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尔苏的这本文集[1]，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道出了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对千年的旧问题‘意义’作一次深度探索”。实际上，从未有人做过“跨文化符号学”或者“比较符号学”的专门工作，本书可以说是对此的第一次自觉努力。

众所周知，“指称”和“意义”乃是21世纪西方思想“语言转向”的中心论题。在符号学家眼中，唯有符号才使得表意成为可能。怎样把语词的意义与人的主体性、文化场进行综合考量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而符号学无疑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方法论。

正如作者在前言所示，Parallels, Interactions, and Illumination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是对中西比较符号学（Sino-Western comparative semiotics）做的开拓性研究。通过对中西符号理论的源头、发展和应用等进行较全面的梳理和对比，旨在深入探讨“意义”这一古老命题。作者并非重复前人的本体论现实之出发角度来言说“意义”，而是着眼于符号及其阐释关系这一框架来洞悉“意义”之何在。本书内容涉及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中包括：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等，不仅跨越中西语境，也展示了跨学科的综合性考察之意图。

本书的前三章主要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意义的认识论问题。作者重访了中西符号现实主义传统（semiotic realism）的两条平行线—西方以柏拉图和胡塞尔的思想为代表，中国则以墨子与欧阳建为典型。作者指出，20世纪之前两方思想的发展并无交集，但是关于意义却有着共同的基础命题—符号之外的世界（extrasemiotic world）与人类借用语言来表征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紧接此问题，作者对比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模式和德里达对其理论的改造，并同时指出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也难以提供有效的意义理论。第三章聚焦于卡西尔和哈贝马斯这两位理论家，他们不再局限于索绪尔的纯文本之结构主义分析，而更强调人对语言符号的阐释—一种“主体的回归”（return of the subject）。

本书最后四章把皮尔士和巴尔特的符号理论应用于语言、隐喻、社会习俗和流行文化的解析当中。作者指出皮尔士作为符号学家的重要性常被“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头衔所遮蔽，并将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index, icon, symbol）运用到对中国汉字分类和隐喻的研究中，着实为“洋为中用”的理论互动作了生动说明。最后一章里，作者放眼于文化场，对“神话”（myth）的生产和传播之符号表意进行解析，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和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为例，揭露“神话制作”(myth making)背后潜伏的社会-经济功能。

由于与语言学的渊源，符号学常常被狭隘地认为是封闭的文本分析工具。然而此书通过对皮尔士等学者的符号理论进行详实的说明和推介，强调了人的阐释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元语言对符号解读的重要影响，有力地验证了符号学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另一方面，符号学至今都仍以西方的研究为主，中国的哲学传统长期被忽略。而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本书作者丁尔苏长期在苏州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国内外名校任教；从九十年代开始，他就开始献身于符号学，在我国符号学运动的发展中贡献良多；而此次这本《对应，互动与启迪：中西符号理论之沟通》的出版，则有望引起中西学界对于中国符号学的关注，让符号学向真正的跨文化学科推进一大步。

丁尔苏的符号学著作一直在给着国内读者以启迪，而这次的著作虽然以英文出版，但其中有的篇章，另有中文译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其出版的文集《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中：比如其中的“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论‘诗性逻辑’”、“重建隐喻与文化的联系”、“神话制作及其社会心理功用”等。事有凑巧，这正是丁尔苏这本英文著作的下半部分，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后四章”。复旦大学出版的文集，共有二十多篇文章，胜在丰富绚烂；而这本英文著作作为整合一体的专著，则胜在问题意识的尖锐与周全，论述的有力和简练。对两本著作进行对照阅读，或许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进入作者为我们打开的问题视域。

最后，丁尔苏的英文著作中，尚有不少部分没有作为中文发表；而他汉语文集中的一些篇章，英语读者们也未尝有幸得见。因此，我们不妨期待他的著作源源不断地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中涌现——我想，这应该是他全世界读者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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