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社会大面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传统的美学实际上已经死了。但是由于社会基础运行的巨大变更，从消费关系基础化的内部产生了重振美学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和美学发展的广阔空间。美学必须调整姿态、改变学科布局和知识话语策略方能在新的世界中据位。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于前消费时代的历史契机。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实际上关涉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命运。由此，我以为，有必要就这次机遇之于美学未来发展的意义展开讨论，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美学未来发展的可能空间。就此的讨论、理解、认同若何，实际上关系到我们能否真的抓得住这一次机遇。
一
就与时代的关系而言，现代学科谱系中的美学其实早已经死了。这种死以消费时代的来临为标志。在西方，大约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在国内，则是20世纪90年代。这种死直接体现为人类社会大面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美学研究及其影响力在事实上的一系列重大变迁。
首先，是在学科内部传统美学视野的解体1。它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生活的审美化与艺术的生活化使艺术的“自律性”边界被取消（一同被取消的是“文学性”边界的持守）；2）学术、知识生产在消费逻辑中由于向“文化资本”转变而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超越性距离；3）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合流消除了精神/现实、形上/形下的二元分野；4）美学精神作为“审美救世”的乌托邦意向失去感召力。这四个方面从对象、机制、逻辑根据和价值精神四个方面决定了传统文艺学知识建制在这个时代的解体。
其次，在与时代的外部关系上传统美学的价值精神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在系统的知识建制解体之后，它的精神逐渐转化为一种与消费社会的时代主潮相敌对的思想立场和价值主张。美学系统知识的解体可以Theodor W ·Adorno的《美学原理》（1969）为标志——一种在正面系统的知识建制不可能之后宣布建立的所谓“否定辩证法”背景下的“非确定性美学”，一种作为“否定性知识”而出现的“学科”。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正面系统的美学理论著作。而否定性精神则在横贯一个世纪之久的社会批判理论潮流中不断积聚、汇流、成型。它肇始于18时纪中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经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操练，最终演变为以波德里亚为代表的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和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代表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说这些批判理论的精神内核是美学精神，是因为这些批判在精神气质上是审美主义的，而非法理性的社会批判。一方面，它从未展开为法理性意义上的规范论证，它所据持的正面价值主张从未展现为规范性陈述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它据以否定资本主义现实的终极价值根据正是德国古典美学所一再张扬的价值——说彻底，就是自康德、席勒、黑格尔一直到海德格尔诸人所悬设为人类最高价值样本的审美状态：一种自由、自适、无异化、无分裂而又意义充盈的状态，一种解脱了一切束缚而又诗意横生的终极价值状态。关键是，在批判理论的陈述中，这种价值一直是作为现实社会的否定性力量而出现的，它作为据以批判现实的否定性价值立场和背景而支撑起批判理论的价值凭托。比如，与“单向度的人”相对应的“丰富的人”（马尔库塞），与商品世界“普遍异化状态”相对应的人类原初“总体理想”的回归（本雅明），与“空洞的能指”、“空洞的现在”相对应的意义充盈的“有机时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消费的神话”相对应的有“真实距离”思想乌托邦（波德里亚）等等。从艺术或审美状态中提取对现实的否定性依据一直是批判理论家们，包括也海德格尔等人在内的基本“思路”。正是在这样的据持之下，阿多诺才敢于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是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2，本雅明才敢于在艺术的“震惊”和“陌生化”之中去寻求对整体“社会异化”的“救赎”，海德格尔才会将诗意的回复视为“归家”。
但是，审美状态哲学化、终极化的价值显然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一种抽空了所有社会事物区位划分和时空状态的大写的“人”的价值，一种将在现实生活中偶尔“入神”的状态提升为普遍化状态的价值。毫无疑问，人类永远都不可能只生活在审美中，社会无论怎样的解放和发达，必有一死的人还是只能在具体时空的推移和分裂中度过一生。因此，有效的社会批判必须在社会事物的区位划分中做对位性分析，整体主义的批判一定是凌空蹈虚的。关键是，这种价值立场及其在国内的流传已走向了与消费社会时代大潮的直接敌对，由此而生发的种种对现实的分析或所谓“文化研究”几乎清一色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声讨，而且养育了一种弥漫周遭的社会文化氛围。由此而来的社会情绪、“美学精神”之类几乎变成了敌视现实的精神堡垒。
显然，一种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就与消费社会敌对的学科是无法进入这个时代的。在此的两难选择是：要么是美学错了，要么是时代错了。如果美学批判能够展示为否定消费社会合法性的规范性论证，而且论证有力，那么我们可以相信美学；但是如果仅仅是整体主义凌空蹈虚的批判，我们就可以断然地说，美学必须改弦更张，审美主义必须从对美学学科的精神统治状态中清除出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美学学科的死将是无法救药的死。
具体地说，这种批判已显示出与社会发展潮流相悖的如下弊端：
1）由于它依然强固持守高端价值的立场，其理论的表述者除同好的圈子之外难于发现应和，因而容易养成一种在悲怨、偏执和自我欣赏中的视野封闭。这种封闭会导致对消费社会茁壮成长的新感性及其需要肯定性发现和陈述的地方视而不见。由此，它将日益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
2）由于所持守的价值本身是终极而高端的，在打量现实的时候，它会将在这种打量下显示为“无高度”、“无深度”的现实和精神景观天然地斥之为“堕落”，并会进而推论出这种社会之无限堕落的末世图景。“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3尤其在国内学界，这种带末世论色彩的所谓精神文化生态的描述多如牛毛并早已泛滥成灾。
3）为寻找出路计，这种批判的立场终究会走到对形上/形下之张力结构的新的价值次序和统治模式的非法理性诉求：一种希望又回到精神统治秩序中去的重新要求。这种诉求早在本雅明的“救赎”论中就有鲜明的体现，而在国内近年掀起的列奥·斯特劳斯热中已鼓其流而扬其波。
高端价值的批判和对消费社会的拒绝姿态造成了一种阻碍：它使审美主义的持守者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愿意俯下身来。对批判理论和许多人文学者来说，一种昂首拒绝的格式化表情仿佛已成了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象征。批判、否定和自傲被不断地领会为美学、文艺学的“学科品格”和“美学精神”。这样，文学理论和美学与时代的关系就在事实上被定位了：它被定格为与消费社会天然敌对的学科。在这种情形下，谁要谈消费社会的合法性或探讨美学进入现实的可能性是要受“良心”谴责的。在学术会堂上被追问与资本力量“合谋”或追究发言者的“立场”已不是个别事件。
因此，为美学的发展计，我们必须对美学重新定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寻求美学发展的时代契机。
二
事实是，即使在西方，跨国公司的“文化动员”和世界性的“美学塑造”也丝毫不受波德里亚们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新技术的标准化和源源不断的创新大跨步地占领世界市场，而且有队伍庞大的美学工作者和设计工作者在理论上论证、呼唤和迎接一个“美学设计时代”的到来4。换言之，在消费社会时代，美学理论和设计技术的结合在西方正在通过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运作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并且是新一轮资本扩张的急先锋。这意味：所谓“美学设计时代”的到来并不仅仅是理论家们的悬想，它正在经济运行的基础领域实现突破。
说消费社会时代同时是一个美学设计时代，学理根据在于：由于消费社会是一个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向的时代，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都必须依赖于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消费关系于是基础化了：生产关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都要在消费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整合。消费关系的基础化表明，经济战略而不是意识形态纷争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在此种情况之下，不管是哪一个地区、哪一种文化或哪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力量，它能否通过强有力的文化动员而实现消费者在广阔范围内的自由认同，就成为所有商品生产和经济战略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而美学设计或者说文化设计就由此成为所有商品生产内在经营机制的一个普遍性环节。说它是一个普遍性环节是指：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那一种经济形态，它在设计其经营战略的时候，商品形象和营销策略的文化设计及其执行策略都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共通性环节。这样，美学设计就成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内部因素，而不仅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精神的设计向经济基础之内在构成的植入，显然是消费时代所特有的。精神设计进入整个经济领域的实在运行，作为一个标志，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转换关系之在消费时代的新的历史刻度和表征。此所谓精神设计向基础领域的进入当然并不是指马尔库塞或本雅明所说的“文化工业”，也不是指批判理论家们依然在二元论意识背景下看到的“消费意识形态”。
显然，这是一次美学大发展并重新调整美学与时代的战略关系的历史性良机。不管传统美学的持守者们姿态如何，经济领域的美学设计都一定会成长壮大成另一种与时代相互应的“美学”。因为它关涉太过广阔的市场空间，关涉消费时代经济运行的命脉。与传统美学仅止于“思辩的美学”不同，这种美学不仅是思想的、诗意的，尤其是实战的。它所成长的空间不仅是思想的空间、文化的空间，尤其是经济的空间。无论有多少理由，美学、文学文化批评的从业者们都没有理由将这些空间的占取和争夺拱手让人。一方面，市场中成长起来的“美学”需要思想化的批判、分析和处理，否则它会变为纯粹与资本力量共谋的推销术（消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美学设计的系统化、知识化和技术化需要总结研讨和不断创新。而面对如此广阔而又能直接进入时代深处的学科前景，我们的美学实际上尚未起步。
在此，我认为首先要分清美学、文艺学作为学科的立场和审美主义立场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认为美学或理论思考只要关注或进入了设计领域就一定是在为资本家赚钱或者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按波德里亚们的“消费意识形态”理论，这种楔入了经济运行的美学显然只能是赢利策划的一个部分，其立场指向是无庸质疑的。但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证明：正因为商品美学设计的无限丰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化需要的满足乃至“反抗”才成为可能。正如一句流行的话：顾客是上帝。因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地说，只有站在广大消费者的立场，充分考虑了消费者需要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良性价比的设计才是好设计。因为能否赚钱，不是资本家说了算，而是消费者买不买——这样的争论显然未抓住事情的根本。因为在此所关涉的不是某一个具体设计的立场问题，而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消费社会时代的关系问题。如果不想彻底被时代所抛弃，我们就必须考虑美学如何进入消费时代的问题。具体地说，作为学科的知识追求，我们不妨牢记马克斯·韦伯的教导，严守“学术作为志业”的中立立场，将消费时代的美学设计纳入美学、文艺学学科的研究视野。而作为具体美学思想的立场选择则可以是多元化和开放性的。须防止用审美主义的价值立场来取代美学、文艺学的学科立场，或者干脆把定于一尊的审美主义直接说成是“美学品格”或“艺术精神”。对审美主义的理解必须历史化。
其次，要看到美学设计进入基础领域是美学、文艺学战略性发展的一次历史良机并且要牢牢抓住这一良机。如果说精神设计向基础领域迈进，是消费社会的经济运行形态变化的标志，那么，也可以说，它提供给美学文艺学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美学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象消费时代这样可通过设计的环节直接进入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运行：在有意识的设计之下，美学的思想、评论以及形象设计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运行的战略空间。关键的是：通过对作为经济策略的文化设计的分析、总结和理论研讨，美学设计可以环节化、标准化和系统化，从而转换成一套具有实战价值的知识、技术系统。即是说，美学可以象科学技术一样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当然，作为人文学科，美学不应该也不可能都技术化和知识化。作为纯理论研讨的美学和作为技术设计的美学不妨保持一种张力关系。思想与设计并重，知识与技术共存，不同的内容由不同的美学领域来承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将消费时代这种战略空间的争夺、关切、正面研讨以及设计力量的积蓄和培养拱手让人。因为这是美学重整的天赐的机遇，也是唯一的机遇。即使仅仅就纯理论的研究而言，美学如果不改变它对消费时代的拒绝姿态，它也早已经丧失了对这个运行极为复杂的传媒时代的阐释功能。而从这样的角度来打量，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审美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张艺谋“迎合西方”之类的指责是如何的因站偏了角度而无关痛痒！
三
还有一个环节必须考虑：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中的据位。从西方引入的美学一直是以一种普遍知识的样貌出现的，在其中谈论所谓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现代表达。这里有太过复杂的历史纠缠和原因。不过，在全球化时代打量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参照背景已经变了。由于消费体系的普世化同时意味着这种生存样式的世界化，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的生产—生活形式正在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而这正是所谓“全球化”的要害和核心。在消费体系中，由于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是资本和市场扩张的前提，因而文化偏好、知识信念、生活情趣等等的传播度、影响力等“文化动员”成为整个商品生产的内在环节和战略机制。在此种情形下，民族文化的战略空间就直接转化为经济、政治的战略空间，因而也是民族生存的战略空间。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世界格局中的据位就进而变成了一种生存性的据位，文化空间的大小亦在相当程度上标示着生存空间的大小。在此，必须摈弃民族性/世界性或传统性/现代性之类二元论的打量坐标，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播及其世界位置的谋取已根本不是什么“本真性诉求”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乃至现代性问题，而是消费时代的生存战略问题。必须指出：全球化决不意味着一个普世化无差别时代的到来，人和人之间、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划分以及由这种差异而导致的生活秩序和等级，每时每刻都在加剧、转化和发生，而这种转化又是以文化的信持力、影响力的变化为前提的。
由此，我们必须考虑美学知识及其价值涵韵的民族性问题。要防止在所谓“普遍知识”追求的掩盖之下又将重建的美学不仅在知识领域尤其在经济领域塑造成后现代西学的代理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普适性学理和民族性知识话语、审美情趣的调谐，地方性知识和普遍知识的调协。这里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推进和展开。
一句话，全球化消费化时代既是重振美学的一线新机，又从根本上决定着美学该如何重振。关键是：美学将如何把握好这个时代。
2004年8月
注解：
1 参见曹顺庆、吴兴明：《正在消失的乌托邦——论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与美学视野的解体》，《文学评论》2003年03期。
2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3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4 参见马克·第亚尼编著：《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