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简评

    符号学是意义之学，对象（各种各样的符号现象）召唤着符号（意义）发掘，解释项（主要指人）通过符号活动而认识对象，达成意义。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活动（semiosis）之学，在共时层面上，无数具体而个别的符号活动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层面）展开，共同推动了符号学事业的整体发展，而在历时层面上，如果深入特定、单一符号活动内部进行深入剖析，则可以发现符号活动的生生不息，如图所示（其中R代表符号再现，O代表对象）：

综合而言，如果说符号活动在特定环境中的多面展开流露出符号学的博大，那么，符号活动自身内部的无尽推演，则深刻彰显出人类的求知欲望和认识能力的无限追求，于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论，符号学都是一门“永远在路上”的学科。

    在“永远在路上”这层意义上，或许能够更真切地认识美国符号学家约翰·迪利的著作《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1]。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的第一个特色，是通过符号学的谱系梳理，为我们提供出一条符号学发展线路图。这显然同《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脱胎于迪利另一部上千页的厚重符号学著作《理解的四个时期》[2]有关，而正如后者的副标题所示：“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哲学的首次后现代性通览”，迪利在其中可谓筚路蓝缕地通盘考察了所谓“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现代时期”、“后现代时期”等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四个符号学发展阶段。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的第二个特色，是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充满扭曲回环的符号学发展之路。它将皮尔斯视为后现代的晨星，将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视为真正的后现代理论，然而，这种后现代理论却并非自现代而来，现代科学依循的是笛卡尔一路，如果说笛卡尔主义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思是心灵之中对理念的某种意识，那么皮尔斯秉承中世纪人物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1589——1644）的主张，则是持一种外在论者的观点，把思看作指向其对象的符号活动。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的第三个特色，是关于对话之路的垦拓。这不仅是因为书后的确附有名为“‘符号学家’与‘唯实论者’的对话”这样的章节，以及如书名“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所示而将其看作符号学与哲学之间的对话，以明了符号学属于认识论一脉的哲学渊源，甚至用一种历时性对话的方式看待皮尔斯对笛卡尔的批驳和对普安索的继承，用一种共时性对话的方式来看待索绪尔符号学（semiology）和皮尔斯符号学（semiotics）的异同，用圈层之间的对话这种眼光来考察动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等等符号学细分发展，以明了符号学内部迥异于欧陆特色的美国特色，更为深刻地，或许是正如迪利专门为本书中文版所写序言中所表示的那样：“通过符号学，我们能够发现，把我们同自然分开的是关于符号活动的认识，把我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同自然连为整体的同样是关于符号活动的认识”，于是，我们能够更为谦卑地克制“人类中心论”这种傲慢，明白我们对于我们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具有一种新的维度，更好地与众生对话、与自身对话。