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纭繁杂的西方当代文论及其思潮对现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不管在这其中是如何的丰富多样头绪难理，但有一点是任何一个接受西方当代文论思想人，哪怕处在一种非常粗浅的认知中，都认识到文论已经从一个灰色的、“自言自语”的地带真正地进入到“人”本身这样一个具像的、明确地范畴之中。文论不再是把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文学当成本体的、自成一体的主体进行言说，而是把“人”及其“人的文学”当作惟一的主体性存在进行叙述。不管是文本、作者、读者，还是现象、结构、分析、叙述等，都是对“人”的存在及存在状态的关照，是“人”的本真性现实的未来性探求。乔纳森•卡勒十分模糊地来解释“什么是文学”这一古老而现代的问题时说：“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既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的作品。”卡勒自己也显然不能满意于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缺乏具体指向的解释，于是他引用了詹姆斯•乔伊斯《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一句话：“伊恩斯在一个空间里，它是一个大得令人生厌的空间，他一个人居住。”（1997）灰色的理论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呈现明确地指向了它所要关注的对象及其存在性方式。
一
如果我们还认为这种指向还是指向“人”的“超验的世界”或是在意识与灵魂之间徘徊着一种空洞的精神家园，那么，我们实际上还是被一些“先验”的东西所遮蔽。事实上，当代文论对人的重新指向，有一重要的转型??回到人的身体本身。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再从“思想”、“意识”、“精神”的角度做出测定，甚至不再从观念、教养和文化的角度做出测定，人的根本性差别此时通过自己存在的身体自身呈现出来。身体及其呈现的话语方式，我们可以在现象学、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中，在伯格、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辐轲、布尔迪厄以及Susan Bordo的思想与著作中找到精辟的解析。其中像这样一些探求身体本身的题目如：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M. Featherstone等eds)就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人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者，就不是和有机体结合在一起的心灵，而是生存的往复摆动；这个存在某个时期让自己采用肉体形式，在另一个时期又转向个人行为。”
身体从人有了“言语是思想的表象，文字是言语的表象”(Aristotle)开始，就逐渐从人自身脱离而去，它不再成为人本身的本质性存在，而只是一个自然的、无法摆脱的、令人时刻提防的“结构”。从柏拉图开始，就将身体与灵魂对立起来，在他对这种隐而不现的理念，对本质的“一”的苦心探求过程中，认为只有灵魂是真实的、纯洁的、向善的和不朽的，而身体是错误的、贪欲的、邪恶的和短暂的。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他的“上帝”与柏拉图神秘的“理念”具有相类似的品质，绝对、永恒又自足。与柏拉图的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作为真理的理念一样，在奥古斯丁看来，欲望的身体是无法接近上帝并赢得他的怜爱的。要接近上帝，只有克制一切身体的欲望，摆脱身体的束缚并使自己离开身体这个肉身而生活。自此，禁欲主义的漫长帷幕被拉开，形成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转喻形式：世俗人与僧侣，地上与天国，国家与教会等。
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短暂过渡之后，理性在反击神学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培根、笛卡尔等人对启蒙运动的推动，将知识与理性植入到人本真力量之中。虽然身体还未能从厚厚的黑袍中显露出来，但身体不再被“灵魂”与“理念”所厌恶。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人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人的历史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的历史。在这个时候，身体倒更像是一个幽灵，伴随着人的意识与精神而游荡。马克思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他随后赋予意识一个物质基础，并且相信，正是身体的饥寒交迫是历史的基础性动力。由此，身体第一次被重新发现，并与精神和意识联系起来，虽然意识与身体的伦理关系被转换成意识与工具的关系，但这并不能掩盖身体要显现出自身来。
尼采提出了一切从身体出发的认知基础，以此来拒绝将人看成是智慧的存在，或是信仰的存在，或是理性的存在的形而上的认定。“我们处在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从身体出发，“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超过它，奔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让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权力意志》，2000，中央编译出版，第22页）那么，什么是尼采的身体，海德格尔有过精辟的解释：“身体这个词指的是有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这些冲动、驱力和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因为动物性的生存仅仅是身体化的，它就是权力意志。”（Martin Heidegger,1997）如此，人首先是一个身体和动物性存在，理性只是这个身体上的附着物，一个小小的“语词”。这样，身体从意志、理性以及灵魂的幔布中逃离出来，跳出了那个漫长的二无叙述传统，并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自为”的存在方式。由尼采始，对世界认知的中心逐步向人的身体转向，并试图从身体的角度来获得各种各样的解释性意义。
二
当许多年轻的作家，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作家热衷于“隐私写作”，“身体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时，当许多欣赏的或厌恶的人都困惑于作品中“身体的感性呈现”“身体的肉欲张扬”甚至是“性的直接展露”时，他们对这样一些文学的指向性及其被社会的某种宽容、接受甚至是追捧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惊讶。在一片闹哄哄的喧嚣之中，不乏有较认真地思考和试图探求其真实意义的声音出现：“身体充当了这次文学造反的角色。与它有关的生活开始登场，与它有关的细节被摹写。更重要的，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儒道释等思想传统，也不再是如何传达和承载这些思想，而是想到具体的故事、细节、场景、人情风俗、人物的欲望和情感起伏，等等。”也就是说，意识与理念在这个时候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缺场”，它不再“即时地”来控制和左右人对自身及身体的要求与张扬，身体及其欲望以过分夸张的方式来嘲笑意识在此刻的疲软的窘迫。
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能从罗兰•巴特那里找到思想的源头。罗兰•巴特从阅读的角度将身体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富有想象力地将身体拖进了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在他那里，文本字里行间埋藏的不是‘意义’，而是‘快感’，阅读不再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身体转向》，汪民安，2003）在这里，巴特把文学是人达到自由的理想精神境界的神话给打破，文学的阅读及交流的过程变成了身体的行为、快感生产的行为。快感的享用是不折不扣的反知识、反理性的身体实践，阅读解构了知识和意识的束缚后，狂喜便接踵而至。此时，身体冲破意识的羁绊，张扬地把持了文本的消费位置。在罗兰•巴特这里，阅读成为了人个体的身体实践过程，身体成为这个个体体验的核心。文本再是无形的意识的空洞抽象流动，而是在个体的有形的、具像的、身体的当下的趣味和快感的生产中呈现出来。在这个身体的过程，文本不再孤立以“物”的方式静止的存在，而是在鲜活的“生命”的方式显现。
话题到这里，应该提到法国人Michel Foucault了。辐柯从尼采那里认识了身体的概念，并从身体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及谱系学。这样一个谱系学断然地根除了意识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主宰位置，断然地拒绝了主体的假设，断然地同形形色色地精神现象学决裂。“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记，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Language, Counter Memory, Practice, Bouchard, 1981）虽然在辐轲那里，是“历史摧毁了身体”，是宰制性的权力在锻造着身体，身体只能在隐秘的自我的审美中展开，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把身体置于丰富多样的社会中的主体位置。“在辐轲的批判背后，涌现出了对自由的、原始的、前话语的身体中的他者的追求。辐轲的哲学乡愁就是对先于社会契约性的身体探求。”（《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布莱恩•特纳）
在辐轲那里把身体置于一个体系中，身体抽离于一个具体的肉身，指向了人的社会及其繁杂关系的“表面与器具”，是人及其关系一个自然的“处所”。那么，一切社会因素的融合与变革，就必然地无法脱离这个“处所”，也无法越过这个“表面”，也无法在缺失这个“器具”中出现和运动。当我们学会远离那种形而上的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的反复演绎时，人和其身体本身就会自然地呈现在已经习惯于只能“远眺”的眼睛的前面，并自然地、交融着一切关系及意义的方式把自己展开。“身体是一个交流系统，这样一个观点很完善地奠定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比如，我们借以谈论政治和社会的很多隐喻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同上）
三
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为身体的显现及其话语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转喻形式，性感、单身、丰满、人体艺术、时装秀、模特等等，成为了现代消费社会中身体呈现的矛盾概念。一方面是女性对自身独立性和社会权力及地位的要求而产生的对抗性的情绪，导致对从这种男性社会思维下形成的对女性社会角色根深地固单面性的歧视性的认同敌视；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所产生的即时性的快感存在体验，把人对自身的目的性意义置放于当下的可感知的生存体验过程中，女性在芭芭拉•克鲁格所谓的“我买故我在”的消费文化下，又很难能独立于这股潮流去溯流而行。女性和女性的身体既未能逃离原有的概念界线，同时又在新的转喻形式中融入了某种苦涩的基调，使身体在消费社会更以某种“膨胀”的形态来张扬它的“话语方式”（如整形美容、美胸等等）。
这种矛盾的心态甚至影响到人对自我目的性的不确定性，似乎又不得不试图从这种自我目的性的不确定中找到身体本身存在的价值肯定。法国电影《女人天地》是这一心态很好的一个注脚。由法国大鼻子影星扮演的一位人类学教授指导了一位年青的女博士生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很自然，女博士生对女性自身在物质的、感观刺激中的快感消费中的角色和位置有浓厚的兴趣。当她每次向这位人类学教授提出自己的论文设想时，总是要承受这位教授漫不经心的敷衍态度。而此刻这位以女性主义自居的人类学教授的眼神正随着那些身着超短裙的女孩子的身影而转动。于是，这个性格倔犟、衣着朴素、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同时又不自觉地暗恋自己导师的女博士，化名为“Crosdinla”与巴黎的浪荡女子结交朋友，并时常衣着性感去体验这些女子如何与上流社会的男子人们周旋的过程。而巧合的是，这位教授也喜欢出没于这类场合，因此拜倒在“Crosdinla”的美貌和性感下，与庸俗的男子争疯吃醋。这位人类学的女博士生痛苦的是，有知识、衣着补素、坚持自我独立的并爱恋教授的她本人，却无法获得教授心；而那个她按男性社会的要求而装扮成的一个性感的女郎，却俘获了教授的爱情，而且陷入一种迷狂的境界。电影的结局虽然回到了教授反醒后真正认识到女博士爱的价值并重归于好的那种让人酸掉牙的结果上，但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心态，恰好正是消费文化社会中人们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矛盾的心情。
女性为什么会矛盾并困惑于自己的身体呢？
实际上，是女性对身体认知中过度的意识性的反抗导致了这种失落的情结。女性主义在确定了现有的父权制社会中存在着性别的二元对立，并就此认定女性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被抑制的地位上。为了反抗并由此获得应有的社会角色，女性主义也对身体本身进行了反攻。法国女权主义重要的批评家露丝•伊瑞格瑞提出了与男性理性化语言相对立的非理性的话语方式“女人腔”的主张，“在我们的唇间，你的和我的，许多种声音，无数种制造不尽的回声的方法在前后摇荡。一个人永远不能从另一个人中分开来。我/你：我们总是复合在一起。这怎么会出现一个统治另一个、压迫另一个的声音、语调、意义的情况呢？一个人不能从另一个中分开，但这也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区别。”（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文理论》）通过认定由自然的人之身体发出的声音、语言的话语方式的本源性，伊瑞格瑞抨击了人的肉体被符码化的社会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身体已经被符码化地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且被文化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健的和有阳具，女性则是被动的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身体的社会和心理学意义。”（同上）在伊瑞格瑞看来，女性只有把自己及其身体与男性的意义化的社会身体诉求相同一，是实现女性独立并自立于文化意义社会下的一种途径。所以在伊瑞格瑞这里，身体的同一性在于身体意义的符码的同一性上。
而在另一位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那里，是主张女性就是要通过身体的展示来获得社会角色的认定，并提出通过“描写躯体”的写作来达到目的。她认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女性“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大出版，1992）据此，西苏所认为的女性“描写躯体”的写作，是把肉体的展示性快感与美感之间建立联系，“描写躯体，描写的全是渴求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她自己的色情质激昂而贴切的提问。这一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实践，……发展或伴随着一系列的创作方法和真正的美学活动，每个迷人的阶段都塑造出一些令人回味的幻境和形象、一种美的东西。”（同上）不同于伊瑞格瑞，西苏鲜明地强化女性身体本身张扬的价值所在，“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对自我身体的自信及肯定。用自我的身体找到自立于二元社会中的角色，这更彰显了女性的真正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同，而这恰好是从自己身体本身找到了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