球的走向、落点、速度。布迪厄认为,正是行动者和社会世界之间形成的“信念经验”给予行为以目的和意义,并且使得社会世界的等级分类、阶级区分合法化和自然化,使得行动者不加反思地接受加诸他们的许多评价标准和区分等级。
行动者和社会世界的信念关系(doxic relation)使得符号暴力嵌入身体、凝结为语言和社会制度,被视为正常而合法的符号暴力又经由这三者得以再生产。换言之,符号暴力总是以被误认、被否定的形式悄无声息地施展魔法。[6]卡比尔人对当地风俗、村落仪式形成信念关系,既定的规则、制度被内化为身体习惯、性情系统,在实践中下意识地规导他们的行动,维持他们世代相传的对世界、时间、性别和荣誉的理解。而在经济发达、社会高度分化的法国社会,众多的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他们各自的场域中遵循复杂的分类系统的强置性划分,他们无视名牌高校在制造精英的过程中促成不同类型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并再生产社会等级结构的魔术效应;他们也无法穿透这一事实——在貌似同质化的消费社会里,消费、审美趣味仍然和阶级、等级区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误识各项制度的中立与合法性,从而使得被统治者无意识的与统治者合谋,从而统治显得牢不可破。在布迪厄看来,无论是前资本主义还是发达社会的行动者,无不在文化教化作用下形成与社会世界的前反思性的信念关系。
布迪厄起用“信念关系”、“信念”和“惯习”的术语来强调“实践逻辑”,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区别开来,他认为意识形态理论大多以理性行为主义的方式聚焦于观念的灌输,忽略了具体的身体性情。布迪厄大胆地提出认识论试验——形成与传统认识论的断。这即是说,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除了应该放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优越和对立姿态,回到实践和日常生活以外,当务之急是还要将分析工具指向分析者和分析方法自身,只有不断、不留情面的自我反思才能保证社会学认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和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虚无主义(nihilistic relativism)的相对主义不同,布迪厄相信坚持“社会学的社会学”,他认为只有通过认识论反思实现与无反思的“信念关系”的决裂,从而意识到普通行动者不能察觉的“实践的逻辑”并为他们昭示出来。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在强调惯习和信念的同时,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决定论的论调进入了他的理论建构中。布迪厄的理论来源于他所面对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以及他对处身其中的知识场域里丰富的知识传统的大胆挪用与颇有见地的创新,布迪厄并未给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个终极或完美的答案。然而,富于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开拓之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开阔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深刻的理解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1] Edward Lipuma, “Culture in a Theory of Practice”, in Bourdieu: Critic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hicngo Press, Chicago, 1993, p18.
[2] Nichoas Brown and Imre Szeman(eds), Pierre Bourdieu: Fieldwork in Culture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p1-19.
[3] 布迪厄、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P220。
[4] Loic Wacquant ,”Sociologist: Pierre Bourdieu” ,in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98.
[5]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pp66-79.
 
[6]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pp112-121. Pierre Bourdieu, 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pp17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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